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成为北宋第一位皇帝，是为宋太祖。而在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这种由下属夺取上司政权而自立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赵匡胤在建立北宋之后，害怕五代十国的兵变在自己身上重演，于是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迫使手下武将交出了兵权。而作为一介武人，他又懂得“马上”可打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宰相还是得由文官来做。因此，他决定把“重文抑武”作为国策，并且让这个国策成为了宋朝的“祖宗家法”。

而在古代，要想重用文臣，必须通过科举取士，但是唐末以来的积弊已深科举制度不仅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和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一般读书人的思想，读书变成了功利性的、带有目的性的，读书人失去了本心。对于宋太祖来说，这样的科举制度难以达到真正的选拔人才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所以对科举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严禁“公荐”

“公荐”是指唐代的台阁近臣推荐贡举人，唐代的科举名义上是通过成绩优劣选取，而实际上却是通过“公荐”才可能被选中及第，知贡举在入闱前，“取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矣。”就是说知贡举在科举考试前就已经决定好了让谁落榜，以及在留下来的人里谁高谁低。而知贡举选择的留下来的人里基本上都是公卿大臣的子弟或者有权势的人，朝堂来来去去都是被这些人把握，而富家子弟大多都不了解基层百姓的疾苦，再加上皇帝的昏庸无能，于是他们枉顾民生，在唐后期甚至出现了“苛政猛于虎”的惨像，农民宁愿去以危及生命的捕蛇为生，也不愿意耕种，最终备受压迫的农民奋起反抗，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因此宋朝皇帝汲取了唐朝的教训，下诏否定了“公荐”的合法性，把“公荐”贬为“嘱请”，察举制的残余也由此扫除，寒门子弟也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堂，为民情愿。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正处于政策之下的人才能体会到国家政策的不足之处，科举改革之后选拔上来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民间的读书人，他们比起高门大院里的官宦子弟来说，更懂得民间疾苦，有利于社会治理。

2、实行殿试和唱名制度

由皇帝亲自掌握取士的权利。唐代的科举，没有进行过殿试这一级，科举从命题、考试到决定及第的名单的权力全都掌握在知贡举的手里。宋太祖后期，皇帝开始加强了对科举的干预。宋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亲自把新进士召到讲武殿，然后再下诏放榜，这就是殿试的开始。第二年，宋太祖在召对新进士的时候发现了其中的不对，这时正好落第的徐士廉敲登闻鼓控诉知贡举以私情取士，并且建议实行殿试，于是他的建议被宋太祖采纳，进行了殿试，并且形成了制度。后宋太宗又实行新进士殿前唱名，由皇帝亲赐及第的制度。此后，进士直接成为了“天子门生”，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彻底被摧毁，此举有效避免了官员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

3、实行考官锁宿，分散并限制知贡举的权力。

考官锁宿，考官“锁闭于科举试场内应试”，这样可以防止主试官受人请托而徇私取士或者泄题，同时也能保护主试官免受舆论压力和权臣逼迫。为了控制主试官的权力，宋初把以往知贡举固定的由礼部侍郎担任改为由皇帝临时任命，即为权知贡举；又为了分散权知贡举的权力，从宋开宝八年（975年）起，增设权同知贡举数名，同时权知贡举也往往不止一个，使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避免有官员受贿徇私。

4、实行封弥、誊录制度。

就是在举人考试完成，交卷之后，由封弥官去除他们的籍贯，用字号排序，然后再由誊录官依照原文在不改变原文意和增减笔画的基础上把文章誊（抄）录下来，经过校对无误之后，标上与原来的试卷相同的字号，。然后由封弥官将举人们的亲笔试卷存档，誊录的试卷则交由考官评判。这样就有效的防止考官依据字迹或特殊记号辨认试卷而徇私舞弊的行为，同时也较好的避免了由于试卷上有较少的污迹而导致被错判为废卷的情况，所有举子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大大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也为现代的考试制度提供了参考，遮盖个人信息，用编号代表的形式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5、扩大取士，从优任命进士合格者。

唐代的科举虽然也是每年一次，但是每次录取的人却很少，官僚队伍中，仍以权贵子弟和其他杂出身的人为主，没有办法达到网罗全国人才的目的，因此，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起，极大的增加了进士诸科的录取名额，每举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而且宋朝凡考取科举的人就能立即授予官职，并且对于进士出身的人的授官和升迁待遇也比较优渥。正是因为这样，宋朝上至宰执大臣，下至地方州县长官，大多都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因此这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官员队伍，并且也极大地鼓励了天下读书人依靠学识进入朝堂，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光耀门楣。

正是因为这些科举改革措施，使即将走入死胡同的科举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为北宋选拔出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不仅保证了北宋政治的清明，也巩固了中央集权。新科举为普通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才学出人头地的机会。科举所选拔出的这些真正有才学的人们同朝为官，互相交流更推动了北宋社会、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和一定时间内的政治的稳定清明。

但是这些改革也存在着不足，对宋北宋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科举扩大取士，且考中之后都是直接授官，增加的人数过多，导致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官员太多，泛滥成灾，对朝廷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朝廷动辄就取进士四五百人，到了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的总数竟然达到了17300人。而且宋朝对于宗室、亲信子弟过于宠信，随意给他们官职，皇朝的宗室男孩七岁就可以得到官职，有的甚至尚在襁褓之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除了宗室之外，其他旁支、异姓等都可以得到荫庇而获得官职。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而官僚队伍中，又分官与职，官是虚名，职才具有实际职务，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充斥着空有一副头衔的高官，拿着丰厚的俸禄却不干实事。

这导致了宋朝的政权机构过于臃肿、用人太滥，“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而臃肿就是溃烂的开端，官员过多，那么下层官员的贪污腐败就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滋生了更大的腐败，导致办事效率低下，最终使宋王朝积贫积弱，短命而亡。

所以，综上所述，北宋的科举改革虽然大大增加了考试的公平性、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政治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但是存在的弊端也是很大的，直接导致了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费”现象和积贫积弱，使北宋只历经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并显示出了封建王朝的末路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