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历史的，史学的发展，当然特别关注，我决定单独写写，当然还是选择我想关注的，其余的略写，或者存目。

无论我们怎样不喜欢，说编纂者守旧封建，但还是绕不开1927年编成的《清史稿》。

现在还找不出一部像样的《清史》，我想，综合古代多种体裁，融合西方章节体，政治史大体按照编年来写，综述采用典志体，插入有关政治地图，涉及到事件则插入纪事本末，涉及到人物则插入纪传；经济史大体也按照编年来写，综述采用典志体，插入有关计量史学成果、经济地图，涉及到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涉及到人物采用纪传体；文化史也按照编年来写，综述采用典志体，涉及到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涉及到人物采用纪传体。

我在22年前发表了一篇谈论历史教材编纂的文章，希望继承传统，可惜，我们的教材顽固西化，顽固的西化。直到今天，教材只见杂乱的陈述，没有人。

1】西方史学传入。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科学整理史料。

3】胡适。存疑主义加实用主义，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的实证主义方法是疑难产生、指出疑点、假定、假定试用、证明。

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6岁丧父，由寡母抚育长大。1904年，到上海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由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他接任《竞业旬报》主编，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1910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热衷文学革命。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梅光迪最守旧，绝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胡适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到北京编辑，发表了胡适的文章。胡适提出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文章发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结合在一起，高举思想解放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新文化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胡适1918年6月发表《易卜生主义》，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发展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1919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1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胡适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的围攻。

191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根本解决”。从此，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了。

1921年6月，胡适与丁文江组织“努力会”，办《努力周报》，宣传和平渐进的改革。胡适邀集蔡元培等十六位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标准是实行宪政，公开有计划的政府。胡适针对中共，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说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

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胡适看不过去，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查禁《新月》，组织一批人士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他说他批评国民党，“希望它自身改善”。

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32年5月，办起《独立评论》，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

抗战爆发，胡适先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主张对日妥协，蒋介石找他谈话后转而拥护抗战，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1938年10月，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重回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他一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要求辞职。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飞离北平，去了美国，过了将近10年的寓公生活。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外，只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1960年始被迫停刊，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权衡得失，蒋介石还是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1岁。

4】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层累观”，越往后对上古的想象越多，必须剥开后人的附加之辞，还历史本来面目。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等赞同，疑古派形成。

5】新考据派。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运用新发现的史料如甲骨文、金文、敦煌遗书、简牍、内档，结合西方史学方法，对比研究古史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证确司马迁《殷本纪》记载属实。陈寅恪运用文艺材料证史，开辟新领域。陈垣则专注于宗教史、文献学。

6】史料学派。傅斯年为代表，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傅斯年是五四时期的活跃人物，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的功绩就在这里，筹集经费，召集人马，整理内档，谋划出版。他派董作宾、李济发掘殷墟等地，帮助不少人出了成绩。他自己的《明成祖生母记疑》等，实在不敢恭维。

1】唯物史观。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学要论》等，后者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历史学系统、史学位置、与其它学科关系、史学研究的意义。李达退党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论述了五种社会形态。

2】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主要在两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新生命派”认为近代社会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但还存在封建势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动力派”片面地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无视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还占绝对优势，武断地宣称“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及其他进步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发生了“一正一反”的作用，一方面打击了封建自然经济和城市的行帮制手工业，“相当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严重阻碍和压制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并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维持封建剥削，因此，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另一方面是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问题。论战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同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陶希圣、梅思平、胡秋原等人反对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他们否定中国经历过奴隶制，认为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封建制，把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针对他们的种种曲解进行了批判。

关于是否存在奴隶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专著中阐述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论著中提出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主张；剪伯赞、邓拓、何干之、邓初民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殷代奴隶制。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郭沫若、吕振羽等虽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对于奴隶社会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认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吕振羽认为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形态，但他们都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认为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种在中国的特殊表现而已。

3】战国封建论。代表人物是郭沫若。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学名开贞，“沫若”是笔名。大哥郭开文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对郭沫若影响很大。1909年10月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发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就读，又因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于1911年1月被学校开除，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获得了医学士学位，他两耳重听，放弃了当医生。

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组织“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自己动手写排日文章。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于1921年6月成立了创造社，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1年8月出版《女神》，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

五卅运动爆发，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五卅案宣言》。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大胆整顿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1926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郭沫若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南昌起义，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随军撤离南昌，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郭沫若经香港、上海去日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他到达日本后，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他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郭沫若成了世界著名学者。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他还翻译美国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回国，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在南京召见他。他在上海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他在武汉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40年9月撤销第三厅，他转到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他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和《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历史巨著。

1946年1月10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宣传中共主张。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1959年和196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辞世，终年86岁。

4】其它还有西周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后者主要是尚钺等。

主要成就有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等等。

1】甲骨文研究。王国维等。

2】田野考古。李济等。史前遗址发掘，殷墟发掘，简牍发掘，墓葬发掘，石窟考察，遗址考察等等。

1925年，清华国学院，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