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的辉煌一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悠扬起步，伴随着新国家的诞生，一部名为《新儿女英雄传》的长篇小说亦声名鹊起。此书荣获郭沫若的高度评价，更在全国文代会上获得极高荣誉，仅两年后，作者孔厥却遭遇严重的名誉与事业的双重打击。一时间，从文坛的巅峰跌落谷底，孔厥究竟经历了何种变故？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14年，孔厥诞生于江苏省苏州郊外的一个贫困农家。尽管家境贫寒，他的父母仍然竭尽全力支持他接受教育，希望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尽管家境困苦，孔厥却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早早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5岁时，他就以短篇小说《镜儿捉贼记》在一家杂志上赢得了奖项，这一成就为他后来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基础。
1929年，孔厥考入了一个省立的测量专科学校，这段时间他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还积极参与了学校的进步文化活动，从而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尽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县城的测量队，孔厥并未放弃他对文学的热爱，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文学创作。
孔厥的热爱之情在他成年后愈发浓厚，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涉猎广泛，这些阅读不仅充实了他的思想，也使他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值抗日战争及国共对立时期，动荡的社会背景激发了他的革命情怀，于是在1940年，孔厥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标志着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孔厥在边区文艺界工作并被任命为鲁艺文学系助教，他的文艺才华得到了认可，并受到了周扬等人的公开赞扬。孔厥此时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巩固自己的文艺地位，这样的机遇不久后便出现了。
1947年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励，孔厥决定创作一部展现冀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最初，这部作品是他与秦兆阳、袁静的合作项目。然而，当小说进展到18万字时，孔厥和秦兆阳因创意枯竭而陷入僵局，秦兆阳最终选择退出。面对可能流产的项目，孔厥和袁静决定不放弃，他们前往白洋淀深入体验生活，汲取新的灵感。
在1951年寒冬，孔厥与袁静的共同努力终于结出硕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应运而生。为了与旧作区分，他们在名字上添加了“新”字。这部作品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反响热烈，被广泛赞誉，并且后来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孔厥因此获得了调至北京电影局担任编剧的机会。这一职位标志着他文艺生涯的新高峰，也预示着他未来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他的才华得到了包括周扬和郭沫若在内的多位文艺界重量级人物的高度评价，与中国古代文学巨作如《水浒传》和《红楼梦》媲美，显示出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但在朝鲜战场的混乱中，孔厥卷入了一场不正当的恋情，这一行为很快被曝光并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惩处，导致他被降级并解除职务。这一错误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
根据档案记录，孔厥被开除党籍后，被送往东北进行思想改造。尽管他在文艺领域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他的行为和态度在那期间表现得极为不佳。组织为了促使他改变，安排他在一个较为宁静的小工厂工作，希望他能通过与工人的接触，实现真正的自我反省和改变。
孔厥未能满足组织的期望，反而问题越发严重。他在工厂内与两名年轻女工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生活放荡不羁。1955年，因为一起更严重的事件，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并与中国作家协会彻底断绝了关系，他昔日灿烂的生活因此画上了句号。
1957年出狱后他决定重新开始，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在文艺界的位置，成了负面典型，但他对文学的热情未曾减退。他重新拿起笔，继续他的写作生涯。他发现自己曾经的朋友和同事都疏远了他，他的名声已被彻底玷污。昔日文坛的明星，如今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试图通过写作重拾尊严，但却发现自由已经离他而去。
孔厥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往无拘无束的创作环境如今变得窒息。他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许多时候，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困在笼中的鸟，无法展翅飞翔。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孔厥通过周扬的介绍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在农村读物出版社。虽然这份工作无法让他重回文坛的巅峰，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让他能够继续他对文字的热爱，虽是妥协，但也是重新开始的希望。在那里孔厥虽然未能完全恢复昔日的荣耀，但他重新找到了写作的意义和价值，逐渐调整心态，带着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他的文学之路。
孔厥在一次访谈中分享了他出狱后的生活。他与母亲、妻子和孩子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新街口的一条小巷里。尽管他过去以写作为生，但现在却难以找到任何接受他稿件的出版商。他的生计主要依赖妻子的微薄收入。尽管曾尝试联系文艺界的旧友寻求帮助，但由于他的政治背景，无人敢与他公开往来，他的求助无果而终。
直到1963年，孔厥降低了自己的身段，加入了一家乡村书籍出版社，担任图书管理员，他决定将余生奉献给文艺事业。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再次卷起，孔厥因其历史背景不幸受到波及，被送往天合堂农场接受劳动教育和心态调整。
当时的《文艺报》报道了孔厥在改造期间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他似乎对于组织给予的机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珍惜和努力。作为一名深入调查的记者了解到，虽然组织出于改造孔厥的良好意愿，特意将他安排到农场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希望他能在这种环境中实现真正的自我反省和转变。
他过去的错误再次被公众放大，受到了双重的打击，这让他身心俱疲，对未来失去了所有希望。最终在北京的颐和园，他选择通过投河自尽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位本应闪耀的文艺星辰，就这样黯淡消逝，令人扼腕叹息。
在这种高压政治氛围中，孔厥这样的人物因为过去的历史问题而成为整肃的焦点。面对无处不在的审查和批斗，孔厥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在1966年7月30日，他选择在北京的颐和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极端而悲剧的解脱。
这起事件是个人悲剧的高潮，孔厥的生平和选择，引发我们对那一时期文艺从业者在政治和社会压力下所面临的复杂困境的深思。
对此，著名学者孟伟哉感到了一种比喻中的“饥饿”，他为此撰写了一篇激昂的文章来为孔厥平反。孟伟哉在文章中指出，虽然孔厥年轻时犯下了不可狡辩的错误，但他为国家的文学艺术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
1979年，当《新儿女英雄传》再版时，孔厥的名字不见于封面，只留下了袁静的名字。这一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争议和不满，认为这对孔厥极不尊重。面对公众的质疑，著名学者孟伟哉撰文为孔厥辩护，指出尽管孔厥年轻时有过失误，他对文艺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应当公正对待他的文学成就。在公众的关注和呼声下，《新儿女英雄传》最终恢复了使用孔厥的名字，公平地认可了他的劳动与贡献。
孔厥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既是文人也是战士。尽管他的生涯以悲剧收场，但他的故事激起了我们对那一时代文学从业者命运的深思，提醒我们在文艺和政治的十字路口上，必须警惕道德的滑坡，防止一时的冲动葬送了一生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