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绍约

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钱绍钧，1934年10月22日出生于浙江平湖，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同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1962年至1965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1966年初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继续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试验训练基地从事核试验的放射化学诊断技术的研究工作。

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研究员，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和国防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等，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

为此，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二等奖各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被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6年初，组织上决定要调我到核试验基地工作，当时我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科学院原子能所工作。

组织的决定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高度信任，也饱含着对我的殷切期望，也符合我多年来的心愿。

因为在大学时，我就是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而且是国内自己培养的第一批这种专业的毕业生。

这一点常使我们引以自豪，也很自然地把振兴祖国原子能事业当作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

那时的青年人，思想也很活跃，对未来的生活道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要问那时我的理想是什么？那就是想当一个原子核物理学家，为使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贡献力量。

毕业后，许多同学愉快地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去建设我国核工业的基础，而我却留校了。当然，为原子能事业培养干部也是很重要的，但毕竞属于“二线”，我更羡慕“一线”的工作。

没想到时过十年，自己的宿愿却实现了。这怎能不使自己感到激动万分呢？我爱人与我是同行，她当然理解我的心情，当即来示支持。

我就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基地，成为核试验大军中光荣的一员。

到基地后，给我这个“新兵”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人们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

那时，基地已经完成了两次核试验任务，熬过了初创时期最艰苦的年头，在荒漠的戈璧滩上建起了一片生活区，各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了一定的规模，然而无论从生活上或是从工作方面来说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

但在人们的言谈中几乎很少提到这些，大家想的都是怎样更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试验任务。

那时研究所的实验室还没有建起来，许多工作只好暂时在兄弟单位搞协作。我一报到，就被分派到科学院搞协作，同我一起去的大多数是1961年到1964年大学毕业的青年人。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年轻人有他们特有的作息时间表。早上起得很早，待人们上班时他们已经学了一个多小时外语了，晚上照例要工作或学习到十点钟以后。

星期天被称为星期七，因为多数同志都利用它来学习，有些同志平时连电影也舍不得看，有的同志四、五年都不探家，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以适应核试验的要求。

我们基地部队的指战员们也是很艰苦的，同志们在第一次核试验的纪录影片中可以看到，防化分队的战士为了保证炸后尽快进入沾染区工作，坚持在烈日当空、气温高达40多度的条件下穿着全套防护服进行模拟训练。

每次训练后，每个人的靴套里都能倒出半盆汗水来。基地还有一个仅有20多人的阳里平气象站。

就是这个小小的集体，为了填补试验场区气象资料的空白，在远离生活区数百公里的戈壁深处，克服了生活上各种困难，无论酷暑严寒，还是风沙蔽日，数年如一日地坚持每天放球、观测，终于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为核试验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1966年中央被军委命名为“模范气象站”。

总之，基地的同志们确实都把试验任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为了核试验的成功”，不仅是人们的口头禅，而且是他们的行动准则。

正是这一崇高的目标，把人们带进了忘我的思想境界。为了核试验的成功，他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个人利益都可以牺牲。

是啊！人们一旦把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该会产生出多大的精神力量，创造出多么宏伟壮丽的奇迹来啊！

这一切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也使我更加热爱核试验事业。我感到我选择到基地来工作是完全正确的，这里不仅有我的用武之地，也可以使自己得到最好的锻炼，成为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然，我深知这条道路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条坦途。要在科学事业上搞出成就，就得勇于克服困难，包括科学研究和生活上等许多方面的困难。

基地所在地区气候特别干燥，由于节气晚，每年总有3、4个月完全没有蔬菜吃，这些都使自己感到不适应；家庭长期分居，孩子又小，爱人负担过重；本来我是搞高能物理研究的，现在要搞核试验的测试工作，事业上要改行等等，困难确实不少。

但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起总理的谆谆教海。

那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总理到学校来给我们作报告，总理谈到当时大学生人数很少，只占同龄人的千分之二、三时说，有许多青年并非没有才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却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还在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劳动，正是他们的劳动才为你们上大学创造了条件，所以你们要挑起同龄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也常想起在国外工作期间的那段经历，起初，霸权主义者们嘲笑我们，认定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搞不出原子弹来。

后来，我们搞出了原子弹，他们又妄图束缚我们的手脚，扼杀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

每当我想起这些，就感到增添了不少勇气。我想，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我们的核武器还要不断完善和提高。

我们应当有志气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决心向在基地创业的首长和同志们学习，努力克服困难，争取为核试验事业多作贡献。

1973年，科学院开始筹建高能物理所。所长张文裕教授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期间是我的老师，他希望调我和其它一些同志回所工作。

回北京工作生活条件肯定都要比戈壁滩优越得多，学术交流、出国进修的机会也多，分居十多年的家庭也可以团圆，这当然是个令人向往的机会。

但我看到，在基地工作的许多老同志都在为核试验忘我地工作着，论贡献他们比我多，论年龄他们比我大，论在戈壁滩奋斗的时间他们比我长，论困难他们也比我多，可他们却一心一意服从事业的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和他们相比，我还有什么理由要求走呢？再说，“文革”中由于“左”的一套做法，许多科技人员被转业了，新同志还不能完全顶起转业同志的那部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更不应该走了。

所以，我决定只要党的事业需要，试验基地需要，我就在戈壁滩一直干下去。

20年来，我个人的命运是与核试验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自己在核试验工作中做出了一些贡献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业造就了我，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国防科技工作者。

在基地，我主要在研究所工作，它主要是承担核试验的测试工作。

随着核试验的发展，对核测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运用当代最新的技术，不断提高核测试技术水平。

这方面的情况外国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我们的同志只能在几乎无所借鉴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去攻关。

科技攻关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核测试工作要求人们不仅有高超的技术水平，而且又有顽强攻关的搏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特别是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我们有的测试设备技术指标往往不能完全满足要求，需要我们对它加以改造，或者在测试方案上采取措施，也就是用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弥补设备上的缺陷，这种例子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屡见不鲜的。

我刚到研究所不久，领导上就让我承担分凝现象的研究课题。这种现象是核爆炸时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

由于起初我们没有很好地掌握它的规律，使低爆高核试验的放化测试难以得出准确的结果。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美、苏都是很重视的，有许多专家在广泛的学科领域中做过许多工作。

对此，文献上虽有一些报道，但稍稍涉及核测试的内容，就都在严格保密之列。

很显然，我们既不可能像外国那样大规模地搞研究，也不允许拖很长的周期，必须抓住与放化测试直接有关的方面，定出重点，力争在短一些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而我们那个小组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是刚刚涉足这个领域，这方面的知识很少。

我们面对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核试验任务的迫切需要使我们感到强烈的责任感，同志们都下定决心要攻下这一难题。

我们开始了浩繁的文献、资料调研工作，并把从中摘取的对我们有用的支离破碎的资料，与我国前几次试验得到的经验和分析数据，结合起来加以认真的分析。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终于逐步认识到，样品的分凝程度虽与许多因素有关，但它与烟云粒子粒度的关系是主要矛盾。

为了搞清这两者的关系，首先要建立一套粒子样品的分级方法，还要对粒子的形状、颜色、化学组成和放射性成份进行大量的观测和分析，而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要在试验任务期间利用取样得到的样品来进行。

本来，每次试验时放化分析的工作量就很大，许多同志在爆后的头十天里，基本上是不出实验楼的。现在又加上分凝规律的研究工作，工作量就更大了。

为了摸索微量样品中粒子分级的方法，我们不知做过多少次失败的探索，但同志们从没有气馁过。

有一次试验，同志们在显微镜下，一个个地用人工方法挑选出来的零点零几到零点几毫米的烟云粒子就达11万个之多。

粒子成分的分析更是动员了几乎全研究室的同志。就这样，在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全室同志的参与和配合下，经过顽强的拼搏，在获取和分析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一个对放化分析数据进行分凝校正的方法终于产生了。

多次实践证明，它明显提高了地面试验放化测试的准确度，较好地满足了设计部门的要求。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搞科研工作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底子还很薄，搞一次试验不容易。

总理生前曾指示我们要“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对我们搞放化分析的同志来说，就是要从取得的样品中得到尽可能多的数据和信息，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地进行早期分析。

这样每次试验时，我们都要接触很强的放射性。有些操作放射剂量比较大，就需要由几个人轮流干。

对于这些操作，全室的同志，尤其是老一些的同志，都争先恶后地抢着干。放射性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在工作中我们都要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来保护操作人员，即使如此，还是免不了要吃点剂量。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站到前面来，另外，一般剂量下的辐射，对人们的影响潜伏期很长。

说句玩笑话，我们这些年纪大些的人，真要到放射性照射的影响显示出来的时候，恐怕早已“见马克思”了。

由于我进行这类操作经验多些，操作熟练些，时间也可以缩短。因此，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尽可能多操作一段时间，多承担一些剂量。

有一次试验中，由于操作时间过长，我的手接受剂量过多面被灼伤。一个星期以后皮肤开始红肿、疼痛，起水泡，双臂也开始麻木。

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劝我到医院检查治疗，并限制我的工作。但我想，试验任务还刚开始，许多样品还要进一步分析，我怎么能离开呢？

再说，我这点情况和前线英雄们比起来，能算得了什么？我就干脆用针将水泡挑破，挤出黄水，继续坚持工作。直到全部完成分析任务。

在我们研究室还有一个取样队，它是承担试验中烟云样品的取样任务。取样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它涉及到许多专业，因此有许多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

久而久之，取样方面的技术水平高了，而原来学的专业荒废了，而取只是核试验才需要的一种技术，一旦人员转业，他这方面的专长就可以说无用武之地了。

因此，技术人员到取样队工作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牺牲。但是，取样队的同志们为了事业的需要，甘愿牺牲自己的专业，都能安心于自己的岗位，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78年，取样队光荣地被全国科技大会评为先进集体标兵。

在科学技术的攻关战斗中，最使我感到缺少的是时间。因为除了正常的研究工作，我还必须抽出时间学习新技术，否则知识就会很快地老化。

我担任研究室领导后还要担负一部分科技管理工作。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尽量把集体性的工作压缩在8小时以内来完成，而把自己能独立完成的工作挤到业余时间来做。

戈壁滩的夜晚分外宁静，我就利用夜晚的时间来学习和做研究工作。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每天的工作时间经常在十三、四小时，有时连家信都没时间写。

这样，虽然苦一些，累一些，但却感到生活过得很充实。

在这一期间，我和许多同志共同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与兄弟单位协作完成的一个项目获得国家三等发明奖，有的项目还得了科技大会奖。

我所在的研究室在圆满完成历次核试验的分析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大量科研工作。

仅1978至1982年就有58个项目获得各种等级的科技成果奖。与此同时，大批的同志晋升为工程师和助理研究员，还有两位同志被提名晋升为研究员。

多年来，我们研究室的同志有许多论文在有关科技杂志上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有的同志出于对我的尊重，提出让我也在这些文章上署名，理由是我曾经在选题、研究过程的技术讨论、文章的审定修改等方面给过他们一些帮助。

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我是主要参加人员的项目，我都婉言谢绝。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技术领导人，帮助同志们，特别是帮助年轻同志，给他们以技术指导，使他们能多出成果，本来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成绩，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至于技术讨论，那就不仅是我帮助别的同志，别的同志也帮助了我。

多年来，我取得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

其实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自己应尽的本份，还有些事情本应做得更好，我却没做好。

中央军委授予我“国防科技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荣誉应该归于培养、教育我的党，归于基地的全体同志。

当年胡耀邦同志视察基地时，对我们的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我们为“驾驭核能的第一代人”。

同时，总书记还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心往哪里想？劲往哪里使？腿往哪里走？”三个问题，这既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给我们出的考卷。

我想，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为开创基地工作的新局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用实际行动回答党和人民的鼓励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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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祖国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