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吴立国，人们必提起长江天险，划江而治。

划江而治，四个字说得倒是轻巧。

然而，如此漫长的防线，要“分天下”，谈何容易？

东吴要想划江而治，难度是不小的。

1、防线漫长。

东吴的长江防线，西起西陵，东至江都，长江水道5700里。

如此漫长的防线，一处有失，则全线崩溃，处处设防，则备多力分。

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汉潜夏阳，魏豹不意。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软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所以，曹操就在给孙权的书信中提到：“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这么长的防线，你怎么守？

长江确实是天险，但只是一个有利条件，而绝不能单纯依赖之。如果不能妥善部署，曹魏只需一叶小舟就能过来！

2、没有作业可以抄。

长江虽险，然而，在东吴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势力可以依之长期抗衡中原。

战国时期的楚国，虽然统治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但其兴衰成败，皆远在长江以北。

西楚霸王项羽，战败之后，至死没有想过过江东。

所以，对孙吴来说，要想划江而治，是没有什么作业可以抄的。

很多后世认为的基本常识，对东吴来说，都是需要摸索才能找寻到的方法。

3、地缘劣势，真正的“划江而治”。

比之后世长江以南的割据者，东吴的地缘劣势是最明显的。

后世虽然也有很多“划江而治”，但其实都不“纯粹”。

比如，后世常说“守江必守淮”，虽然割据江东，但在下游，必须要把防线推进到淮河流域！

又比如：后世皆知襄樊的重要性，“欲灭南宋，先取襄阳”。南方政权需控制襄樊，才能确保长江中游的安全。

然而，无论襄樊还是淮南，皆不在孙吴控制区。

比起后世的南方政权来，孙吴几乎是靠着长江“裸奔”。

4、经济条件差距悬殊。

比起后世的南方政权来，三国时，吴魏之间的经济条件差距是最为悬殊的。

汉末三国时期，所谓经济重心南移甚至还没有开始。

孙吴无论在人口，还是物资上，都远远弱于曹魏。而且，长江流域及以南，还有大量“山越”、“蛮”为乱。

所以，东吴必须要花更少的钱，干更多的事，难度自然最大！

由此来看，东吴“划江而治”，在主观上不具备经验，在客观上又不具备充分的条件，难度是很大的，甚至是历代南方政权中最大的一个。

然而，东吴靠长江力挺了数十年，几代人（自219年袭关羽“全据长江”至280年亡国，61年），甚至在蜀汉灭亡后，仍然独拒中原17年！

孙吴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此漫长的防线，东吴怎么守呢？

我们好奇，司马昭更加好奇。

吴国使者纪陟出使魏国时，司马昭曾问：吴国守备情况如何呀？

纪陟答：自西陵到江都，布防五千七百里！

司马昭又问：边防这么长，恐怕难以坚固呀！

纪陟遂直接回到了江防虽长，足以固守的“原理”。

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处，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而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三国志.三嗣王传》引《晋纪》

长江虽长，但东吴在沿江选择要点，在西陵、江陵、武昌、濡须、石头等处修筑永备筑城工事，就能以之为支撑点，控扼长江了。

其实，咱们看孙吴选择的这些要点，就能理解其选择思路：临江塞要。

长江沿线确实很漫长，但曹军进攻的路线却是有限的。

出于后勤效率的需要，曹军进军要依托水运；曹军南下，要争取渡江，也要依靠船只···所以，曹军进军，必然是要沿着南北水路而进的。

因此，孙吴重点守住南北水路入江的几个关键要点，则能使敌不得入江了！

在确立若干重点据点后，孙吴又在陆逊的建议下，确立以西陵为国之藩表。

守江东应当首先守中游荆州，守荆州应当首先守上流之西陵（及建平）。

西陵，既是益州下游，又是荆州上游，在此驻军，可以同时应付两个方向的威胁。

而一旦曹魏来犯，无论威胁荆州还是淮南，吴军自西陵而出，顺流而下，星奔电驰间就能抵达，解救各处。

陆逊、陆抗称西陵为国之藩表，而吾彦则称，只要建平在手，魏军终究不敢渡江。

可以说，有西陵为“国之藩表”，东吴防线虽长，但吴军始终能保持在长江上的主动权！

长江如此之长，如何守得住呢？

孙权曾在武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问题：我想从武昌回到建业。水道二千里，一旦有警，根本来不及呀！怎么办？

当时，有人提出在夏口立栅栏，有人提出设铁锁封锁。

这些都是消极防御的手段，孙权觉得不靠谱。

此时，当时还是小将的张梁“越席而进”，提出积极防御的思想。

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三国志.吴书.宗室传》

敌人来攻？正好！欢迎！敌人一来，我们就派江陵沿江进入沔水，利用水军之利，威胁南犯之敌后路！我们在武昌驻精兵万人，以智将驻守，常备不懈，一旦有警，立刻驰援。这就是“开门延敌，敌自不来”！

张梁这个“开门延敌”的设想，针对的是荆州方向的防御，实际上，淮南方向也秉承了这个思路，甚至更进一步，主动通过诈降去诱敌，并取得过大胜。

228年，鄱阳太守周鲂诈降，诱曹休南下，陆逊迂回敌后，三面夹击，大破曹休！

由于“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的策略，使孙吴可以在江北始终保持有利据点。

合肥、襄樊，孙吴确实打不下来，然而，依托此策略，孙吴依然能够使曹军无法夺取江北沿岸的地区，从而连进入长江都很困难。

如此，孙吴依然能够将第一道防线维持在江北百里之地！

连长江都进不来，敌人又谈何渡江呢？即便偶尔能渡江，也是后援无路的孤军，不足为患！

前面提到，当时，东吴在经济上是远远弱于魏国的。

同时，由于曹操时期的几次人口迁徙和战争破坏，淮南、江汉地区人口稀少，尤其是江北地区，因战乱破坏，也不可能聚集人口。

为此，孙吴沿江实施军屯。

军屯，缓解了孙吴守江的后勤压力，使孙吴能够更从容地应对曹魏进攻。

然闻孙氏割据，作涂中东兴塘见后东关，以掩北道。南朝城瓦梁城，塞涂河为渊，障蔽长江，号称北海。——《五代史》

为进一步强化防御，孙权还采取了筑堤堰水的方略。

也就是，通过筑造堤堰阻水或蓄水来改变地形，从而破坏敌人的进攻。

孙吴先后修筑了东兴堤、堂邑涂塘、江陵大堰等，通过蓄水、放水，来破坏敌人的进攻。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在西陵之战中。

272年，西陵守将叛变降晋，陆抗率军讨伐。晋国则一面分兵救援叛军，一面进军江陵，试图使陆抗顾此失彼。

然而，陆抗果断毁堰放水，使江陵以北河流水位降低无法行船，晋国被迫以车运输，费时费力，终究不能成事。

可以说，筑堤堰遏水，是孙权的一次创造性战术，这一战术在关键时刻，是一个“大招”。

前面所提的战略、战术，都立足于一个关键点：水战之利。

显然，拥有一支优势水军，是东吴能够践行一切战略战术的基础。

东汉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托长江“划江而治”，技术上的关键点在于造船技术的不成熟。

水军出现在战场上已经很长时间了，然而，在此之前，水军缺乏分工，尤其缺乏战舰，因此，主要用于运输，是一支辅助力量。

曹操给孙权的信中，举出春秋时期越国分三军渡江，韩信声东击西渡江的例子，从而称“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就是因为其对过去历史的了解。

然而，两汉时期，造船技术、水军，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此时，水军除了运输船只外，还有了艨艟、斗舰等专业战船，楼船这样的大型指挥舰，走轲这样的快速冲击战船，油船这样的轻型运兵船；此外，还出现了火船、火筏这样纵火用的小型战船。

如此，东吴水军，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在南方水网地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水军！

凭借这一优势，东吴既能封锁长江，往来救应，又能沿着水网迂回敌后，击敌人后方，攻守兼备，牢牢掌握主动。

可以说，有了这支水军，东吴在长江流域就具备了绝对的主动权！

北方势力要并吴，必须发展出至少同样强大的水军，否则，“虽有武骑千群，吾所用也”。

长江天险，沿途漫长，绝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不是只要扎住阵脚就可以高枕无忧的。

如上所说，东吴采取的防御战略、战术，都不是呆板的消极防守，而是动态的，随时调整的。

因此，这就对指挥官的要求非常高！

长江漫长，敌人可能发起多路进攻，这就要求指挥官能够准确判断敌人的真实意图，明晰敌人的主攻方向及各处的轻重缓急。

开门延敌，就要求指挥官能够在诱敌、拒敌的同时，准确分配兵力，规划进军路线，迂回敌后，或多面夹击，或袭扰敌后。

甚至于，指挥官还需要把握时机，主动出击，打乱敌人部署，破坏敌人的战役准备！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指挥官的军事才能，要胜过对手。

所幸，东吴一直有着一流的指挥官。

陆逊、陆抗父子，就是一流统帅；朱然、丁奉等将领，也是一流将领。

东吴有如此将帅，何愁北面之敌呢？

直到陆抗、丁奉等人去世，东吴将帅无人，才开启亡国之门。

三国之中，孙吴大约是最被小视的了。

“孙十万”的名号，几乎成了三国迷们津津乐道的“笑话”。

袭荆州成功，孙吴又被视为没有大局观，没有取天下之志的家伙。

演义中，关云长一口一个”江东鼠辈“，到今天依然被许多朋友拿来形容孙吴君臣。

平心而论，孙吴进攻确实不行，但其对长江防线的经营，确实是历史级的。

孙吴对长江防线的经营，使孙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长江立国”的政权。

此后，屡屡出现的南北对峙，就是从孙吴开始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孙吴的“创举”，延缓了国家统一。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孙吴开启的南北对峙，对我国南方地区的开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无论如何，孙吴的创举，使三国的历史，乃至整个古代史，都变得更为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