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种最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是一种最能够表现和反映俄罗斯文化特征的形式。俄罗斯的文化理想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往往首先并且突出地通过文学的各种形式反映和表现出来。因此，Д．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化的表达者。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学家A．阿格诺索夫也认为，“在俄罗斯，从古至今，文学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化工具，它往往不仅仅是文学，而是集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等等为一身的大文化，俄罗斯的文学家往往不仅仅是作家或诗人，他同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侨民文学还是非侨民文学，它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一种存在方式”。在俄罗斯侨民文化中，文学就是一种“大文化”，是俄罗斯侨民文化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更何况20世纪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精英中，作家、诗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有人夸张地说：“俄罗斯革命前写小说的所有精英都到了国外了。”俄罗斯侨民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创作，是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思想的缩影。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也像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一样，是一种多元的文学现象：有的作家诗人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的作家诗人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现代派文学传统。像布宁、什缅廖夫、库普林等人为代表的就是俄罗斯侨民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公开宣称不需要任何一种新的风格，并且认为“那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尝试，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好评”。而像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列米佐夫和B．伊凡诺夫以及流亡中国的许多俄罗斯侨民诗人则是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他们继承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创作出一些与现实主义传统不同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就拿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诗人来看，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受着阿克梅派的影响，如B．佩列列申、A．涅斯梅洛夫、A．阿恰尔等诗人就是在阿克梅派诗歌传统基础上创作的。他们奉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在20世纪20年代末组织了一个叫“阿克梅”的文学小组，出版了一部叫做《通往云层的梯子》的诗集，其中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古米廖夫的。在30年代，他们又模仿古米廖夫在彼得堡的文学团体“诗人车间”，在哈尔滨组建了文学小组“诗人圈子”，可见他们对以古米廖夫为代表的阿克梅派诗歌的崇拜。此外，20世纪流亡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作家和诗人也继承了俄罗斯其他文学流派的传统。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诗人C．阿雷莫夫是俄罗斯未来派诗歌的继承者，他的诗集《温情的小铺》就是以自我未来主义精神创作的。

俄罗斯侨民文化是一种热爱俄罗斯的文化。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侨民来说，俄罗斯永远是他们魂系梦萦的圣地，他们对俄罗斯祖国有一种永远割不断的情怀，俄罗斯是他们永远的思念和永恒的爱，这种感情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里。

俄罗斯侨民女诗人H．苔菲的短篇小说《思乡病》的卷首词写道：“旧帽子飘带上落下的一丝莫斯科的灰尘，我视为一个象征神圣地保留下来……”这句话深切地表达出俄罗斯侨民对俄罗斯的感情：就连留在帽子上的莫斯科尘埃都舍不得抹去，这是对祖国的一种多么奇怪然而又多么深刻的感情啊！俄罗斯侨民诗人B．佩列列申则把自己比作是“永生不死的俄罗斯的一颗砍下来的脑袋”，这形象地说明俄侨与俄罗斯的血缘关系。对于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来说，俄罗斯有一种支撑他们的精神、抚慰他们的心灵、滋养他们的生活的东西。流亡小说家P．古尔曾经这样写道，俄罗斯“一直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血液里，在我们的心理中，在我们的内心结构中，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似乎在无意识之中，我们的工作和写作都是为了她，为了俄罗斯……”

苔菲

俄罗斯在俄罗斯侨民心中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是，他们把俄罗斯与苏维埃政权分开：他们热爱俄罗斯祖国，但不喜欢甚至痛恨苏维埃政权。因此，当俄罗斯祖国遭受外来侵略、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广大俄罗斯侨民毅然地站在保卫俄罗斯的立场上。在希特勒侵犯苏联的年代里，许多俄罗斯侨民给予苏维埃俄罗斯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他们支持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像H．别尔嘉耶夫办的宗教哲学杂志《道路》就反对希特勒侵犯苏联。流亡的立宪民主党人Π．米留可夫欢呼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专门撰写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真理》（1944）一文。他在文章里真诚地为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而高兴，赞颂苏联红军的战斗威力。此外，像作曲家C．拉赫玛尼诺夫、歌唱家Φ．夏里亚宾等一大批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都捐款资助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这些事实都说明俄罗斯侨民远离俄罗斯并没有减弱他们对俄罗斯的热爱，对俄罗斯的爱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化活动的一个特征。

俄罗斯侨民对俄罗斯的爱表现在对俄罗斯的思念上，他们对俄罗斯的思念是积极健康的，这种思念没有变成悲观厌世的情绪，而是变成一种动力，促使他们为保存俄罗斯文化、为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下一代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俄罗斯侨民作家布宁晚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就表现出对俄罗斯的一种积极健康的眷恋和思念布宁用“幽暗的林荫道”象征俄罗斯，象征俄罗斯庄园和家乡。对这点，Д．利哈乔夫在《幽暗的林荫道》（1982）一文中曾经指出：“狭窄的林荫道两边长满茂密的菩提树，它是俄罗斯花园，尤其是庄园花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特征，它构成这些花园之美。在欧洲任何地方菩提树都没有像在俄罗斯这样，长得像‘一堵墙’，对布宁来说，这些‘幽暗的’林荫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性……”布宁在《幽暗的林荫道》中对俄罗斯的思念虽然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但绝对没有任何悲观的成分。因此，我们读罢这本小说集，可以深切地感到作家对俄罗斯祖国的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

俄罗斯侨民文化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许多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强调宗教在人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并且转向宗教。他们转向宗教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心灵慰藉和内心力量的需要，为了克服流亡生活的苦难和填补心灵上失去往日理想造成的空虚；另一方面是害怕失去对俄罗斯的忠诚，害怕自己的“去民族化”，希望在贫困的生存状况和思乡的孤独中寻找一种精神基础和支柱，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新生活，在异国他乡传承俄罗斯文化。

基督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精神核心，在俄罗斯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和俄罗斯侨民文学就其根基来说是一种东正教文化现象。这种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俄罗斯侨民文化的宗教性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

在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中间，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等人既是作家和诗人，也是宗教哲学家。这些人在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的建构中，十分重视宗教的作用。梅烈日科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精神转变时说：“我们走到了历史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翅膀、飞翔，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别尔嘉耶夫也坦诚地说：“我需要宗教，因为我想永生，我想在共同生活中肯定我的个性。我想要不受限制地、而不是凭命定的需要把我自己和世界认同。”为了更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宗教的认识，别尔嘉耶夫又说：“我们所追求的教会将容纳充实的生活，以及证实在历史上有实际价值的一切世间经验。在这座教堂的高墙外只剩下了不存在的东西。教会里包容了我们的全部价值，我们经历世界苦难而获得的一切、我们全部的爱、我们全部的思想和诗、我们迄今被历史的教堂所拒绝的全部创造性。我们全部的伟人、我们全部激昂的冲动和想象，亦即到现在被认为仅仅是超验的一切。”可见，在像梅烈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侨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里，宗教构成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核心。

在俄罗斯侨民的价值观体系里，东正教基督教信仰起着巨大的作用。俄罗斯侨民作家和诗人在国外远离了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种种禁锢和“戒律”，远离了苏联国内的各种狂热的政治行为，远离了苏联政府强加给文化艺术创作的“禁忌”，来到一个文化创作和活动的自由环境，但他们大都保持自己的东正教基督教信仰，继承19世纪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宗教探索传统，大胆地借鉴《圣经》的思想、寓意、故事、传说、形象甚至叙事方式，写出一大批在思想和形式上带有宗教性的作品。这点在布宁、什缅廖夫、扎伊采夫、格·伊凡诺夫、茨维塔耶娃、列米佐夫、波普拉夫斯基、加兹达诺夫等人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和反映。

布宁是个基督徒，他相信上帝：“上帝是无穷的一切，人意识到自己是其中一个部分。真正存在只有上帝。人只是上帝的一种物质、时间和空间的表现。”他还说过：“啊，我已经感到了这个世界的壮丽神性和感到上帝存在，上帝主宰着世界，并且以一种完美的物质性力量创造了世界。”可见，布宁相信上帝能够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布宁的思想观念里，世界历史的轴心是从《圣经》的西奈山开始的。他的作品《洪水泛滥》，将西奈山视为人类的一个真正的不可动摇的灯塔，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支柱。布宁的许多小说发挥了《圣经·旧约》的思想主题，把《旧约》中的故事、传说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在布宁早期作品，如《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乡村》、《圣者》等小说里，主人公阿尔谢尼耶夫、克拉索夫两兄弟、阿尔谢尼奇老头等人身上可以感觉到作家布宁的这些思想。1918年，布宁曾经写过两句诗：“当大限已到——主会问浪子：‘你的尘世生活是否幸福？’”这两句诗的意思很明确：人的尘世生活是不幸的。在恶多于善、假多于真、丑多于美的尘世生活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1944年7月2日，布宁写的小说《净身星期一》是对上述思想的一个极好的文学阐释。小说女主人公在大斋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即“净身星期一”突然离开了自己的未婚夫，去修道院当修女，这表明人的尘世爱情得不到保障，人的尘世生活得不到幸福。

布宁

小说家什缅廖夫的早期作品中，已经贯穿着基督教主题：人要相信上帝，只有忍受苦难才会走向光明。他的自传体小说《死者的太阳》一书写历史、写克里米亚、写日常生活，但书中的太阳具有一种宗教象征的寓意，它是死者的希望，是复活的希望。什缅廖夫的小说《千禧年》书名的意义就很明确，指人类获救的时间。贯穿全书的是基督精神：人只有相信上帝，接受造物主对自己命运的安排，才能得到精神的解救。

作家扎伊采夫的早期作品《神话》和《流放》渗透着基督教精神。后来，扎伊采夫愈来愈信仰基督，十月革命后他彻底转向了基督教。他在《自我介绍》一文里写道：“革命造成的苦难和动荡，并不只在我一个人身上激发出宗教热情。这点并不奇怪。与混乱、流血和无耻相对的，就是《福音书》和教诲的和谐和光明……人又怎能不去追求光明呢？”扎伊采夫的小说《圣者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主人公拉多涅日斯基身上凝聚着作家的基督教理想，而中篇小说《安娜》的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基督之爱。

M．奥索尔金的代表作《西夫采夫·弗拉热克》简直就是一部现代的《圣经·启示录》，作家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善与恶、生与死的冲突。在女诗人吉比乌斯的一些诗作里，基督之爱是诗人的思想核心，女诗人把希望与圣母联系在一起，她谴责上帝容忍了战争，抛弃了俄罗斯。

此外，诗人Д．克努特（1900—1955）的诗作把《圣经》中那种悲伤而又崇高的风格与当代生活相结合；B．斯莫连斯基的诗歌创作贯穿着死亡和复活的主题；Ю．杰拉皮阿诺（1892—1980）的一些诗作具有“庄严的宗教神秘主义”；还有B．佩列列申（1913—1992）诗歌中的宗教主题；诗人A．阿恰伊尔（1896—1960）诗歌中上帝与爱、生命等概念的结合；A．列米佐夫的基于宗教传说的仿古小说；纳博科夫创作中的“彼岸”比喻主题；H．苔菲笔下扩展到基督教层面的爱情，等等。这些俄罗斯侨民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都表明了基督教在他们创作思维和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可以看出宗教对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影响。

俄罗斯侨民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难以归纳的文化现象。以上只是对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产生原因、文化现象及特征等作了十分简单的介绍，远没有囊括俄罗斯侨民文化的全部内容和现象。我们在这一讲指出俄罗斯侨民文化是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它继承和延续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坚持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和基督教哲学思想，蕴含着对俄罗斯的热爱，又沟通俄罗斯文化与国外文化的联系，其目的是让大家注意俄罗斯侨民文化这种现象，并产生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和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