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西宁留念。左起小沈、侦察处长苌风益、作者、副军长都曼令、司机何炳芬

即将结束格尔木活动的16日中午，都副军长告诉我，刘副司令员决定在前往西宁途中，到 55 师江西沟农场看望官兵职工。让我先给作战值班室打个电话，通知55师让农场的同志有所准备，并让我乘坐他的吉普车下午出发打前站。

刘副司令员之所以要到江西沟农场视察工作，是因为江农的名气很大，属兰州军区创办最早，办得最好的大型军队农场之一。

在按标准供应的年代，不仅为 55 师部队提供青油等生活补助，也为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兄弟部队调拨青油。同时，还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青海省供应居民的食用油告急，农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另外，相当一段时间，农场还有一项政治任务，每年接收一批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接受劳动锻炼。1971 年《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走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报道了江西沟农场的先进事迹。从此，江农成为全军农副业生产的一面旗帜。

中饭后，我带领司机何炳芬沿青藏公路向青海湖畔的江西沟驶去。由于出发较晚，加之诺木洪附近道路翻浆跑不起来，傍晚时分才赶到香日德，按事先约定住进青海省军区独立团，受到团首长热情接待。

我军务在身心里急，第二天一早便出发赶路，午饭前就到了江西沟农场。接待我的农场政委徐步秀，是一名 1946 年入伍的陕北老兵，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兴奋地说：“陈参谋，这么大的首长来农场视察，可是头一回啊！你知道大家伙心里有多高兴吗？你们一路很辛苦，我已派人到西宁采购接待用品，杀猪宰羊，给首长和同志们改善生活。”

听了老政委的话，我深深地被基层同志这种淳朴真诚的热情所感动。我告诉他，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非常感谢你和农场同志的心意，但有勘察纪律要求，一律不在团以下部队喝酒，饭菜也要简单，不能搞得七碟子八碗。你们是高原农场，条件艰苦，还是按我在格尔木的电话通知办，接待要简朴，体现基层和农场特点。告诉去西宁的同志，买点青岛啤酒和好点的红葡萄酒就行了。

听了我的意见，徐政委连连点头说：“我们担心农场条件差，怕委屈了首长们，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都曼令副军长不能吃葱姜蒜，一路上流动性大，很多地方只吃一餐，他不让给保障单位提任何特殊要求，只有住下来有条件时才告诉炊管人员，我只好买些罐头之类的食品，在必要时拿给他食用。江西沟农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我就告诉徐政委给副军长搞几个没有葱姜蒜的菜。

按计划勘察组也要在我住宿的香日德独立团住一晚，我预计他们最快在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才能到达农场。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先带人到农场通向青藏公路的路口，竖起一块箭头指向“84801 部队农场”的醒目路牌，又回到场部将首长休息的房间、临时餐厅检查了一遍，看看快11点了，便叫上徐政委，准备到路口迎接首长们的到来。

谁知刚一出门，便一眼看见勘察组车队向场部驶来，我一下紧张起来，赶紧让徐政委集合官兵在场部门前欢迎。

青海省军区贾副司令员的吉普车首先到达，他一下车就冲着我说：“陈参谋怎么不到路口迎接？要不是我熟悉道路，就去西宁了！”这时已经顾不了更多，我尽量使自己紧张的情绪冷静下来，热情地招呼首长和同志们洗漱，有序展开事先安排的各项活动。

因时间关系，首长们主要看望了总场官兵职工，听取了徐政委有关农场基本情况的汇报。

江农是1958年平叛后，55 师从地方政府接管的知青农场。当时有 2.7 万亩土地，属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原农场，只适合种植油菜和青稞，且产量低，年年亏损，扭亏为赢是农场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

为了搞好农场的生产经营，师里每年派建制连队执行军农生产任务。早在1969年，我就曾在“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前往在这里执行生产任务的165团3炮连学习。1980年我任165团 2营营长期间，我营6连就担负江农生产任务。

一个时期以来，农场一面努力解决科学种田提高产量，一面不断开垦荒地扩大种植规模。20 世纪 70 年代，农场的土地面积达到 7.2 万亩，下辖一、二、三分场。每年安排播种油菜 5万多亩，青稞 2 万多亩，产量也由原先的亩产 80 斤左右提高到200 斤左右。

55师以江西沟农场为榜样，在20世纪50年代至1969年移防河西的20多年里，先后创办了青海门源农场、贵德农场、乐家湾农场、高台农场和兴海牧场等。

农牧场每年为每个连队补助一万斤青稞，一千斤青油。冬季按人均一只羊，每排一头牛的标准补助到伙食单位。连队一排排平房后面的屋檐下，全都挂满冷冻的牛羊肉，成为冬季营区独特的风景线。连队隔三岔五地吃羊肉饺子或牛羊肉烩菜。

师里还为每个战士制作了一条羊毛毡，为每个干部拨 3 斤毛线，1 条军用毛毯，一件皮袄，干部每年探亲可在伙食单位价拨 8斤青油。凡此种种，在粮油靠本供给，毛线凭票购买的年代，对部队广大官兵来说，可是一项了不起的福利。

和平建设时期，55 师继承了战争年代“战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的光荣传统，一直在兰州军区和全军保持着农副业生产先进单位的荣誉。

看了总场，听了汇报，刘副司令员和勘察组对江西沟农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肯定了江农一代又一代官兵、职工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他们常年奋战在农场的高原精神，肯定了他们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搞好军农生产，为部队建设服务。

江西沟农场这面旗帜，一直影响和促进着全师部队农副业生产走在全军前列。1994 年，兰州军区在 55 师召开了农副业生产现场会。1996 年元月进入三九的那一天，总后勤部王克部长率全军各大单位的后勤部长们，乘专列来到河西 55 师驻地张掖，观摩温室大棚种植，副食品加工和养殖基地，对促进全军农副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落实军委军队还是要吃皇粮，不搞生产经营的决策。1982 年 55 师相继无偿地将江西沟农场 3.5 万亩土地、兴海牧场、贵德农场、乐家湾农场、门源农场、高台农场移交地方政府。2006 年又将江农剩余的近 4 万亩土地和价值 1000 多万元的设备全部移交青海省。充分体现了这支部队讲政治，顾大局，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都副军长始终都没提及我未赶到路口迎接勘察组的事。还是我自己在去西宁的路上，主动向他和苌处长作了自我批评。他不但没有批评，反而安慰我说：“长途行车，谁能计算得那么准确。路口又有牌子，不会找不到。”听首长这么一说，我终于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但还是不能原谅自己。决心吸取这次教训，工作中加强预见性。

到达西宁后，我们被安排住进胜利宾馆。这是一处紧靠南川河，林荫遮掩，环境优雅的公园式宾馆，供省直机关内部接待使用。宾馆院子有栋建筑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毛主席修建的，据说 1958 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告诉青海省主要领导：“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发源于青海，我要抽空去你们那里，骑马到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黄河长江源头走一走，看一看。”

青海的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不敢马虎，回来便选址，在胜利宾馆为毛主席修建了一幢接待用房。我们慕名参观了这座带有室内游泳池的别墅式建筑，目睹了宽大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书房和后花园等。这栋建筑除了办公室和客厅宽大明亮外，并无特别豪华之处。青海的同志介绍说，毛主席因公务繁忙，一直未实现来青海的夙愿。

1963 年邓小平率中央慰问团慰问 55 师时住过一次，之后不曾再有中央领导人住过，后来主要用于接待每年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地州市领导。院内其他楼房，都是后来修建的，供省上领导和接待使用。

兰州军区勘察组在这里停留了三天，19 日对一个多月来的勘察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刘静海副司令员强调要认真落实若羌会议精神，抓紧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

在西宁期间，我们还抽空参观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马步芳公馆等。与总部和兰州军区首长机关的同志分手后，20日都副军长又带我们看望了 55 师留守处。

对我来说，有幸参加这次地形勘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在做好一路勘察工作的同时，我还主动完成了一些领导没有要求的工作，这就是每天的情况整理标绘。凡首长们现场或会议上的讲话指示，我都随时记录下来，利用晚上时间加以整理，有的标绘在地图上，有的整理成文字稿，一事一记，一地一记，天天必做，从不间断。无论每天多晚，我都要把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图，画一张草图，放置在副驾驶前的仪表盘上方，供副军长在行进间参考。

事后我将一路 30 多天整理的资料，包括在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标绘的兰新接合部地区兵要资料图交给处里。处长组织测绘参谋李志雄并抽调 163 团参谋吴水洲，依据这些资料，用 5 米 ×4 米的白的确良布绘成“兰新接合部地区兵要资料图”，将道路、水源、气象、设防等基本情况详尽标绘出来，挂在作战室图板上。1980 年杨得志总长来河西勘察时，总参作战部李力副部长一眼就看好这幅图。副军长兼参谋长何通以只有这一份，而且已成旧图为由，答应日后再复制一份送达，才留住这张兵要图。

兰新接合部地形勘察虽然结束了，但留在我脑海中的思考并未停止。根据新疆军区当时的判断，一旦中苏之间爆发战争，无论苏军单独进攻新疆，还是爆发全面战争，敌人都必将切断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使新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新疆军区因主要方向、重点方向、重要方向、保障方向、迂回方向方方面面都需要兵力，部署在兰新接合部地区的兵力十分薄弱，寄希望于兰州战区能在接合部保障和支疆作战方面有所作为。而驻守河西走廊的部队是最便捷的支援力量，这正是让我们 19 军派人参加这次地形勘察的历史背景。

那次勘察结束后不久，新疆军区曾向总部和军委建议将 55师部署在哈密或安西、敦煌、柳园之间，以便新疆有事，能够快速机动到指定位置。但红石山桥湾方向是兰州战区的重要方向，同样需要必要的机动兵力。军委和总部从战略全局考虑，于1978年 5 月成立东疆军区，1979 年元月组建独立第 5 团驻防骆驼圈子，同年又将11师从成都军区调防至哈密地区。但 19 军保障兰新结合部与支疆作战的任务始终没有变。

在胜利宾馆期间，都曼令副军长还带我拜访了住在另一幢小楼的青海省委书记谭启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员。谭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是都曼令副军长的老上级。解放上海时，谭任第三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政委，当过八路军的都曼令是他的警卫连长，也是解放上海时的突击队队长。这次会面，是他们分别后一次十分宝贵的相见。谭没想到他的老部下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见到我们既惊喜又很热情，立即起身握手迎接，都副军长和我给他行军礼。

当年谭64岁,中等身材，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我们住进宾馆后，曾远远地看到过他早晨和警卫战士在院子里边听收音机边散步的情景。他围一条灰色围巾每天总是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固定的场所，不紧不慢地走，那个警卫战士在他身后不远不近的地方跟进。

都副军长和谭书记相互介绍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文革”中，谭先后任山东和浙江省委书记。遭到批斗无法工作，称病住进医院。粉碎“四人帮”后，最高领导人亲自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报告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病，只是被造反派整得无法工作才无奈地住进医院。”最高领导人说：“那就好，如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中央确定让你去青海工作，中组部会通知你去青海的时间。”

他请示中央要不要先回浙江交接一下工作。最高领导人明确地告诉他说：“不用了，浙江的工作由铁瑛同志自然接班，中央要求浙江方面帮你搬家，你这几天先到青海去，和那里的同志们见个面，然后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他们的谈话使我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一位身经百战的省委书记，竟然在“文革”中被整得无法工作，这是何等的损失呀？而全国又岂止谭启龙书记一人！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不能瞎折腾，一定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排除干扰谋发展，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得以早日实现。

5 月 21 日，我们沿宁（西宁）张（掖）公路翻越祁连山返回张掖。为时 36 天的兰新接合部地形勘察顺利结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