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前四史，具体所指的是四部史书，分别为《史记》、还有《汉书》、再者是《后汉书》以及《三国志》这几部著作。
在中国古代，依照其历史记载的惯常做法，通常来讲，但凡每一个朝代，又或者是每一个存续时间相对较长的重要政权，往往都会被当作单独的对象，进而记载成为一部专门的史书。
后来，随着时间不断推移，每当一个朝代终结，后续的朝代往往会对上一朝代进行史书的修撰工作，以此来记录其历史。如此这般，历经诸多朝代的更替与编撰，最终形成了被大众所公认的二十四部史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四史。
在二十四史里，最先完成撰写的是前四史。
为何前四史会拥有最高的地位呢？又为何后世一致公认，前四史的水平要远远高出后面二十部正史呢？实际上，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前面四部史书是私人编撰的，就历史真实性而言，更为可靠。反观后世的史书，大多是下一个朝代去记载前朝之事。在编写过程中，史官们往往会带有主观倾向，如同戴上了有色眼镜一般，如此一来，史书所呈现历史的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
那第二个缘故呢，是在于这四部史书问世的时间相当早。在这前四史尚未出现之际，人们对于该如何撰写“正史”，那可是争议颇大的。然而等前四史完成之后，后续的朝代便有了一个基础性的范例。往后再编撰史书时，只需依照前四史的范例去写便行了。
若想更深入地领会前四史的独特之处，不妨简单探究一下，前四史以及后续诸多正史，它们究竟是怎样撰写而成的呢？在这些正史的背后，又究竟隐匿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首当其冲的便是《史记》。
《史记》乃是中国古代的首部正史，其于后世所占据的地位高得很，已然超出了单纯“一本史书”的范围。只是不知诸位在阅读《史记》之时，是否曾思索过这样一个疑问呢。
为何在诸多史书中，其余二十三部所讲述的皆是单独某一个朝代的相关事宜呢？而唯有《史记》这部史书，它所涵盖的内容是从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代的全部历史，这究竟是为何呢？
正常来讲，依照断代史的记载常规，在《史记》问世之前，理应有《夏史》、《商史》、《周史》、《春秋战国史》以及《秦史》等史书存在。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史书压根就不存在，并没有留存于世供后人查阅研究。
这究竟是为何呢？莫非在司马迁之前，压根就不曾有人动过念头，想要去撰写一个朝代的历史吗？
事实上，答案并非是肯定的，而是相反的情况，也就是否定的。
早在司马迁之前，先秦时候的孔子与左丘明便有写一部完整史书的想法。史官这一职业出现得相当早，传说里中国历史上首位史官是仓颉呢。先秦时期，史官属于极为高贵且特殊的职业，正因如此，才发生了“崔抒三杀史官”那样的故事。
先秦之前有诸多史官存在，可为何却从未有人能如司马迁写出《史记》那般，写出一部类似的关于夏、商历史的专著呢？既有着不少史官，那为何没人去撰写《夏史》以及《商史》呢？这着实让人感到疑惑。
答案说来其实并不复杂，究其原因就是技术方面还存在不足。
在如今的我们看来，写点东西是极为容易的事儿，只需寻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就行。可要是放到先秦时期，人们若想写出一本字数颇多的书，那难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啦，和我们现在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呢。
先秦时期，竹简是人们最为广泛运用的文字载体。不过呢，竹简技术真正达到成熟且得以普及，那可是西周之后才实现的哦。至于夏商时期，就连制作竹简这种事儿，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很难将其搞出来呢。
因此，在商朝时期，人们能够用来刻字的载体就只有龟壳以及青铜器罢了。再往前追溯到夏朝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文字体系压根就尚未达到彻底完善的程度呢，各方面都还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备之处。
处于这样的状况，要去撰写一部长达几万字的史书，那几乎是没法实现的。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人们顶多也就只能留存下零零散散的话语罢了。就好比借助一些石刻，留下为数不多的文字，用其来记录那些最为重要的大事件。
这些文字数量太过稀少，难以构成一部正史。就拿商朝来说，后世若能知晓商朝历代君主的名号，便已算很不错了。至于那些君主们具体都做过哪些事，除了最为重要的几位君主能有些了解外，其余君主的情况基本是一无所知，近乎空白。
自西周起，特别是步入春秋战国时期后，竹简得以彻底普及开来。伴随这一情况，生产制造竹简的成本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态势。正是由于竹简成本降低了，在此之后，我们方才具备了能够记载长篇历史的相关技术条件。
自此时起，诸多诸侯国以及周王室纷纷设立各自的史官，以记录本国历史。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存在局限，所以在记载历史时，依旧较为简略，都会尽可能地精简字数。
要知道，后世所出土的《竹书纪年》，虽说它的名气相当大，可实际上呢，整部《竹书纪年》从头到尾的字数也还不到一万八千字。并且这已经是在竹简得以大规模普及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情况了呢。
总而言之，受技术所限，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去撰写详尽的史书。待到春秋战国之时，相关技术虽已成熟，可彼时众人皆忙于战事。要知道，撰写史书乃是耗费极大的工程，在国家不予承担费用的情形下，单靠个人是极难负担得起的。
最终在先秦时期，咱们的祖先确实有着记载历史的习性，可即便如此，却始终未曾能够编写出一部货真价实的、属于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头正史”。
自秦朝以后，天下实现了统一局面。也正因如此，秦朝便具备了成为首个有能力进行书籍撰写的朝代的条件，毕竟统一之后各方面资源得以整合，具备了相应的实力来开展写书这样的文化活动啦。
然而问题是，秦朝存续的时间太过短暂，都还没来得及思索这件事呢，就已然亡国了。并且在秦朝存在期间，秦始皇对撰写历史一事，着实极为反感。毕竟要是清晰记录下其他诸侯国的历史，那对国家的统一是极为不利的。
在秦始皇在世之时，居然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举动。在这场行动里，各国先前撰写的史书都未能幸免，全部被付之一炬，最终仅留存下秦国所编写的史书得以留存于世。
就统一六国这件事而言，如此行事并无不妥之处。然而，放到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层面去看，这实实在在堪称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由于诸多因素，秦朝未能编撰出一部“正史”。西汉开国之后，在随后的一百年间，一直承袭此前记载历史的惯例。西汉官方专门设立史官一职，负责对历史进行记录。只不过在此期间，史官们在记载历史时，所采用的依旧是以往的方式方法。
在这一时期，众人在记载历史之时，往往习惯于写下某年某月发生了何事，以及最终呈现出何种结果。然而，对于事情具体的发展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却鲜有人会去将其详细记录下来。
一直等到司马迁现身方才有所不同。或：直至司马迁出现了情况才有了改变。或：一直到司马迁出现的时候才发生了变化。
其实，最初萌生出要撰写一部囊括过往全部历史著作想法的人并非司马迁，而是他的父亲。司马迁的父亲曾担任西汉的史官一职，当时他察觉到记载历史的方式太过简略，于是便产生了写一部更为详尽史书的念头。
然而最终的情况是，司马老爹都还没正式开始动笔去写呢，仅仅是将相关的资料筹备了一番而已，随后便径直离世了。
在此之后，司马迁可谓是子承父业，由此萌生了撰写一部能“涵盖以往所有时代”史书的想法。并且他要完成这项工作，条件也较为成熟。一方面，他家世代担任史官，能直接获取国家的第一手史料；另一方面，其父去世后，司马迁顺利接班，可即刻着手撰写。
历经多年的不懈努力，司马迁终于将《史记》撰写完成。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遭遇了诸多困难，其中“李陵事件”更是让他遭受腐刑这般沉重的打击。然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司马迁始终未曾放弃，最终成功写完这部多达五十多万字的伟大“巨著”。
在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撰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
想问问，在《史记》撰写完成以后，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去进行传播？
需明确，就当时的生产技术状况而言，要去复刻一部多达五十多万字的竹简书籍，所需成本是颇高的。况且司马迁还曾有过犯事的经历，而私人撰写历史本就是较为敏感之事。故而在《史记》刚刚完书后的几十年间，它实际上一直是被搁置起来的，压根就没人知晓有这样一本书存在！
后来，司马迁的女婿当上了丞相，如此一来，地位方面便有了充足的保障。而司马迁的外孙子呢，对历史颇为喜爱。有一天在家里读书之际，竟意外发现了外祖父司马迁所写的那套书。此后，这个外孙子觉得此书价值非凡，又借着家中权势的助力，这才壮着胆子拿出了《史记》。
直至这之后，《史记》方才得以真正广泛流传起来。
《史记》问世后，诸多以文化传承为要务的家族猛然察觉到，司马迁这般书写历史，其价值与意义竟是如此重大！于是乎，从那时起，数不清的私人家族纷纷养成了撰写史书的习惯。
可问题在于，那些由私人家族所撰写的历史内容，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获得官方的认同。而这些未被官方所认可的各类历史记载，之后便统一被人们称作是“野史”了。
就这样，又过去了大概一百年左右，时间来到了西汉末期。彼时天下陷入大乱之境，诸多以诗书传承家业的家族，纷纷选择闭门自守起来。在这些家族当中，有一位出身于外戚家族的年轻人，由于深感仕途渺茫无望，于是便转身回家，专心研究起历史来。
有这样一个人，其名为班彪。
东汉开国之后，班彪并未选择入朝为官，而是一直居家致力于历史的研究。期间，他搜集了诸多资料。由于其家族先前地位颇高，故而能够接触到较为高端且准确的史料。况且他家本就是诗书世家，家中藏书丰富，历史方面的书籍数量亦不少。
所以到了最后呢，班彪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打算给《史记》撰写一个续传，要通过这个续传去续写在汉武帝那个时代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内容呢。
西汉时期，司马迁身为正牌史官，有着能借助国家力量的优势，却也耗费了两代人的时光。同样的，到了班家这边亦是如此。班彪仅仅做完资料搜集与整理，写了寥寥几篇正文便离世了。而后，其长子班固继承了他的遗志，接着进行书籍的撰写。
而此次，恰恰是在班固才完成了一部分相关工作之际，立刻就有人出面进行举报，声称他存在“私修国史”的情况。
在那个时候，不少世家大族都有着自行撰写历史的惯例。然而，由于司马迁的遭遇广为人知，国家对于私人纂修国家历史的行为极为警觉，深怕有人胡编乱造。于是，没过多久，班固就被抓起来了。
后来，是班固的弟弟班超，不惜豁出性命前往京城去告御状，硬是将这事儿捅到了汉明帝跟前，如此一来，这事儿才总算有了个结果。汉明帝本就是一位明君，听闻此事后，便亲自查看了班固的手稿。看完之后，汉明帝觉得班固所写并无不妥之处，于是在这之后，还特意提拔他担任史官，让其继续撰写历史。
就这样，在获得国家力量支持后，班固耗费了半辈子光阴，才大体完成这部史书。接着，班固的妹妹班昭又对其加以补充，增添了天文地理方面的内容，至此这部史书才算彻底完稿。最终，这部史书完整地呈现了整个西汉时期的历史。
《汉书》便是前四史里位居第二的那部史书。
在全部正史里，《史记》所记载的是汉武帝时代之前的所有历史。而《汉书》则是第一部单独讲述一个朝代历史的正史。自《汉书》出现并成为一种模版后，后续的所有正史，大体上都开始参照《汉书》的撰写方式来进行编写了。
在完成西汉历史的撰写之后，依照朝代更替的顺序来讲，通常情况下，接下来应当着手书写的便是《后汉书》所记载的那段历史了，也就是东汉时期的历史。
可实际上，继前三部史书之后写完的是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就时间顺序来讲，它排在第四位，处于《后汉书》之后。然而若论成书时间的话，它实则处于第三位，是要早于《后汉书》完成撰写的。
东汉末年的这段历史，实际上造就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在班固完成《汉书》的撰写之后，大约又过了百年的时光。这时候，有一个人主动挑起了续写历史的担子，他想要把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续写下去。而此人便是蔡邕，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蔡文姬的父亲。
若要撰写正史，那首先个人才学须极为出众才行，特别是在历史领域得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呢，此人背后还必须要有极为充裕的财力来给予支撑，不然的话，想要完成撰写正史这项工作压根就没可能。
在东汉后期这一时期当中，要说谁是做这个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那无疑就是蔡邕了。他在各方面条件等综合考量下，是完全契合这个工作岗位要求的，堪称做该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呢。
然而最终的情况是，就在蔡邕刚刚准备着手去做这件事之际，黄巾起义猛然爆发了，随后董卓之乱又接踵而至。正是这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径直将蔡邕撰写历史的计划给打断了，使其无法按原计划推进。
董卓之乱得以解决后，东汉各地渐趋独立，中央政权已然彻底式微，已无开展大规模修撰史书的条件了。况且蔡邕他本人，后续还得罪了王允，结果被王允整治，落得个身死的下场。
最终的结果是，蔡邕压根就没来得及去撰写东汉中后期的那段历史，便骤然离世了，着实令人惋惜，毕竟这本是他计划之中的事，可世事难料，就这样，相关的历史书写也就此中断了。
此后在整个三国时期，各方势力皆忙于相互争斗。彼时那些世家大族呢，也都一门心思争权夺势，根本没谁有闲暇去撰写历史。而三国各自设立的官方史官，在这一阶段大体上也仅仅是完成自身的本职事务罢了，并未对东汉历史展开系统的整理工作。
直至三国时代的后期，总算又涌现出一位史官，即陈寿，他着手继续开展这项工作。陈寿由于所处时代距离三国时期相对较近，于是率先撰写了《三国志》这部著作。
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期间，曾有过后续的写作打算，即写完《三国志》后，接着去书写东汉的历史。可令人惋惜的是，《三国志》方才成书没多久，陈寿便离世了。并且仅仅过了数年，西晋就走向崩溃，八王之乱也随之拉开了帷幕。
《后汉书》的成书时间因这场混乱而被大幅推后。此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战事频繁，东晋无暇支持史官撰写史书。至于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忙于争夺家族利益，也没人肯花费大量钱财去从事史书编写之事。
即便有人有心去撰写东汉时期的历史，可由于那期间战事频繁，想要拥有足够漫长的和平时期来搜集、梳理资料实在太难了。也正因如此，在东汉这段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那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基本上都只是将撰写东汉历史这项工作完成了其中一部分而已。
一直到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建立起来了，打这之后，南方迎来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岁月。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宋政权这边方才又出现了一位极为重要的史学家，此人便是范晔。
前人已对相关资料有所整理，在此基础上，范晔耗费了十多年的心血持续努力撰写，直至离世，方才完成《后汉书》的大部分内容。此后，经史学家刘进一步填补完善，这部《后汉书》才得以彻底完工。
到此为止，《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前四史总算是全部撰写完成啦。从开始着手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到如今大功告成，其间历经诸多艰辛，好在最终顺利将它们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大事。
从史学内容层面来讲，三皇五帝时期直至三国时代的历史被前四史所记载。这四部史书均为私人所撰。即便它们最终的编撰成果获得了官方认可，可在着手编撰之前，都是编撰者们自发进行的，并非受命于官方才开展此项工作。
由于是自发进行的，他们在撰写书籍之际，能够尽可能减少来自他人的影响。尽管这类具有私人性质的史书，不可避免地会夹杂些许个人的喜好与厌恶，存在一些主观方面的判断。然而从政治层面来讲，通常是不会遭受国家力量所干涉的。
在写书之时，国家通常并不知晓相关情况。待书写完毕后，国家才具备对其进行定义的权力。然而此时，史书已然完稿。即便国家有心去修改，那也只能改动寥寥数语罢了，想要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如此一来，前四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不少。尽管其中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可大体上并不会遭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干扰。
然而在那之后，情形便有所不同了。
就时间先后而言，三国时期结束后，紧接而来的便是西晋。按常理来讲，在这种历史脉络下，接下来成书的正史，理当是《晋书》，也可以说是《西晋史》。
可事实上，《晋书》得以真正编撰完成并成书，是在唐朝的贞观年间这一时期。
其主要缘由在于，自西晋覆灭后直至隋朝建立前的这段时期，中原大地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战事频仍。而这种经年累月持续不断的战争局面，对于史官从事历史撰写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在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这一漫长时期当中，正史的编撰数量并不多，仅仅出现了三本。它们分别是由南梁撰写的《宋书》与《南齐书》，还有北齐所著的《魏书》。
在这一时期，除了那三部正史外，其实还有不少私人学者撰写了诸多历史书籍。然而，由于受到战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史书普遍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所以很难将它们当作正史来进行阅读。
就好比南朝去书写北朝的那段历史，必然会带着主观偏见，也就是所谓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在其笔下，定会强调自身才是正统所在，而这种表述往往并非完全基于客观事实，只是出于自身立场的一种偏向性认定罢了。
然而，撰写《宋书》的沈约，乃是南梁的开国功臣。而创作《南齐书》的萧子显呢，他可是萧道成的孙子，实实在在属于皇族后裔无疑。至于写《魏书》的魏收，同样是北齐朝堂之上的中枢重臣。
在他们着手撰写正史之前，国家方面对此是知晓的。也就是说，在他们开启正史编写这项工作之前，国家就已经了解相关情况了呢。
这样一来，鉴于他们自身的身份，再加上国家方面的干预，在撰写史书之时必然会出现有失偏颇的情况。那些对本朝不利的历史内容，常常不是遭到删改，就是仅仅用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要想达到像前四史那般真实的程度，实在是太难了。
随后便到了隋朝时期，隋朝也曾有过由官方来组织修史的打算。然而，隋朝存续的时间极为短暂，以至于这项修史的工作尚未完成，隋朝便已覆灭。如此一来，下一回开展大规模修史之事，就只能等到唐朝的时候了。
唐朝开国以后，李世民对修撰史书一事极为看重。也恰恰是由于他这般重视，所以在这一时期所编写的正史，大体上都是由官方来主导进行撰写的。
唐朝前期完成了八部正史的编撰，它们在整个二十四史里占据重要位置。这八部正史分别为《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以及《北史》。
李世民一开始的想法是，打算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从头到尾重新修纂一遍。但要知道，此前已经撰写完成的那几部相关史书，在当时已然获得了众人的认可。并且，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少文人也是较为支持现有的这些版本的。
就拿撰写《魏书》的魏收来说吧，他和魏征可是同属一个家族呢，并且他俩的亲戚关系还挺近，说不定都在五服的范围之内。如此情形下，魏征显然是不会去支持重新编写《魏书》的，毕竟这可等同于在给自己家族抹黑。
要是不存在这些事情的话，在李世民所处的那个时代，唐朝是完全有能力一口气写出十多本正史来的。
在李世民的高度重视下，魏晋南北朝那段历史得以完整撰写出来。然而，也正因这项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李世民却给后世开创了一个欠佳的先例。从那以后，撰写正史的事宜只能由国家来主导进行，而私人所撰写的历史，统统都被视作“野史”了。
官方组织修史时所任命撰写史书之人，大多为当时的高级官员。因要维护本朝的合法性，且受到国家力量的影响干预，这些官员在修史过程中，常常会把前朝那些对本朝不利的部分历史内容予以删除掉。
就拿清朝史官来说吧，他们在编撰《明史》之时，必然会删掉有关努尔哈赤崛起的部分内容。为啥要这么做呢？原因在于清朝人打心底里不愿承认，努尔哈赤是凭借李成梁的扶持才得以发家的这一事实。
如此一来，后世所出现的诸多史书，其可信程度便大幅下降了，远不像前四史那般能获得众人的充分信任。
与此同时，前四史的成书过程极为艰难，加之成书时间又很早，这便为后世立下了典范。如此一来，其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逐步攀升，到最后被众人一致认可，认为它们相较于后面的史书而言，是更具价值的，享有“高于后面的史书”这样的公认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