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在欧洲中世纪，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意大利繁华的都市佛罗伦萨发生了。这可怕的黑死病使得十室九空，一时间丧钟长鸣。这就是薄伽丘《十日谈》的背景。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发源的地方，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但丁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先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早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薄伽丘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出身商人家庭，受过大学教育。早年在那不勒斯时，薄伽丘接触过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后来他回到佛罗伦萨，拥护当地共和政权，积极参加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1350年，他与彼特拉克交往，共同提倡古典文化。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薄伽丘的代表作，其题材主要来源于历史事件，以及东方故事和已经流传很久的逸闻趣事。

下面我们来看《十日谈》：

在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中，10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一起逃到郊外，住进了一所十分美丽的别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十分惬意怡人，只见鸟语花香，青山流水，到处一派勃勃生机。这情景和可怕的城市瘟疫对比，简直是天上人间与地狱鬼都。大家躲在这美丽安全的地方，为了使生活更有情趣，他们约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就这样，他们住了10天，讲了100个故事。《十日谈》凭借这个线索把100个小故事串了起来，以瘟疫来象征中世纪的黑暗，以10个青年男女象征反抗黑暗的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表现了作者对个人价值追求的肯定。

《十日谈》开明宗义地批判了天主教会，其中“扬诺劝教”更是意义深刻。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巴黎住着一个富商，名叫扬诺。他有一个朋友亚伯拉罕，是一名教徒，笃信犹太教。扬诺认为天主教是正宗，希望自已的朋友改信天主教。在他的劝说之下，亚伯拉罕决定去罗马考察一番，看一看天主派遣到人间来的代表一教皇的气派到底怎么样。他果真赶到了罗马教廷，但是他看到了什么情景呢？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在了，因此，竞至于妓女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还要走后门…”继续观察的结果，使他看到更多的罪恶，贪得无厌，爱钱如命，买卖圣职。一幕幕惊心触目的事实使亚伯拉罕得出结论：罗马根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

教皇、红衣主教这些人无恶不作，他们本应是天主教的支柱，但是却成为天主教的蛀虫，只能让天主教尽快垮台，迅速消失。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作者似乎应该让亚伯军放弃天主教，离开罗马，但是海伽丘和道常的底法不一样，这也正是他匠心独运的地方，他让亚伯拉罕这样说：“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还是屹然不动“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正大神圣。”结果，亚伯拉罕竞去教堂接受天主教洗礼去了。

《十日谈》的“扬诺劝教”，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天主教会的心脏，在薄伽丘的故事面前，中世纪的教会成为滑稽的嘲讽对象。薄伽丘在很多故事里揭露了教会的敲诈勒索。在“裁判官的故事”中讲道：一个富人在酒店里喝了几儿杯酒，一时高兴，便信口胡说大话，他说他正喝的美酒是耶稣所喝的美酒。这句话传到了宗教裁判所那里，一件小事立即变成了大事。谁都知道这是一句戏言，喝酒昏了头的戏言，但裁判所却要从这件事上打主意。

裁判所的神甫打听这个人的情况，得知这个人很富有，有田地还有金银，心想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于是下一道紧急的命令，逮捕那个富人，罪名是污蔑基督。他们用死刑来威胁这个富人，这个富人只好请人疏通，“献上一大块‘脂膏’，让神甫搽在眼上，也好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这样，富人被从轻处罚，小事变成大事之后又大事成为小事，只拘留了几天就被放了。在中世纪，严厉残酷的统治是由天主教会推行实施的。他们有宗教法庭和裁判所，可以对任何有悖宗教的言行进行定罪。其实，宗教裁判所就是种特务机构，遍布西欧各地，所有的人都被暗地监视着，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其中的贪污受贿、勒索敲诈现象比比皆是。可以说，天主教会血债累累。

对于进步人士，如布鲁诺等人，他们严厉残酷镇压。对于平头百姓，他们用宗教来愚味麻痹。直接揭露他们压榨人民的作品是很少的，在当时，也就是《十日谈》中有这么一篇。薄伽丘在写这篇作品之前，也十分踌躇，心里思量很人，终于下笔。但是他只能避重就轻，对裁判官的敲诈勒索进行了嘲讽，而没有更加严厉地批判。作者自己说：“像蚊子那样叮了一口。”当时尚处在文艺复兴运动早期，薄伽丘是先驱者，他用《十日谈》向天主教会发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对旧制度旧世界束缚人的自由无情地嘲讽，表达了向往新世界的愿望。意大利近代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桑提克斯这样说：“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开创了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