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额尔金在加拿大干了两个任期，回到英国休养生息。那个时候的加拿大，其实还是四分五裂，根本不是现在的样子。到了1867年，几个东部殖民地才联合起来，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

回到英国后，额尔金转到了辉格党阵营。辉格党代表了新生的工商业阶层，追求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人权，也确实更符合额尔金的进步理念。

额尔金的青年与中年

这时的英国辉格党，也就是后来的自由党，依靠工商业阶层崛起，在政坛一枝独秀，多年垄断内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主持内阁的便是辉格党人墨尔本子爵。负责具体实施的，是他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我们更多译为巴麦尊。1857年，巴麦尊看上了额尔金的政治能力，派遣他到中国处理入城、入京和修约问题。

话说墨尔本子爵和帕默斯顿虽然打开了清政府国门，却没办法真正打开中国市场。一来，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上岸通商，只能局限于五个通商口岸；二来，外国商人及其家眷只能寄居口岸，不能进入城邑。

《南京条约》原文是这样说的：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南京条约签署

不必说当时人，我现在看了这条规定，都觉得有些糊涂。条文说英国百姓可以寄居五大港口，又说英国政府外交人员可以进驻五大城邑，那么这里的港口与城邑到底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

如果是一码事，那么英国百姓就也可以进入广州城；如果是两码事，就是不能进入。

进而言之，如果是两码事，广州城邑与广州港口怎么一个区分法？有没有明确的界限？《南京条约》都没说。

如果看了英文版的《南京条约》，可能更糊涂。英文版原文是这样说的：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f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Consular Officers, 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直接翻译过来，英文版条文规定英国民众及其家人可以居住在广州等五个城镇（cities and towns），英国外交官员也可以居住在广州等五个城镇。

南京条约英文版

这个规定与中文版南京条约精神的差异就大了。英文版没有区分“港口”和“城邑”，一概用cities and towns指代。照此，英国商人及其家人就可以随着外交官一起进入五大通商城镇。

当初起草南京条约时，清政府代表把仅有的几个通晓英语的人给裁了，完全依靠英方翻译马儒翰等人居间传递，条约中英文稿都是他们起草的。清政府代表虽然可以审阅并确定中文版条约，但是他们看不懂英文版啊，两者差异再大，也看不出来。

你说这事怪谁呢？两个文本都是马儒翰起草的，当然首先得怪他。但是，清政府代表明明知道条约需要用中英文本，自己又半个英文不识，就不知道聘请个翻译？人家马儒翰明明是英方翻译，你心甘情愿让人家替你起草文本，出了问题又能怪谁？说到底，只能怪自己愚蠢。

鸦片战争结束后，这个事果然成了大事。英国政府发起鸦片战争，不就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嘛，你现在只让英国商人住在“口岸”，不能进城，这生意怎么做？所以，英国商人以及为其提供后盾的外交人员不停地提出要求，希望按照条约，允许英人进入广州城。当然，他们依据的是英文版《南京条约》。

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及广州士绅当然不同意。让你们寄居口岸已经算是开恩了，你们还想进城来与我们同居，不是做梦嘛。于是乎，一场要求入城和拒绝入城的拉锯战，上演了十多年。

广州反入城斗争

现在看来，这场不起眼的小冲突，注定会上升为大事件。因为拒绝英人入城不是广州官民的特殊怪癖，而是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思维。地方不让英国百姓入城，朝廷不让外国使臣入京，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从上到下的“拒绝”思维与英国的“开拓”思维针锋相对，必定激起难以预料的风浪。

1857年，额尔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巴麦尊政府选中，担任高级专员来到中国处理入城、进京与修约争执的。

英国政府觉得，只有通过修订条约，才能彻底解决入城、入京和扩大中国市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