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1057年左右，也就是纣王帝辛二十三年，从周原来到殷都献礼的周文王，被纣王投入了羑里大牢。当时的文王，大约已经55岁，据说在羑里被囚了七年。
对于羑里的地望，似乎没什么争议，公认即今天安阳汤阴县北4.5公里的羑里城遗址。羑里北距离殷商国都15公里，南去副都朝歌35公里，便于监视。后人在那里修建了文王庙，以示纪念。
周人是西土邦国，归附商王百余年了。纣王为什么要囚禁年老的周文王？55岁，放在当时已经算老年。
此后五百年间，似乎没人讨论这件事，甚至没人提到这件事。无论甲骨、青铜器，还是传世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直到公元前5世纪初，鲁国史官左丘明才将文王被囚一事写入历史。他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这是传世文献对“文王囚羑里”的最早记载。
左丘明没说纣王为何囚禁文王，也没有提到囚在什么地方，只是说商纣王将周文王囚禁了七年，但文王威望极高、备受拥戴，诸侯不满文王被囚，要求跟着一起坐牢。结果，纣王害怕引发诸侯大乱，迫不得已释放了文王。
左丘明这个解释很可疑，不符合情理。按理说，如果文王威望高到如此地步，已经严重威胁纣王统治合法性，纣王不是应该释放他，而是应该千方百计杀掉他。释放文王相当于放虎归山。
《战国策》的作者们，可能觉得《左传》说得不清不楚，所以专门解释纣王为什么囚禁文王。《赵策三》借鲁仲连之口说，鬼侯、鄂侯和文王位列殷商三公，属于辅佐纣王的核心高官。鬼侯向纣王进献了一位漂亮女子，没想到纣王认为太丑，一怒之下把鬼侯剁成了肉酱；鄂侯急忙为鬼侯辩解，结果被做成了肉干；文王只是喟叹了一句，就被抓起来投入了羑里大牢。
鲁仲连是在与人辩论时提到此事，具有明显的引导性质，不可当真。鬼侯、文王都是殷商西土的异族首领，乃商王朝心腹大患，纣王怎么可能放着自己人不用，让异族首领来辅佐自己？即使真让他们辅佐，纣王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进献的女子不好看，就把两个辅佐大臣随意杀掉。
《战国策》的叙事流传甚广，连司马迁都将其纳入了笔下，只是叙事略有差异。《史记·殷本纪》说，九侯进献的美女“不意淫”，不能遂纣王之欲，从而连累九侯、鄂侯被杀，文王被拘。这里的九侯，应该即鲁仲连所说的鬼侯。
不过，司马迁可能觉得此说太过牵强，于情理不通。他在撰写《周本纪》时，记下了看到的另一个故事版本：文王笃仁敬老，礼下贤者，士多归之，负责监控西土的崇侯虎，遂向纣王密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这才有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的故事。
从考古研究来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以后励精图治，联合羌方，征伐鬼方，短期内成了关中一霸。商王警觉后，杀掉了周人首领季历，但是依旧没有阻挡周人崛起。季历之子周昌更上一层楼，继续聚拢人才、编练军队，以王政慑服周边人心，成为了西土事实上的主导者。
在这种情况下，纣王接到崇侯虎的密报，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囚禁文王，应该是比较符合情理的。不必说纣王，换作任何一个天子，都不会容忍潜在的反叛者。不过，纣王毕竟只是怀疑，没有实据，而文王也确实没有任何公开反叛行为，所以纣王只是将其囚禁起来，没有杀掉。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文王拘羑里”不过是一朵历史浪花，引不起多少学界风浪。可是，太史公说完文王被囚后，又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他的意思是说，文王被囚羑里期间，没有颓废堕落，而是将伏羲八卦推演成了周易六十四卦。
这一来，事情就陡然起了变化。《周易》乃儒家五经之首，进而言之，也是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或点睛之笔。如果《周易》真是文王所为，那他就是周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双重奠基人！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必定引发学者关注。
于是乎，两千年来，“文王拘而演周易”成了众多史家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各方争论不休的一大学术公案。
对于这个问题，太史公其实没有太大底气。他用一个“蓋”字，表达了自己的疑虑态度。或许，他注意到《周易》系辞提到文王演周易时，采用的是反问语气：“《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不过，历史故事传来传去，总会越传细节越丰富，越传语气越坚定。到了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态度已经斩钉截铁：“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显然，班固认定文王推演了六十四卦，确立了《周易》经文。
从此以后，儒家士大夫不再有疑虑，更不再有质疑，绝大多数都深信文王在被囚期间推演了六十四卦卦，奠定《周易》之雏形。一千多年间，这个故事几乎成了儒家著作中板上钉钉的铁打事实。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文王所作的具体贡献，到底有多少。
有些人认为文王的贡献，不在于推演六十四卦，因为六十四卦早就存在了。《淮南子》、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等人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孔颖达则相信重卦者必在神农之前。重卦，就是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据此，文王根本没必要再推演六十四卦。
不过，一般看法仍然坚持认为，伏羲只是创制了八卦，等到文王出现，才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又由孔子补充了《易传》。
那些坚持文王不曾重卦的儒家学者，认为文王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卦辞爻辞。有人认为卦辞爻辞皆为文王所作，有人则认为周公参与了制作。比如，刘歆、马融、陆绩等汉儒就认为，《周易》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
到了民国年间，随着“疑古学派”横空出世，“文王拘而演周易”受到了严重质疑。主流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实据，《周易》作者另有其人。顾颉刚认为《周易》应该作于西周初叶，郭沫若认为《周易》是战国时期楚人馯臂子弓所作，陈梦家认为《周易》乃殷商遗民所写。
最近几十年，仍然有学者延续“疑古思潮”，否认文王与《周易》存在关联。比如，宋祚胤就认为《周易》是周厉王时所写。易学专家刘大钧不言文王，只强调《周易》非一个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人不断积累、补充和完备。主张“走出疑古”的李学勤，在这个问题上罕见认同顾颉刚，也认为《周易》经文形成于周初和西周中叶之间。
不过，总体来说，“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学界过去式，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文王拘而演《周易》”确有其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明、曹定云等认为殷墟出土的“易卦”卜甲，可能就是文王推演《周易》的遗存，所以不能轻易否认“文王拘演《周易》”的真实性。
今天，学界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笼统地说文王被囚期间推演《周易》，而是进行了更精细的区分。他们根据张政烺的研究，意识到文王之前确实存在重卦，文王无需再从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他们觉得，文王的主要功绩主要在于调整六十四卦，形成了周人特有的占卜系统。
邢文认为，商《易》六十四卦以七八不变之数为占，周《易》同样使用六十四卦，却以九六变数为占。这个关键变化，可能就来自文王拘羑里期间的推演。换句话说，文王确实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只不过他研究的不是卦数，而是筮法原则。
廖名春发挥唐代孔颖达的“父统子业”说，认为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卦序做了一定编排，此即所谓“演”；又赋予六十四卦一定的卦辞和爻辞，此即所谓“增”；这些卦辞爻辞经周公改编加工，最终形成了《周易》本经。
刘光胜也是将“文王”理解为一种象征，涵盖周文王、周公以及西周筮人群体。据此，他认为《周易》是文王、周公和西周筮人群体的集体产物。文王的具体功劳，在于择取商人六爻卦作为卦体进行推演，并系辞焉以明吉凶，后经西周史官、筮人加工润色，遂成今日所见卦爻辞。
说了半天学界看法，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仍然不能解决心中疑惑。文王被囚羑里期间，到底有没有推演过《周易》？如果推演过，又到底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以上学者要么谈文献要么谈甲骨，唯独就是不谈文王和纣王当时各自的心境。不考虑文王和纣王心境，所得结论总让人感觉有点一厢情愿。
我觉得，要彻底明白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周文王和商纣王当时各自的心境。
今人看《周易》，多将其视为算命解卦释梦的万能指南，人人可以参考。但是在三千多年前，类似的占卜资料或手段，都是王室绝对垄断的高科技信息，普通人无法接触，也不敢应用。
对于上古占卜，李零讲得简洁明了。他说上古占卜分两大类，一类是选择时日，另一类是龟卜筮占。“易”属于后一大类，“易”即筮占之意。筮占与龟卜合起来，就是占卜。
占是以某种植物为媒介，比如蓍草、柱棍等，排列组合为千变万化的象数，来卜问吉凶祸福。卜是以灼烧或不灼烧的动物骨头，比如龟骨或牛肩胛骨，通过分析裂纹求取神谕、解狐释疑。
占早期多用蓍草，所以称筮占；卜后来多用龟甲，所以称龟卜。汉代以前，两者多结合在一起，作为王室沟通神灵、祈求神谕的专用手段。只有王室授权的特别或专业人员，才能掌握和使用占卜。
明白了以上情况，就能推想文王不可能大摇大摆地推演易术，进行占卜。他的处境，决定了他的选择。
文王受猜忌而被囚羑里以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处境，没有资料可以说明。有人推测说商纣无道，醢鬼侯，脯鄂侯，用炮烙之刑，醢文王之子而命文王食之，无恶不作，所以文王被拘羑里，环境应该相当险恶。也有人猜测，纣王并没有真把文王投入大牢，而是好吃好喝养着，有人伺候着，只是限制其活动而已。
李硕在风行一时的《翦商》中，依据周易经文设想羑里在殷商人祭场附近，恐怕是阴森恐怖之地。他还推测文王被捆绑起来，关进了荆棘丛环绕的监狱，三年无法脱身，结局凶险。他就是在这种牢狱生活中，潜心研究六十四卦占算之术的。
综合各种信息来看，文王身处凶险牢狱的描述，确实更符合事实。他毕竟是商王朝的第一心腹大患，纣王不可能让他优哉游哉，无人看守，行动自由。
在这种处境下，文王真的会沉迷于筮占，整天摆弄小棍来占算吗？李硕认为，占算不需要沟通神灵，政治敏感度较低，又不需要什么条件，拿些小棍就能排列组合，所以很适合文王解忧释惑、求取天启。
然而，主张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学者，都忽视了当时的具体情景。商纣王为什么要囚禁周文王？是因为怀疑他有反叛之心，威胁到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他最忌讳看到的，就是一个雄心勃勃、智谋超群的周文王。周文王表现得越有城府，越有上进心，纣王就越有斩杀他的必要性。
对于周文王来说，如何太能避免杀戮、蒙混过关？自古以来的一流政治家都心知肚明。纣王的叔叔箕子，靠着自晦其明、佯装癫狂，成功避免被戮，想必会给文王很大启发。他应该清楚，自己要想活着出去，就必须装疯卖傻，或者表现得贪恋酒色，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让纣王放弃猜忌。
贪恋酒色没条件，只能装疯卖傻。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成熟老练的周文王，会整天摆弄着小棍，占算周人未来和翦商大业吗？不必说占算翦商大业，即使占算个人命运，都会立刻被人报告给纣王，促使纣王痛下杀手。
就此而言，推论文王拘而演《周易》，既是对纣王智商的侮辱，也是对文王智商的一种嘲弄。他俩但凡有一个智商在线，都不会出现狱中人一心一意占卜算卦的场景。文王要真那样，轻则被囚一辈子，重则会丢掉性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王绝对不思考占算之术。毕竟狱中七年，漫漫长夜，无心睡眠，以文王之政治智慧，不可能混吃等死，活一天算一天。夜深人静之时，他必定思虑个人与族人未来，分析商王朝的气象和走向。这个时候，占算之术应该会进入他的脑海。
入狱前，文王作为周人领袖和西土霸主，应该早就接触到了占算之术。只是，整日忙于族务、政务和军务，没有心思琢磨这些东西，甚至不一定熟练运用。现在，装疯卖傻之余，夜深人静之际，正好可以琢磨占算的原理和路径，比较各种占算之术的优劣，尝试占算族人命运。
这种夜深人静之际的沉思，决定了文王只能构思占算的大体构架，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卦象组合，更不可能给出具体的卦辞和爻辞。《周易》的卦象和经文，不经排列组合和文字记录，是很难完成的。
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殷墟出土的周人“易卦”卜甲？1980年，曹定云等人在安阳发现了一片“易卦”卜甲。他从占法、卦爻和爻题三个方面比较后，判定其即早期《周易》，进而推论其可能是文王囚于羑里时的遗留之物。
如果曹定云的判断符合事实，只能说明周人在殷墟附近制作过“易卦”卜甲，或者周人将“易卦”卜甲带到过殷墟，而不能说明它就是文王在羑里狱中所作。狱中的文王，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制作卜甲。
最大的可能性是，文王被囚在羑里时，应该有族人驻在殷都附近，定期探望文王和供给吃穿用具。文王或许借助族人探监之际，暗中交代了自己的占算想法，并授意他们刻在了甲骨上。
这片卜甲上，只有三个数字易卦、贞吉二字，以及其它几个不明文字和符号，没有卦辞和爻辞，符合文王的粗略思考特征，也可以说明文王在羑里期间，很难有精力和条件确定卦辞和爻辞。他恐怕是回到周原以后，才断断续续向儿子和占卜人员，交代了自己狱中的思考方向。
等到武王克商、周朝初定，文王的狱中思考被奉为了神迹。他们的子孙越来越觉得，翦商大业的成功，来自于文王的狱中盘算，来自于天命的青睐护佑。于是乎，文王遗言便成了圣人之言。
周初的某一个时刻，周王或周公组织了专业班子，按照文王交代的占算方向，确定了一套新的易数系统。
这恐怕才是《周易》的真正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