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3 月,江苏泰州一起亲姐妹代孕抚养权纠纷案引发全网热议。姐姐小美(化名)为不孕的妹妹小丽(化名)代孕生子,孩子出生后由妹妹抚养长达八年。因生意纠纷和妹妹婚姻破裂,姐姐突然起诉要求夺回抚养权。这场官司历经两审,最终以 “尊重孩子意愿” 的判决落下帷幕,却撕开了代孕产业链的灰色面纱。
一、代孕背后的家庭账本2017 年,小丽和丈夫结婚五年未能生育,辗转多家医院诊断为输卵管堵塞。姐姐小美主动提出 “借腹生子”,两家人签订《代孕协议》,约定孩子出生后归小丽夫妇所有。从胚胎移植到产检分娩,所有费用均由小丽夫妇承担,小美仅负责孕育。孩子出生后,出生证明、疫苗接种本等证件均登记为小丽夫妻姓名,户籍也落在妹妹名下。

这场看似 “双赢” 的交易,在 2024 年出现裂痕。小丽因丈夫出轨离婚,独自抚养孩子。小美以 “单亲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 为由,联合丈夫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 1073 条,认定小美夫妇为生物学父母,判决孩子由姐姐抚养。
小丽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却推翻原判,认为 “身份关系不可自认”,必须通过亲子鉴定确认血缘关系。最终,八岁孩子当庭表示 “想和现在的妈妈一起生活”,法院依据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驳回姐姐诉求。

中国自 2001 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代孕,但现实中代孕纠纷屡见不鲜。本案暴露出三大法律困境:
1. 身份认定的双重标准法律上,代孕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无效,但孩子的身份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指出,一审未进行亲子鉴定直接采纳 “自认” 存在程序瑕疵。这与 2024 年上海某代孕案形成对比 —— 该案中,法院仅凭代孕双方签字的《委托协议》,就认定孩子为委托夫妻婚生子女。

2. 血缘与抚养的价值博弈司法实践中,血缘关系并非唯一裁判依据。2023 年浙江某案中,代孕母亲起诉要求抚养权,法院以 “代孕母亲未实际抚养” 为由驳回。而本案中,孩子与小丽共同生活八年,形成稳定的情感纽带,成为判决关键。正如泰州中院法官所言:“法律不能只看 DNA,更要看到孩子书包里的成绩单。”
3. 未成年人权益的优先保护

《民法典》第 1084 条规定,八周岁以上子女需尊重其真实意愿。本案中,孩子当庭表示 “现在的妈妈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周末带我去游乐园”,这些细节成为法官裁判的重要参考。这与 2025 年广东未成年代孕案形成鲜明对比 —— 该案中,17 岁代孕少女产下双胞胎,法院以 “代孕母亲无抚养能力” 为由,判决孩子由客户抚养。
三、代孕产业链的灰色生态这起姐妹纠纷背后,是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代孕黑市。据央视调查,国内代孕费用普遍在 50-100 万元,其中 “卵妹” 价格与学历挂钩:本科 10 万、硕士 15 万。中介机构通过伪造婚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等手段,帮助客户 “洗白” 代孕子女身份。

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成为代孕产业链的新目标。2025 年 3 月曝光的四川凉山 17 岁少女代孕案中,涉事机构以 “兼职模特” 为名,诱骗未成年人签订代孕协议。
代孕产业链的猖獗,暴露出法律执行的漏洞。现行法规仅对医疗机构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对中介、客户缺乏有效制约。2024 年青岛代孕案中,涉案公司通过伪造实验室资质、勾结三甲医院医生,非法获利超千万元,最终仅被吊销营业执照。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所言:“3 万元罚款连代孕机构的广告费都不够。”

面对代孕黑市的泛滥,是否应有限度开放代孕?这一问题引发学界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代孕是不孕不育群体的最后希望,完全禁止会催生更多地下交易。反对者则指出,代孕将女性身体商品化,加剧社会不公。2025 年美国纽约州代孕合法化后,出现 “高薪招募贫困地区代孕母亲” 的争议,这为中国敲响警钟。
现实中,代孕需求与法律禁止的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率已达 18%,约 5000 万家庭面临生育困境。

北京某三甲医院生殖科排队周期长达三年,催生地下代孕市场。如何平衡生育权与伦理底线?专家建议,可借鉴法国模式,仅允许医疗必需的代孕(如子宫切除患者),并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
这场姐妹代孕官司,最终以孩子留在熟悉的家庭环境告终。但判决背后,是法律、伦理与人性的复杂交织。当血缘关系遭遇亲情纽带,当生育需求撞上法律红线,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遏制代孕产业链的蔓延?这或许是比个案判决更值得深思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