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今有关苏联的黑料有很多，我们今天来了解“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提起俄国，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穷”。就拿眼下的状况来说：俄罗斯这么大个国家，全国GDP居然只跟咱中国的广东省相当。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也讲述过，由于在建国初期对于基层经济建设决策上的失误，苏联的社会物资始终是短缺的。
这不，经过赫鲁晓夫的一番折腾，苏联本不怎么殷实的家底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国家财政紧张，国内又出现粮食危机，当局迫不得已打算从西方大规模进口粮食以缓解燃眉之急。
这一历史背景在苏联社会中埋下了一颗大大的炸弹，只等一颗火星将其引爆。
1962年，苏联国内又闹了个极具讽刺性的大新闻：当年5月31日，当局宣布要对一部分大宗商品的零售价格进行调整。这一波涨价的幅度着实不小，其中肉类价格涨幅达30%，食用油价格涨幅达25%。
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毛不够就只能再加把劲薅了。
如此之大的涨幅显然不正常，可令民众无法接受的是，当局竟然声称该结果是“劳动人民代表完全支持”的，实属“全国人民喜迎涨价”了。
与此同时，职工的工资涨幅却十分有限，不少人收入反而下降，大伙儿直呼“日子没法过”，三天两头跑上街头诉苦，一时间，苏联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罢工和示威活动。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苏联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许多企业都发不出工资，群众间就盛传这么句玩笑话：“领导假装给我发工资，我就假装去上班（指出工不出力）。”
在这种“你不仁我也不义”的思想的指导下，物价上涨、工资下调后没多久，工人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反抗，有些人到单位后并不急着干活，而是凑到一起，光明正大地倾诉自己对政策的不满。
1962年6月1日这天，位于苏联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的一群工人正进行着激烈的讨论。
早在当年1月，该厂几乎所有职工的工资都遭到下调，其中有些人损失的收入达到了1/3。当时领导给出过承诺，称降工资只是暂时的，同时还“晓之以理”：祖国处于危难关头，你们少拿点工资，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事实上，即便不降工资，该厂工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苦。
据统计：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多数工人没有房子，他们要将每月收入的20%~35%用在交房租上，以换取一间面积并不太大且条件简陋的居室安身。剩下的钱勉强足够其他的基本生活开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即便是全厂公认的待遇最好的铸造车间工人，工资比其他工友晚下调了一个月，也渐渐感觉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厂领导却依旧住在装修豪华的小楼里，舒舒服服地过着小日子。
脏活累活我们做，福全让他们享了，这谁能受得了？
想到这些，工人们越说越来气，越来越大的谈论声引起了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的注意。他走进车间，质问工人们为何不开工。
倘若在当时，鲍里斯同志能有咱武安钢铁厂马科长一半的情商，讲两句漂亮话，开些“空头支票”安抚一下工人们的情绪，或是打个马虎眼，事情或许也不会以悲剧收场。怎料鲍里斯厂长竟以他惊世骇俗的情商，当场说了这么句话。
哦，闹半天是买不起肉啊，买不起鲜肉，你们不会吃杂碎肠吗？
好一个“何不食肉糜”！不仅如此，工人们围着厂长讨要解决方案，谁料鲍里斯当场扯开架势，长篇大论地谴责工人消极怠工，其中甚至不乏辱骂之辞。大伙一听瞬间来气，各个车间相继爆发罢工。
当天正午时分，4000余名工人挤在工厂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上，让厂长出面给个让他们信服的说法。鲍里斯看情况不妙，干脆当起了缩头乌龟。民愤难填，事态急速恶化，工人们后来干脆将矛头指向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甚至喊出了“生吃赫鲁晓夫”的污蔑性口号。
鲍里斯的情商是低，官僚作风也严重，但此事归根结底还得赖苏联高层。
布琼尼电力机车厂是苏联规模最大的电力机车工厂之一，当局对该厂的期待很高，不但给出了很高的生产指标，还要求该厂负责研发新型电力机车。
可事实上，高层只顾得分配指标，却忽视了工厂的实际生产能力——截至当年6月1日，该厂仅完成电力机车384台，还不到全年任务的一半。
鲍里斯急得上火，他几乎每天都要致电上级部门，回报生产情况。得知进度不乐观，领导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只是不断敲打，施加压力。鲍里斯哪敢有半点怠慢？也只能不断挥鞭子，敦促手下职工加班加赶进度。
让马儿加速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天底下岂有如此荒唐之事？
在工人罢工运动的第一阶段，有多位罗斯托夫州领导曾出面试图息事宁人，其中包括州委第二书记马雅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梅金等。眼看这些领导根本拿不出确凿的解决办法，工人们也懒得听他们夸夸其谈，直接冲上去扯断了麦克风电线。
就在事态不断发酵之际，苏联高层已经对这次事件完成了定性：赫鲁晓夫在与几位心腹进行短暂的谈话后，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称为一起“反苏暴动”，旋即便派出特使深入调查，同时调集警察和军队，随时准备进行镇压。
当时也有人认为暴动是“境外势力”干预的结果，但在最后，苏联当局定了调，称此事是“少数贪图私利者利用工人合理诉求挑起的骚乱”，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大事化小了。
赫鲁晓夫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一点也不仁慈，甚至三番五次、偷偷摸摸地下了狠手。
1962年6月1日14时30分左右，克格勃罗斯托夫州分局局长图普琴科上校率领大队人马入场，强行驱散铁路附近的工人。
16许，罗斯托夫州一把手巴索夫在一众工作人员的簇拥下来到工厂。工人们对此一度抱有巨大期待，本以为巴索夫的出面是为了倾听民众诉求，彻底解决问题，怎料结果让人大失所望——他的说辞与之前几位领导根本没什么不同，讲了一大堆，却与解决问题压根不沾边。
结果，工人们反倒更加愤怒，将高官们围困在行政大楼内，不让他们离开。
事情闹到这一步，苏联高层已经把示威群体当成了“敌人”，而这一夜也过得非常“精彩”。
当晚7点左右，苏军一支特种小分队在200多名警察的协助下展开营救行动，虽然警方部队很快便被人群冲散，但特种小队却趁机突入工厂行政大楼，将包括巴索夫在内的多位领导救出。
随后，当局命令苏军第505步兵团展开镇压行动，该团下属的一个连开进暴动区，但寡不敌众，仍被人群冲退。
1962年6月2日凌晨3时许，大批军队突然出现，迅速驱散了示威人群，多名带头闹事者被捕。哪知仅4个小时后，数以千计的工人又突然聚集起来，这一次他们得到了其他工厂工友和市民的声援，队伍更加壮大。
面对如此局势，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普利耶夫大将赶紧命令部队在连接场区和市区的图兹洛夫河大桥上建立桥头堡，设置防线，避免“战火”延伸至城区。
怕啥来啥：6月2日一早，示威工人高举苏联国旗，手捧列宁像和鲜花，浩浩荡荡地向新切尔卡斯克市区进发。得到消息后，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作出指示：用武力镇压叛乱，不必留情。
然而，现场坐镇指挥的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中将不希望看到苏联军队将枪口指向自家人民的惨剧发生，公然拒绝执行赫鲁晓夫命令，还让官兵收敛武器，禁止开枪。
结果，在军队的“默许”和注视下，示威人群突破图兹洛夫河防线，顺利突入市区。怎料正是这一时的仁慈，酿成了无法收场的恶果。
游行队伍一进市区，混在人群中的不法之徒便原形毕露：他们四处打砸抢烧，从士兵手中抢夺武器，在城市各处制造动乱，甚至攻入政府机关大楼，在其中大搞破坏，令整座城市陷入瘫痪。
意识到局势彻底失控，克格勃直接绕过犹豫不决的军方，派出部队对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示威人群和暴徒展开猛烈开火。交火中，双方均死伤惨重。当时现场状况十分惨烈，当局不得不组织大批洒水车，用以清理路面的血迹。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于1962年6月14日递交的报告：该事件共造成23名平民身亡，70余人受伤；克格勃这边则有35名士兵受伤。随后，苏联军队出面控场，对整座城市实行宵禁，这场暴乱才趋于平息。
1962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对此案的带头闹事者进行了公开审判，最终有7名主犯被判枪决，103名被告被判处2至15年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当局事后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一些干部的处理则充满了“苏式民主”。
首先，直接引爆民愤的鲍里斯·库罗奇金厂长被指“领导不力”，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出党；厂书记别列鲁舍夫因“玩忽职守”被记大过。其次，罗斯托夫州领导班子整体都遭到批评，其中州一把手巴索夫在面对紧张局势时不敢拿出强硬手段，因而被诟病为“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是“一名软弱的领导者”。
此外，新切尔卡斯克这座城市都成了苏联国内的一个污点，当局出台了一些针对性政策，例如有前科的人，再也不准在这座城市居住生活。不仅如此，当局下令封锁消息，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极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倒是提到自己时，高层领导们一致认为“我们很好地采取了行动……工作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示威者们用如此之大的代价也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事后，当局撤销了工厂下调工资的决定，适当回调了商品的价格，商店里也摆满了商品，当地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如此一来，有人顶了锅，有人立了功，罪犯被绳之以法，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又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