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权力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服从，但这种服从却从来不是职位所带来的，而是作为领头羊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将军能够带领军队持续性地打胜仗，且能够解决后勤问题，那么他的权力就是稳固的。商场同样如此，公司负责人只有在带着队伍走在正确的路上且能解决钱的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权威的建立所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刘邦的军事水平是不够专业的，败多胜少。实际上，我们都低估了刘邦的军事能力——
项梁在世时，刘邦是和项羽并肩作战的猛将；西行灭秦时，刘邦一路打进了关中，逼迫秦王子婴投降；还定三秦时，刘邦亲自指挥汉军打下关中，包括最终灭亡章邯的废丘之战也是刘邦亲自指挥的；楚汉对峙期间，是刘邦抗住了楚军主力，承担了主要军事压力。
刘邦的军功在当时是被韩信、英布等人所公认的，包括刘邦后来被诸侯推举为皇帝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刘邦在灭秦、诛项的过程中军功最大。而军功又绝对是通过连续的军事胜利所取得的。
也就是说，刘邦之所以能始终牢固地佩戴着“沛公”“汉王”“盟主”“皇帝”的标签，原因就是，他能够带领大家走在正确的路上，且不断取得胜利。
战略正确、不断取得军事胜利才是刘邦权力的重要支撑。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刘邦也遭遇过权力危机，那就是彭城之败。彭城战败后，魏豹等人都在第一时间脱离了刘邦所建立的反楚联盟。要不是吕泽协助刘邦及时稳住了场面，刘邦所面临的系统性崩溃的挑战将会更大。
历史就是这样，当一个军政集团在战场上遭遇一场惨败之后，其内部马上就会面临崩溃的挑战，曹操集团在遭遇赤壁之败后是如此、苻坚在淝水之败后是如此、宇文泰在和高欢争霸时的局面也是如此。
曹操的幸运之处就在于，赤壁之战中，曹军的主力并没有遭受重创，所以才能稳住北方的局面，曹操呢，也及时放弃了其快速扩张的野心，所以才避免了整个系统的崩溃。
因而，我们对刘邦集团在彭城之战中的损失也能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估。史书记载联军在彭城之战中败得极惨，睢水都为之不流。事实上，这部分损失是盟军各部的共同损失，汉军的损失可能并不大，所以刘邦才能在荥阳一线稳住阵脚。事实是，刘邦在遭遇彭城之败后还亲自指挥汉军打败了废丘城中的章邯。
要是汉军主力遭遇毁灭性打击，关中当时可能就崩溃了。
而苻坚就不一样了，由于其基本盘氐人主力在淝水之战中遭受毁灭性打击，所以前秦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年内就遭遇崩溃。最终，苻坚也落了一个身死的结局。
由此可见，相比苻坚，刘邦和曹操明显是幸运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和曹操在遭遇大败之后都放弃了一战解决天下问题的幻想从而稳步推进统一战略，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作为领头羊，其权威直接来源于军事胜利，如果再遭遇一次惨败，就必将面临系统性的崩溃。
宇文泰的案例就能形象的解释这个逻辑。东西魏争霸时，宇文泰每次在战场上的不利都会引起关陇基本盘的地震。要是宇文泰在战场上遭遇大败，关陇的系统直接就会崩溃。
当然，宇文泰也正是凭借着一场场军事胜利奠定了其在关陇的绝对地位，其个人案例生动诠释了领头羊的权力正是来自于能够不断创造胜利这一逻辑。
这也是宇文氏能在关陇进阶皇权的主要支撑，宇文氏的皇权和刘邦一样，都是来自军功。
宇文泰在关陇的地位来自军功 图源/剧照
而且，个人在以军功获得某种势能之后还能打破传统秩序进一步在权力层面进行突围，这一点，李世民就是其中的典型。
李世民在李渊太原起兵之后就承担了大唐开拓的主力，且不断创造胜利。由于李世民能够在军事上不断拿到大的结果，所以部分关陇集团、宗室和关东降将就将秦王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等到灭掉王世充之后，秦王府的势能已经直逼太子建成的东宫和皇帝李渊的皇权。最终，在三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秦府的文武大臣助力秦王在玄武门一举夺取了大唐的核心权力。
李世民的一切都来自于能够持续性创造胜利的核心能力。
为什么乱世中的幼主都会被朝臣所抛弃、颠覆就是因为，大家不相信幼主能带领他们建功立业，保证基本盘的稳定，历史上被抛弃的幼主比较著名的有：北周静帝宇文阐、后唐皇帝李从厚、后周皇帝柴宗训...
这就再次印证了包括皇权在内的所有权力都是来自于能够带领团队创造胜利这一核心能力的逻辑。
在王朝形成统治惯性时，皇权还可以凭借血缘来维持其核心权力，但在乱世中，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个人能力所创造的业绩。
为什么像刘邦、刘秀、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这些人都是所谓的马上天子，原因就在这里。
除了能够带领大家走在正确的路上并持续性创造胜利这个核心能力之外，作为领头羊，还得解决另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钱从哪里来。
翻开史书，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种现象：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具备彪悍能力的人，许多人都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但有些人却很快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被淘汰，而那些能笑到最后的人却无不是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关键问题。
刘邦为什么能成功还定三秦进而东出打败项羽，原因就是，刘邦解决了钱的问题：还定三秦时，蜀地、汉中是刘邦稳固的大后方，能够支撑刘邦向三秦王用兵；荥阳对峙时，萧何又从关中源源不断地给前方的刘邦输血，刘邦在每次战败后能够迅速满血复活靠的就是关中的经济资源。
汉军打败楚军除了战斗力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刘邦集团的造血、输血能力比项羽更强。
东汉末年，曹操也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因此才会在创业初期就发展屯田，并在试验成功之后进行大范围的推广。本质来说，曹操处于四战之地能够强势破局，除了彪悍的个人能力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解决了粮食问题。
古代战争，无论对方实力有多强，但只要后勤出了问题，仗基本就不用打了，典型就是长平之战中的赵国、官渡之战中的袁绍、东晋北伐的桓温...这些人无不是在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被后勤问题所束缚。
后勤问题是导致桓温北伐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源/剧照
因此，我们就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拼的基本都是双方的后勤能力。
谁能解决生产问题，谁就具备打持久战的实力。
但是，仅仅是做到解决生产问题还不够，重要的是还得具备分钱的格局和能力，如此才能聚拢人心，获得绝对的自下而上的权力。这一点，代表性人物还是刘邦。
刘邦在汉中时就在韩信的建议下确立了“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拉拢功臣的方案，在遭遇彭城之败后又在张良的建议下进一步将分钱方案细化，以期覆盖到所有汉军将士，那就是：
与天下共利。
这一点，刘邦属于知行合一，在创业阶段他是这么做的，在建立大汉朝之后更是做到了对六十万汉军的集体分红。
刘邦不仅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更是做好了分钱这件事，所以他不仅能创业成功，而且能坐稳江山。
这一点，后来的曾国藩也做得非常好。曾国藩虽然是文官出身，但他在建立湘军之后却一直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后勤问题，甚至在后期只负责给前线输血。为什么他要从朝廷那里争取到两江总督的实职，就是为了方便筹措粮饷。
湘军最终拿到胜利的结果不仅是因为其彪悍的战斗力，更是因为曾国藩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大事。
这还只是其次，曾国藩在解决了粮饷问题之后还将分钱这件事搞明白并做好了，所以湘军的战斗力才始终在线。
说白了，大多数战争都是因经济问题而引发，赢得战争的最好办法也是从本质上解决钱的来源和分配问题。
作为和曾国藩同时代的王闿运就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认为包括湘军、淮军、楚军在内的军队都是以利为义。
既然利是一切矛盾的源头，那么解题也最好从利字入手。
当然，反面案例也有。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是典型。在创业阶段，李存勖凭借彪悍的个人能力不断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不仅稳固了其晋王的地位，更是在923年喜提皇帝这一角色，建立了后唐王朝。
庄宗的王权、皇权正是来自于能够带领河东集团破局、持续性获得胜利的个人能力。
庄宗的皇权来自军功 图源/剧照
但是呢，在灭掉后梁之后庄宗却将军功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认为后唐的江山是自己凭借十根手指头打下的，并且将财富都集中于内库而不与军人进行分享。在宰相代表大家请求庄宗打开内库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时，刘皇后却非常决绝地拒绝了大家的请求，只扔给了宰相两个自己平常所用的银盆。
事情做到了这一步，庄宗的覆亡已经注定。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分配，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利益分配。这一点，李存勖明显不合格。
本质来说，唐庄宗李存勖之败就是因为没有将分钱这件事解决好才导致了最终的惨败。
后来，后晋的石重贵也同样是没将分钱这件事干好才加速了后晋的灭亡。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北周静帝宇文阐、后周皇帝柴宗训也是因为这一点被权臣所颠覆，因为，大家在幼主身上既看不到解题的能力，更看不到分配的能力。
商场其实也一样，公司一把手的权力也是自下而上的，只有其能带领团队走在正确的路上，和时代发展的轨迹吻合，持续性打胜仗，并能够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且做好分配，才能建立自己在团队中的绝对威望，强化自己的权力。
不管是哪个领域，权力的本质并不是来自职位本身，而是和职位所匹配的个人能力。
创业者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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