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工俭学当时也是十分响亮的口号。为了挣点生活费，学校不惜停课十天，让我们打起背包军人一样行十余里驻扎在一个叫聂家的村里。
咸宁老照片，网络配图
1959年，我考取了咸宁县汀泗七中，一所大跃进中教室宿舍厨房几乎全部由学校师生双手建起来的学校。油印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条醒目的写着;带齐扁担箢箕锄头。
带去的劳动工具还真的不是摆样子作秀，隔三岔五都用得着。还常常整天整天的停课，不是在校内的工地上，就是在校外的工地上。
一进学校就遇上开荒种菜的大会战。每个班一大块荒地，应该有不止1亩的面积。用锄头一锄一锄的把死土挖开，用锄脑把土巴一下一下的打细，把杂草石块一堆一堆的拣出，把边沟一条一条的修好，分畦归垅，上底肥，一盆一盆的水浇过之后，接着下种了。想想看，得花多少时间和体力？手上起了泡，开始都还大惊小怪的，以后起了破破了起，全当没事。半学期不到，男生女生竟大多成了茧子手。
基建任务更重。奇怪的是很少看到民工，一声哨响，一个班一个班的学生倾巢而出，不是在这里卸车装车，就是在那里挑转搬瓦。干得最多的，就是从墙上到砖场，从屋顶到瓦场排成一条条的传送带。将砖瓦你传我我传他一直传到墙上屋顶上。由于这类活计做的太多，熟能生巧，以至于我可以坐在墙头上，仅仅凭感觉就能稳稳接住下面抛上来的两块一摞的红砖。时年仅12岁。
国庆节刚过，我们全校师生扛着锄头大锹、背着行李衣物步行到离学校20里左右的甘堂开荒种麦。事前没有召开什么动员会，也不宣讲什么政治呀经济呀现实呀未来呀的意义，到了地方就一班划出一大块杂草丛生的湖地。
以后半个月的日子里，天蒙蒙亮，我们大多还在梦里，班主任的起床哨“嘟嘟嘟嘟”那才催的一个紧，随便吃罢早饭，便抡起家伙赶到工地，一字排开干了起来。也是从开垦、打细、整边、修沟、施肥、到最后播种所有环节，跟开学时种菜一样，全程参与。只不过劳动强度更大，所耗时间更长，精神更萎靡，身心更疲惫。往回开拔的那一天，我们就像被彻底击垮的残兵败卒，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前面有几个，后面还跟几个；或手拖着锄，或肩扛着包；走几步歇几歇，走几步歇几歇……
相关部门也可以把我们学生当民工一样调来调去的搞突击。有天晚上，全校师生打着红旗肩扛锄头手执铁锹去离校2里外的生产队搞农田土地深翻。说是翻得越深，产量越高，属增产几大法宝之一。
当年大旱，田里土壤龟裂的缝线密密麻麻的鱼网一般。我们把锄头铁锹伸进土缝中，猛发力，竟如同岩石般纹丝不动。如再使蛮力，则“咔嚓”一声，木柄断成两截。以后才找到窍门：几个人合作，从不同方向使劲，把轻到几十斤重达几百斤的土疙瘩弄个底朝天。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收工时太阳已经升上山岗，回过头来，满田的土疙瘩就如同成百上千爬上沙滩产卵的大海龟一样。
勤工俭学当时也是十分响亮的口号。为了挣点生活费，学校不惜停课十天，让我们打起背包军人一样行十余里驻扎在一个叫聂家的村里。然后再走5里左右，把堆放在山里的楠竹一根根背回驻地。每背回一根，就得到一支筹码——最后凭它们结算工钱。这对我们才上中学的学生来说，如此强度的劳动确实难支。可除了咬牙忍耐竟别无选择。我年龄最小，个子不高，好心的班主任把发筹码的活交给我，累得腰酸背疼的男女同学一边从我手里接过筹码，一边看着我，那种羡慕的情绪在他们的眼里写着呢。
教育部门不心疼他们，政府部门更不心疼他们。心疼他们的父亲母亲却又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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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上学期正儿八经坐在教室里才念个把月的书，全校师生竟被派上京广复线建设的工地。学生最小13岁，最大14、5岁，都未成年，是最典型最名副其实当然也最廉价的童工。工地上，从早到晚把土方、把石料一担又一担挑上高高的路基，把硕大的石灰岩一锤又一锤砸成细细的铺路石，对这些正处灾荒年代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的繁重又是多么的残酷啊。
好多的学生累倒了，累病了，倦缩在工棚中虱子肆虐潮湿发霉的被窝里。没有人心疼他们。教育部门不心疼他们，政府部门更不心疼他们。心疼他们的父亲母亲却又不在身边。
幸运的是我没有随大队人马上工地，由于班主任的格外照顾被当作留守人员。我们班留下的还有两个女生，组成一个以我为头的3人小组。任务并不轻松：负责经营本班那1亩多菜园。播种，施肥，除草，灌溉，收获。上进心强、责任心也强的我，一点都没有辜负班主任对我的信任。真是奇了怪了，小小年纪小小个子的我楞是把那1亩3分地当成我自家的自留田起早贪黑的勤扒苦做。
有天暴雨倾盆，沟里的水哗哗地朝我们菜园猛灌。我什么都没想，连斗笠都没戴，操起铁锨顶着豪雨一个人冲进菜园里围堤抗洪。过后浑身湿透，可看到园里的蔬菜依然青郁郁的，虽然没有“幸福的笑了”，还是蛮开心的。这一幕，被回校办事的总务主任看个正着。
六月底，筑路大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凯旋，学校随即召开庆功大会。荣誉有“复线标兵”“复线英雄”两种，后者当然是最高等级，获奖者分别颁发印有“复线标兵”的背心和“复线英雄”的汗衫。未获奖的参战师生则人手一件印有“复线纪念”的背心。我在后方，按道理应该一件都没有，可是，我不光有，而且有两件：“复线标兵”和“复线英雄”。有胆大的学生表示不服，总务主任高声赞道：他们班的蔬菜地管理是最好的，产量是最高的，授于周永威这两个荣誉称号是名副其实的。这话前面确实不假，后面一句多少有点过。
问题是学校原来没打算给留守人员什么奖例，估计小会上有的领导认为我事迹过于突出，不给奖例不足以弘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革命的艰苦奋斗精神，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再说后方的蔬菜大量支援前方，一样是为了复线建设。于是，奖励我背心汗衫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高规格的荣誉，有关方面竟没想到组成相应的报告团，在一定的范围内演讲，甚至都没有安排“英雄”们在获奖会上发言。
有时一眼望去，沟前，垅边，地头好多好多的学生，掐着，剥着，朝嘴里喂着，往肚里吞着，那场景，会让你联想起一群正在被放牧的饥饿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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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大饥荒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灾情严重的地区，死人相当地多了。
我们作为中学生，享受每月27斤的商品粮供应，也就是一天3顿，每顿3两。13、4岁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段，要想吃饱，这定量就得翻翻，每顿6两。显然，我们只吃了个半饱。早自习未进行一半，同学们就盯着值日生：该去厨房抬饭了。
下课铃声刚起，大家便蜂涌到走廊排队，不管男生女生，竟没有一个慢吞吞装斯文的。蒸的钵子饭放在一个大竹挑里，由生活委员主持发放。他不在时由班长顶替，旁人是无权行使这一职责的。不就是发个饭吗，谁发不是发？还这么神圣？可里面确实有讲究。虽然每钵饭大体一样，却因为放水的多少不一、偶尔下米的轻重欠平，所以几十钵里面总有好几钵看去是“很多些”的。如果主持发放不是出以公心，那“很多些”的就被与他玩得好的同学和他本人所用，别的同学没有一点机会。而我们的生活委员不这样，算得上公平公正，起码做起来不是那么的戳眼睛。
菜由席长端来分发。总是一大钵水煮青菜。不光餐餐如此，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在汀泗七中3年求学期间，除了毕业离校最后一顿外，有几样菜是肯定没吃过的：肉，鱼，鸡蛋，哪怕是豆腐。照道理不应该这样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每生按月交7块钱的伙食费（我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7块。甲等就生活委员一人，9块），可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没有学生去想，没有学生去问。拿钱的学生没有，我们这些不拿钱的学生更没有。
到红苕出来的季节，我们便回家挑十几二十斤弄到学校，或生吃，或拿两个装在瓷缸里送到伙房，摆在大蒸格中，开饭时去取。不好多挑的。多了担子重，20里路实在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苕可挑。
有两次我和姐姐带的是炒苕粉——将从地里拣来小的、挖破了的、烂了多半剩下小半的苕洗净，乱刀剁成丁块状晒干，然后下锅小火干炒，色黄出锅；再磨成粉。炒苕粉很香，微甜，作代食品是蛮不错的。因为在教室的时间多，所以我把装粉的铁盒子悄悄从寝室拿到教室再放到课桌里。盒子则用一排书本遮住。下课时吃两勺。有时上课也觉得饿，或许受不了那香甜的诱惑，在老师板书的间隙，迅速取出铁盒往嘴里送一口。炒苕粉十分的干燥，下咽前舌头要利用唾液将其在口腔内充分搅拌，这过程没两分钟是绝对不行的。这当儿若被提问，那尴尬可想而知。好在老师非常时期都还宽容，眼神言语中表示理解。没有责备没有奚落更没有体罚。
不时也就地在学校寻找代食品，3月的菜园里红白菜苔疯长，我们就找个理由或者什么理由也不找下课直接去园里。把粗大的菜苔一下掐断，将皮几下剥去，跟着喂进肚里，味道还可以，特别是红菜苔，有丝丝的青甜味。有时一眼望去，沟前，垅边，地头好多好多的学生，掐着，剥着，朝嘴里喂着，往肚里吞着，那场景，会让你联想起一群正在被放牧的饥饿的牛羊。只是菜苔生长期就那么十来天，想留都留不住。
到了61年，情况更糟供应我们的粮食也由大米改成高粱——一种只是在歌里听到却从未吃过的东西。尽管那玩意蒸成的饭还糯糯的，可那口感的粗糙，味道的平淡，还有那稀又不稀干又不干的形态，从第一餐起就惹得我们烦死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