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杰

▲ 1983年在曲江学习报务的日子很枯燥乏味,周日外出有名额限制,出不去时,我们就坐在水库边,望着静静地水面消磨时间。
从小关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子和衣服都洗了,八天的搬家工作,被子和衣服脏的不行,手都搓肿了才把被子和衣服洗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用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好不容易忙完了,打开行李包一看,里面还有一堆运动服没有洗,望着一大堆散发着霉味儿的运动服,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洗了,就让它先沤着吧,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在卧龙谷学习报务的84年兵回来了,连队里总算有了人气儿,新兵老兵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老兵住在下铺,新兵住在上铺,中队里有了新鲜血液,有了公差,再也不必让我们老兵亲自出马了,当兵整两年,我第一次尝到作为老兵的优越感,并且可以倚老卖老。
我和从卧龙谷学习回来的新兵并不太熟,但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新兵们告诉我:“你在卧龙谷的名气很大,刚到报训队时,就听说了你的大名,知道你去年在开远比赛中获得了越野赛冠军,并且打破了那里的纪录。后来你在基地运动会上连夺两项冠军,消息传到卧龙谷,整个三中队和五中队都夸赞你厉害。李班长,你真是咱们802支队的骄傲!”听到新兵们的称赞,让我不禁有些飘飘然。
84年兵回来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不知是中队领导想检验一下新兵的水平,还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抄报一上来就是120码,没抄两组报就加速到140码,刚刚参加完基地大比武的82年兵,个个身手不凡,就这个速度还嫌太慢,何广平和周喜星纷纷嚷嚷着:“把速度放到160码吧,这个速度抄着不过瘾。”
辛文思能勉强抄上几组,我和叶春华干脆放下笔当起了旁观者。抄报一直是我的弱项,我不承认我比别人笨,只是一年没有接触抄报了,现在要想恢复,必须从头学起。刚刚恢复的发报,经过八天公差又都一点发不出来了。

▲ 2019年8月,原802旅通信营战友回老连队聚会,图为老兵们行走在当年执勤的小路上。
课间休息时,通信员拿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件,一看字迹,就知是妈妈的笔体,里面还有父亲和弟弟给我的来信。
妈妈告诉我:“姥爷得了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目前住在北京邮电医院,如果你能回来,最好回来见姥爷最后一面……”
弟弟来信说:“我已经正式进入了北京皮划艇队,目前正在武汉东湖训练,我们的居住环境很美,吃的也不错,就是训练很累,但比起你来,我这点累不算什么。你的运动性血尿好了吗?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缺什么营养品就让妈妈寄来,我们都工作了,现在家里只有小珍(妹妹)一人上学,生活压力不大,每月给你寄些营养品是没问题的……”
得知弟弟已经是北京皮划艇队的队员了我很兴奋,皮划艇是北京新组建项目,祝愿弟弟能够不负众望,取得好成绩回报父母和老师。
妈妈的来信,让我心情很不好受,我们家中的三个男孩,基本上就是姥姥、姥爷养大的,尤其是我和哥哥,上幼儿园时,正赶上文革武斗,人民大学的两个幼儿园都关了,母亲把姥姥接到北三楼家中看我们,可没过几天,我的额头就被武斗人员用气枪打伤,幸好这孙子没打到我的眼睛,不然我就要瞎一只眼睛过一生了。
住在人民大学不安全,父母把我们送到了陶然亭的姥姥家,从1967年至1972年,我和哥哥就一直住在姥姥家,直到上小学才搬回人大。在我的记忆中,儿时的日子很快乐,姥姥和姥爷给了我们很多的爱,让我们今生今世都难以忘记,直到长大成人,我们一听说要去姥姥家,兄弟几个依然兴奋不已。
1975年冬天,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劳动,母亲是单位里的工人民兵,需要夜里巡逻和值夜班,四个孩子独自在家不安全,母亲让姥爷来家陪我们一起住。得到消息后,年近七十的姥爷,从陶然亭骑自行车来到人民大学,一进门先检查我们的功课完成情况,认真批改每个人的作业。完成了功课,为了不让我们感到寂寞,姥爷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乐谱,教我们学唱革命现代京剧《审椅子》片段。

▲ 1946年,姥姥和姥爷在中山公园

▲ 姥爷唱戏时的剧照(中间者为我姥爷)
姥爷解放前在北平电话局工作,属于旧中国的高级职员,同时他也是一位超级票友,与荀慧生、尚小云的关系甚密,经常一起玩票。记得老爷房中有一张大合影,那是一张荀慧生收徒的照片,社会名流来了很多,其中就有姥爷在里面。小时候,姥爷常带我们去陶然亭遛弯儿,到了湖边,姥爷总要亮上几嗓儿,质朴苍劲的嗓音,很快就能引来一些喜欢唱戏的票友。
我们兄妹四人是第一次学唱京剧,过去总觉得京剧没意思,通过姥爷的讲解,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西皮二黄”,姥爷一板一眼的唱腔,字正腔圆的演唱,以及对待京剧的痴迷,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让我从此也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
去年连队春节联欢时,我也为大家表演了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不过我的破锣嗓子,实在没法和姥爷相比,假如我从小生活在姥爷身边,现在一定会表演的有模有样。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还没来得及报答姥爷的养育之恩,他却得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如果不能见姥爷最后一面,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一样掉落在信纸上,很快浸湿了母亲的来信。

▲ 1968年夏,姥爷带领大姨家的三个孩子以及我和哥哥在陶然亭公园
心情不好,火气就大,在坑道里,我因为一点小事和载波站的汤站长吵了起来,如果不是小川拦着,我真有可能失去理智,人在最伤感的时候,很容易把小事放大,变成发泄的导火索。
这边刚刚消停,在电台值班室,我原本想练习一下老本行,看看自己还能不能胜任该项工作,可由于丢掉的时间太长,发出的电报磕磕巴巴,而且报调也很难听。不一会,基地通信站的值班人员打来电话,对我进行了好一阵子挖苦。
“伙计,你不行就去喂猪吧!别在这里耽误瞌睡。”
被羞辱后的我实在忍无可忍,破口骂道:“你算老几你说我?别的不敢说,就这发报,你要是真敢和我比,我们一个月以后再看。”
“妈了逼的,比就比,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年兵?”
“我叫李杰,83年北京兵。你是哪年兵?叫什么?”
对方突然挂掉了电话。
我气不过,又要通了基地总机,值班员是北京女兵钟菊花。
“小钟,刚才那个傻 逼是谁啊?你告诉我,有机会去基地非找丫算账!”
“咳!没多大点的事,他还以为你是刚上机的新兵呢,可能说话有些不注意,既然他挂了就算了吧!”
在钟菊花的劝说下,我终于平息了心中的怒火。
唉!心情不好真影响工作,这一天,幸好有两位北京老乡理智地劝说,不然不定要出什么乱子呢!

作者简介:北京人,1964年出生,祖籍辽宁丹东,网名“北京老兵”。1982年10月入伍,1984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5年进入广州解放军体院学习。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分校学习新闻,1990年在央视体育部实习,参加过亚运会的转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