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节,正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佳节的欢乐之中,享受着阖家团圆的时刻。
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垂暮的老人曾经四次成为毛主席的上级,还娶邓公的前妻,生的儿子官至副国级。
那么,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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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就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维汉。
李维汉1896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李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
说起李维汉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少年时的李厚儒虽然饱读诗书,努力勤奋,无奈家境贫寒,求学无门。
1916年,李维汉报考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但因没有正式学历,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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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就读于该校的一个叫张昆弟的同学,是李厚儒的朋友(张昆弟后来也成为我党一位早期的革命家,1932年牺牲于湖北省洪湖县)。
张昆弟偶然得知,一个叫李维汉的也参加了该校的报名,但不知何故,不能来参加入校考试了。
于是,张昆弟马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李厚儒,让李厚儒顶替李维汉来参加考试。
幸运的是,李厚儒一下就被录取了,从此李厚儒就改名成为了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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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学校后,李维汉编入了第二部第一班,张昆弟在第一部第六班。
因为张昆弟的关系,李维汉又结识与张昆弟的同班同学蔡和森,和同届第八班的毛主席。
因志趣相同,他们之间很快就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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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学友会名义创办了工人夜校。
期间,张昆弟、李维汉等同学负责张贴海报、报名接待等工作,共同向工人阶级宣传进步思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毛主席、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李维汉也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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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李维汉又同毛主席、蔡和森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
毛主席为学会副总干事,张昆弟为干事,李维汉则为 21个创始会员之一,为湖南地区建党工作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19年,李维汉赴法国勤工俭学。一边学习,一边在施乃德钢铁厂做工,生活异常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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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后来回忆初到法国时的情景说,为了节约开支,他和同乡郭春涛(后来的民革中央创始人)两人合用一张床。
这样可以节省出一张床的费用,轮流睡觉,一个人白天睡、晚上去打工,另一个人白天打工、晚上睡。
若干年后,李维汉见到郭春涛之子郭志坚还说:“在法国,我好长时间和你爸爸‘同床’,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我们感情很深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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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李维汉仍然坚持积极探索革命真理,思想渐渐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并同赵世炎、周总理一道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李维汉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委托回国,在毛主席、蔡和森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李维汉正式踏上了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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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李维汉,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超凡的工作能力,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逐渐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党的核心决策层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4月,李维汉接替毛主席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湖南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坚强领导核心。
1927年7月,李维汉与张国焘、周总理、张太雷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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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秋收起义提供了战略指导。
1933年,李维汉从苏联学习归国后,在江西苏区中央组织部干任职。
期间,李维汉与时任于都县委书记的金维映相识。
当时的金维映刚刚与邓公离婚,在相互的工作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于该年年冬结为伴侣,一同走过了长征,到达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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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县城生下儿子李铁映 ,后因身体虚弱。
李维汉又忙于工作无暇照看,金维映不得不将李铁映托付给了当地农民抚养。
1938年春天,金维映与蔡畅、方志纯等人一起赴苏联学习并治病。
1941年底,金维映在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莫斯科时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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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牺牲对李维汉来说,是巨大的悲痛。
金维映牺牲后,李维汉将李铁映接到了延安保育院,后又到抗日小学等地,学习和生活了10年。
在那里,李铁映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李铁映才又回到了父亲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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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以后,为了国家的建设,在李维汉的安排下,李铁映远赴捷克斯洛伐克卡理士大学物理系学习。
回国后,李铁映从一名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做起,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一名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李铁映在不同岗位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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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担任过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8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
李铁映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李维汉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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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维汉积极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建设和政治协商,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李维汉作为新政协筹备组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配合周总理做了许多与会人士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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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 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谈话,向他们反复说明解释,共同协商酝酿。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新政协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的5个方面、45个单位共计662位政协代表名单。
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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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总理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当中共中央统战部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名单印成一本厚厚的资料,报送中共中央时,毛主席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啊”,对李维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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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建议他们采取开“神仙会”方法,实行“三自方针”既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既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与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缓和了紧张空气,加强了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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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神仙会”的方法,帮助党外人士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
在长达16年的统战工作中,李维汉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为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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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李维汉将主要经历都放在了为我党编写回忆录上,为了写好回忆录,李维汉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
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上午、下午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
他曾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要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要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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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
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
在他离世前三个月,李维汉还插着氧气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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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终因心力交瘁,李老最终也没能把回忆录完全写完,为后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由于李维汉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参考资料:
《史海钓沉》2009年第十期
《湖南省志》(第三卷)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6
《李维汉记念集》(华文出版社)1998
《长沙通史》(现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