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这样说。凯恩斯在1912年撰文评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和“货币数量说”。 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汉代法家的国定说(作为早期的货币理论),以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这种说法和近代克纳普等人的学说很接近。如果进一步延伸,它甚至可以看作当前非常时髦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的鼻祖。
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国家货币理论、内生货币理论等基础上,重点在于讨论财政政策与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运作。从出发点上看,MMT采纳了国家货币理论的观点,认为货币是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其诞生与承担记账的职能有关。出于对货币的不同理解,MMT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出了一些有别于主流货币理论的观点,主要包括:政府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因此,主权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不会破产,发行债券与货币政策操作类似。MMT进一步认为,政府债券的发行不是为了借入资金,而是与货币政策操作类似,可以帮助央行维持市场利率。而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所以,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平衡,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功能财政”,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围绕“充分就业” MMT论述了政府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但前提是: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财政和货币之间的关系。首先,现代货币理论与传统货币理论的认知不同。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黄金、白银等一切具有公认价值的东西都可充作货币,包括商业信用创造的派生货币,它们都是在经济活动中“内生”的货币——内生货币,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央行可以影响货币,但无法完全控制货币;现代货币理论则认为,货币是主权国家政府发行的主权信用符号,是无中生有的、是经济活动之外创造的——外生货币,除此之外,其他都不是货币。国家之所以可以创造主权货币、外生货币,那是因为国家强行要求国民以主权货币纳税。所以,税收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其次,鉴于央行管理国库的职能,所以央行和财政具有财务统一性,加之国债是央行吞吐基础货币的工具,所以财政和央行实际是一家,客观上可能不存在独立的央行。另外,如果世上只有A和B两个人,那A的支出一定是B收入,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收支总和一定恒等于零;如果世上只有三个人,那三个人的收支总和也一定等于零。由此推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非政府和国际贸易”三个部门,因此本国政府部门盈余(赤字)+本国非政府部门盈余(赤字)+本国国际贸易顺差(逆差)≡0。这就是宏观经济的恒等式。基于此,MMT揭示出一系列革命性认知:市场化的非政府部门,其收入要么来自政府支出、要么来自贸易盈余;央行配合赤字发行的货币,既推动经济增量,也表达经济增量;国债是政府部门的“终极储蓄工具”,货币扩张时,央行持有国债;货币需要紧缩时,民间持有国债。所以,在财政、货币统一性之下,政府不存在还不起国内欠债问题,因为敲击几下电脑键盘就可以偿付任何规模的债务。既然政府可以“敲击几下电脑键盘”发钞还债,那是不是政府可以无度发钞?不是。MMT为政府赤字(发钞)设置了许多限制。比如,财政预算审核制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制度等等,最重要的是:MMT为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设置了非常重要的“货币锚”——通货膨胀,也就是:不能让货币发行数量多到足以全面拉高物价的程度。
近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强劲的消费者需求和与疫情相关的供应短缺令物价承压,美国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7.5%,达到自1982年2月以来40年最高。受美通胀数据爆表后加息预期飙升的影响,周四,美三大股指全部收跌,十年美债收益率破2%。在此背景下,三月份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翻番,甚至于更疯狂地紧急追加加息(即七月加息到100个基点,缩表在二季度开始)的声音也正在甚嚣尘上。趋势下,通胀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活动和央行政策的核心要素。包括欧洲央行在内,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考虑收紧政策,从而推动全球货币政策的转向。这也使得在疫情时期大行其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面临尴尬的境地。尽管目前美国政府仍然在推进其经济刺激计划,但其规模已经大打折扣,同时也面临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增加等来自美国国内外的批评。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没有一些大的结构性的问题的情况下,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科技的创新还在进行,劳动市场相对的灵活的这种状况下,过度的用不负责任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它还是会制造通胀,特别是短期的通胀还会进行。不同于日本和欧盟这样的国家,它们最大的问题是它的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日本人口老化,人口的总量在逐渐地下降,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大幅的提高,也没有很重要的科技创新的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些经济体里面,也许会看到 MMT的理论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但是像中美这样大的两个经济体, MMT的理论或不可适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像是一些日本政客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被称赞为MMT的典范。尽管日本的债务与gdp之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高于250%,而美国为160%,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日本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一直保持在零左右,其平均通胀率在20年里几乎没有超过零。每年发行的新债券和不断飙升的债务水平并未对借贷成本产生任何明显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通胀危机依旧存在。
可以说,MMT理论的实践并不完全成功,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仍需要不断地论证和尝试,来解决货币和经济之间的矛盾、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寻求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平衡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