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中国书法由秦篆演变为汉隶，是书法史上的重大变化。汉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隶变”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最了不起的伟大变革。隶书在结构上冲破了造字“六书”的本意，字形变化很大，在书写线条上，改变了篆书的匀称、单一的线型，用笔上提按、转折、方圆、藏露之法毕现，充分体现了毛笔的工具性能。汉代书法的多元发展，标志着书法自觉期的到来。书法已开始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隶变”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笔法变化引起楷行草书的诞生、发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书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一是据张怀《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二是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沿革

东晋行书，以韵取胜。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后人常把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足见晋代书法的高度。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山东琅琊(临沂)人。曾任秘书郎、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羲之学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师从卫夫人，学习正楷；第二个阶段，师从王廉，学习正楷和行书；第三个阶段，学习钟繇、张芝书法。王羲之书法楷、行、草三体俱精，但成就最大的是行书。据史载，他的书法作品有400余件，但没有一件留传。

王羲之《兰亭序》。

王献之，字子敬，汉族，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中秋帖》。

唐代行书，秀壮并存。唐代行书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系统是王羲之书风，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和柳公权为代表，他们结合“尚法”，创作着规范化的书法作品。另一个系统是颜真卿、李北海书风，走的是一条创新求变的道路。

颜真卿《祭侄文稿》。

唐代是行书的鼎盛时期，二王书风在唐代表现最甚。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书法，并且极力推崇王羲之。他对王羲之书法的提倡主要表现在：第一，亲自为王羲之写传。第二，广泛搜罗王羲之书法，派书家鉴定真伪，对真迹响拓临摹，然后把临摹品分赐朝中大臣。今天所能见到的《兰亭序》摹本就有冯承素摹本、褚遂良摹本、欧阳询摹本等多种。第三，撰《圣教序》，由怀仁汇集王羲之字迹，摹刻上石，这就是著名的《集王圣教序》帖。《集王圣教序》可谓是集字帖之祖。第四，以一手飘逸的具有王羲之书法体格的行书，留下了《晋祠铭》和《温泉铭》，这对推广王羲之书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李世民以帝王之力提倡王羲之书法，所以，唐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王羲之书法的热潮，也形成了以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陆柬之、柳公权为代表的王羲之书风的行书书家群。

虞世南《大唐故汝南公主墓志铭》。

五代十国行书，承上启下。书法发展到唐代，字体演变的任务已告完成。因此，有人将书法史分为两个阶段：唐前和唐后。唐前是寻找书法规律的时代，唐后是学习晋唐书法，摆脱晋唐书法的时代。五代十国是一个紧随唐代的朝代，它历时54年的短暂历史使五代书家难以有大的成就，但五代书法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作为唐代书法与宋代书法的桥梁，既是前代书风的总结，又是后代书风的先声。

宋代行书，尚意为先。行书为动态书体，挥洒起来比楷书随意，因而也更能抒发书家的情性。行书的这种抒情达性也正好暗合了宋代书家的身份构成(宋代书家大多为士阶层)。宋书尚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其一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其二是宋太宗淳化年间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不包括碑，汇编在内的都是前人的书翰、尺牍。它共由十卷组成，二王书法在十卷中占去了一半，而二王书法大多为行草。这就为宋代书法家提供了习书的范本，也突出了二王书法在《淳化阁帖》中的重要性。楷书在宋代遭到了冷落，而行书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宋代书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行书的创新上。代表书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史称“宋四家”。苏轼行书创作出《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并美。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元代行书，继而复生。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元初的皇帝们用武力来稳定社会，但武力却征服不了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包括书法在内的汉文化。因此，到了仁宗、英宗时，除了加强政治统治以外，在文化上开始向汉族学习，并提拔汉族官员，使蒙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化。天历初年，还设置“奎章阁’’，任命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元代书法较之南宋有了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元代少数民族书家数量之多，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书体的全面复兴与“诗、书、画”的结合息息相关。诗、书、画的结合是由元代赵孟頫开始的，这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不仅如此，元代一些书法家还热衷于篆刻，文人自己动手刻印，既篆且刻，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王冕开始的———这翻开了篆刻史新的一页。此后，印章成了中国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诗、书、画、印成了后代书画艺术家必备的修养。

赵孟頫《洛神赋》。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继承上，它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取法很高，对古典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行书，流派纷呈。明代帝王雅好书法，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写“外制”，挑其中最能者留在翰林院写“内制”，授予“中书舍人”。还推选黄淮等28人专门学习二王书法。仁宗喜欢摹习《兰亭序》，神宗随身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说明当时学书风气之盛。明代帖学盛行，出现了《泉州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真赏斋帖》、《崇兰馆帖》等。由于皇帝的提倡，加上帖学的发达，明代的行书得到了发展。主要行书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徐渭、王铎等。

明代早期，为适应明初政权的建立，明初书法首先是延续元代书风，基本继承的是元代的典型书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培养了一批御用书家，后来出现由皇室提倡的台阁体风格。其代表人物，号称“三宋”，即宋克、宋璲、宋广。

宋广《太白酒歌轴》。

明代中期，随着文化统治的相对削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文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市民生活的文艺作品，文人书法也重新抬头。书法家们将兴趣转到古代书法上，他们试图从中汲取营养，经过多方的摸索，加之他们都具有较深的文艺修养，因而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于是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祝允明《千字文》。

文徵明。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 、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书法艺术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书法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董其昌。

清代行书，多元取向。清代行书可分为三派：狂放派、帖学派和碑学派。狂放派是明代末年表现主义书风的延续，代表书家为傅山。帖学派是垄断清初书坛的一个流派。清初，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书法，派人四处搜求董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一时间，天下尽学董书。到了乾隆时，乾隆帝偏爱赵孟頫书法，并到处御题刻石，朝掀起了一股学习赵孟頫书法的热潮。学界曾将清初书坛划分为董书时代和赵书时代，便是从上述的事实出发的。但董书和赵书都属于帖学一系，所以，习惯将它合为帖学派。帖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梁同书、刘墉、王文治、张照等。

刘墉。

梁同书。

碑学派和帖学派之间的年代分界是嘉庆、道光年间。嘉庆、道光之前书法多为帖学派，嘉庆、道光之后书法碑学派才鱼贯而出。碑学派兴起的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在学术上偏向考古，而当时六朝墓志也大量出土，使金石学得到了迅猛发展；二是清代科举取仕，“馆阁体”书法流行，乌黑、方正、光亮的书体，形式单一，了无生气，因此物极必反，碑学派取代帖学派是大势所趋；其三是阮元、包世臣、邓石如极力鼓吹碑学，从理论上为碑学派的发展推波助澜。碑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郑燮、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吴昌硕等。

地位

行书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性表现在，行书自产生时起历朝不衰，代代相传，涌现出大量的名家名作。篆书只盛行于殷商时期、秦代和清代，隶书在汉代和清代得到了发展，其余时期都较为冷清，其受欢迎程度远远逊色于行书，这一现状在当代表现的尤为突出，人们日常硬笔书写几乎清一色的行书书体。

至于，行书为何如此兴盛，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几点原因：

参合各体之长，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行书的体势变通较大，结体上可以写的工整，近乎规矩而兼有楷意，也可写的放逸流荡。如草书，在用笔上可以灵活的借用楷、草、篆、隶的笔法，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可辨可识，书写便捷。具有广泛的实用性。行书在辨识性能上优于篆书和草书，篆书和草书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场合使用，隶书和楷书虽然也具有行书的可辨易识，但书写起来不如行书便捷，所以行书在书写和辨识上综和了各体的优点，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逸笔抒情，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书法艺术是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载体，士大夫们在闲中兴来之时往往要借助于笔墨，抒写胸襟。但中国古代讲求中庸之道，在传统文化的规范下，士大夫的行为举止也必然是不激不厉。反应到书法实践中，书写行书这种既不拘谨也不狂放的书体，恰好暗合了士大夫们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