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的计重单位不仅是经济交易的标尺，更是王朝兴衰与技术演进的见证。从先秦的“铢”“镒”到明清的“库平两”，这些单位承载着铸造工艺的革新、货币制度的变迁，乃至中央集权的强化。它们或源于谷物计量，或脱胎于黄金分割，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标准化，最终融入日常语言与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体系。

起源与演变：铢最初是商周时期的谷物计量单位（1铢=144粒黍的重量），战国时期被引入金属货币体系，成为黄金、青铜的通用单位。铢作为重量单位明确见于战国文献（如《墨子·号令》“黄金一铢”），其名称可能源自更早的“黍粒计量法”（以百粒黍为基准），但商周时期是否直接用于谷物尚无定论。

应用实例：

楚国“蚁鼻钱”（青铜贝币）单枚约重1-2铢；

秦国“半两钱”原始设计为12铢（半两），但因私铸泛滥，实际流通钱币常不足重。

文化意义：成语“锱铢必较”即体现古代对微小重量的重视。

黄金货币化：战国时期黄金成为诸侯国间大宗交易和赏赐的硬通货。

楚国“郢爰”（金版）每块约重1镒（约250克），使用时切割成小块支付；

《战国策》记载，秦王曾以“千斤镒”悬赏刺杀政敌。

争议：学界对“1镒=20两还是24两”存在分歧，因《汉书·食货志》与《说文解字》记载不同，可能因地域差异导致。

青铜货币的标准化：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如晋、卫）铸造的“空首布”（铲形币）以“寽”标重，如“一寽布”重约90克（合6两）。 “寽（锊）”的换算争议：西周青铜器铭文（如“曶鼎”）中，“寽”与“爰”的换算关系存在两种解释：一说1寽=6两（《说文解字》）；另一说1寽=12两（结合楚国金版与青铜器铭文对比）。

技术限制：因铸造工艺粗糙，实际重量波动较大，考古发现同一批布币重量差异可达20%。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半两钱”为全国标准，重12铢（约8克），钱文篆书“半两”； 但实际流通中，民间私铸钱轻至2-3铢，出现“榆荚半两”（薄如榆树叶）。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推行“五铢钱”，重5铢（约3.5克），首次采用“外郭”防磨边盗铜；钱范考古显示，官方对铸币重量误差控制在±0.5克内，体现严格管控。

黄金的“上币”地位：汉代规定“黄金一斤值万钱”（1斤=16两≈248克），用于赏赐、赎罪等。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金饼标重“一斤”，实测247克，印证文献记载；《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曾一次性赏赐卫青“黄金二十万斤”。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铸“开元通宝”，重二铢四絫（约4克），此重量被定为“一钱”；

新制：1两=10钱=100分，彻底取代“铢”的二十四进制，影响东亚千年货币体系。

实际流通：

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出现“会昌开元”钱，背面加铸州名，重量缩至3克；

宋代“小平钱”（标准铜钱）延续“一钱”基准，但随财政恶化，南宋“嘉定铁钱”轻至0.5克。

白银货币化：明清时期银锭需切割使用，催生细分单位：

1两银=10钱=100分=1000厘，市井交易常以“分银”（约0.37克）计价；

北京故宫藏清代“砝码银”刻有“准厘毫”刻度，用于精确称量。

《庄子·达生》云“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以锱铢比喻微小得失；汉代法律文书（如《二年律令》）规定盗窃“满十铢”即判刑，反映锱铢的司法意义。宋代“称象术”用絫计算微小重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以絫为单位校准天文仪。

湖北包山楚简记载土地买卖“金三爰”，一爰合青铜20寽；考古发现“陈爰”金版重250-280克，与“一镒”理论值吻合。

户部“库平两”1两=37.3克，用于田赋、俸禄；海关“关平两”1两=37.8克，因进出口关税需与英镑换算（1关平两≈1.55港元）。 上海“规元银”以虚银两记账，实际成色98%； 天津“行平银”1两=34克，低于库平标准。

元代“元宝”银锭刻有“重五十两”字样；清代“云南牌坊锭”标注“公估童看讫”，表明经公估行验重。

中国古代钱币的计重单位，如同一把跨越千年的尺，丈量着经济与权力的博弈、技术与文化的共生。从商周的黍粒到清代的库平银，从“锱铢必较”的市井智慧到“开元通宝”的帝国雄心，这些单位早已超越单纯的重量符号，成为解读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它们提醒我们：货币不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文明的密码——每一次计量的革新，都镌刻着人类对精确的追求，对秩序的敬畏，以及对繁荣的永恒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