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后来却当上了国家副总理。为官五年，他展示出不一样的干部形象，一直是一副农民打扮，于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永贵大叔”。

而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又或是邓公，都对他有过不错的评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有这般不寻常的经历呢？其实吧，这个人就是陈永贵，一个不一般的“布衣卿相”。

陈永贵是山西人，来自昔阳县一个叫大寨的山村之中。大寨本是个苦地方，这里地处太行山区，土地十分贫瘠，农业也就不发达，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然也就过不上什么好日子。

不仅如此，陈永贵家在当地还是外来户，不被人们接受，所以境遇更加不堪。

要说陈永贵的家里穷到了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其实陈永贵本不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原来有个姐姐，后来还有弟弟、妹妹。但因为母亲早亡，父亲养活不起这么多孩子，只能把孩子相继卖掉。

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看来，卖孩子无疑是一种残酷的行为，人们无法想象被卖掉的孩子以后会过着怎样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日子。

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穷人家的孩子能被卖掉或许还是一个机会，因为有钱买孩子的人至少还能养活得起，孩子反而可能不用挨饿了。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想见那是一种怎样让人绝望的社会氛围，陈永贵的父亲就因为承受不起这份压力，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彼时的陈永贵才六岁。

这下，看起来陈永贵的人生更加没有希望了，但好在当地还是有好心人，一个老太太看这个孩子可怜，就将他收为养子，好歹是让他安然长大。

后来老太太病故了，也没有直系亲属，身为养子的陈永贵原本是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老太太的遗产给了她的娘家人。

也因为这件事，陈永贵得到了当地人的一致好评，从此真正在大寨村立足。据后来曾经跟着陈永贵一起做过事的同乡回忆，他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样一个大姓人家立足，必须先学会吃亏。”

生活的磨难终究是给了一个苦命人早熟的性格，并为他铺平了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路。

后来的陈永贵就一直给别人当长工，或者是在矿场当炸石头的工人，反正一直做的都是苦力活。

直到陈永贵三十岁的时候，抗战胜利了，随后中国共产党在昔阳当地搞土改,他也分到了一些土地和房屋。

此时的陈永贵再次展现出了敏锐的一面，他最先加入了大寨村的互助组，然后在队伍中表现地很好。

在这个只有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见地不一般的陈永贵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他在1948年就入了党，并加入了贾进才的“好汉组”。

互助组大家都不陌生了，本意就是大家互帮互助，一起发展生产，勤劳肯干的陈永贵进了这个组，那自然是没问题。

但陈永贵很快就发现，这个好汉组基本上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户，但村里还有很多老弱，这样一个组事实上起不到互帮互助的作用。

于是，陈永贵不久后就退出了好汉组，自己重新组织了一个“老少组”，用他的话来说：“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岔。”

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却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农民大叔真的很不一般。

让人没想到的是，陈永贵还真把这个成员以老人和小孩为主的互助组给带起来了。

这部分人平时不被看好，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如今有一个壮劳力愿意帮助他们，所以大家都很信服陈永贵，所有组员个个卖力，人人争先，很快就把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反倒是好汉组没多久就散伙了。

由此就可见，陈永贵不仅头脑很灵活，组织能力也很出众。这样的人天生就适合做些什么，只是被身世命运给拖累了。但换个角度来讲，新中国的时代对陈永贵这样的人不正是一个大舞台吗？

以前哪有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份，但现在不一样了，像陈永贵这样的普通人也有可能得到赏识和重用。

于是在1949年的时候，老少组因为创造了亩产169斤的新纪录，陈永贵一下子就出名了，组织上多次通报表扬，还将他和老少组的事迹树立成了典型。

然后到1952年的时候，贾进才也坚持要让贤，陈永贵于是就成为了大寨的村支书，而他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在过去的历史中，新中国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要学解放军。”

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指学习昔阳大寨村的经验。难道说陈永贵的老少组已经出名到全国效仿的程度了？

其实不止是老少组，陈永贵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前文说过，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恶劣，旱起来十年里有九年不下雨，而下起雨来往往又会有山洪，这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再加上地形崎岖复杂，当地人就说“七沟八梁一面坡”，这样的条件很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但在陈永贵当上村支书后，因为受到党的号召，他就想要改变这一局面。

于是，陈永贵等干部就带领全村人一起改造坡地、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那时候的中国哪来什么机械化设备，无非是一双手一把锄头，用无数的汗水去沃灌理想之花。

而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这番大改造，大寨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十年的时间里粮食产量翻了将近两倍。

就在大家欢天喜地的时候，一场七天七夜的暴雨突然在1963年降临在了大寨，由此引发的山洪几乎将大寨人十年的心血全部摧毁，同时被摧毁的还有全村一大半的房子，很多村民因此无家可归。

看到家园残破的景象，大家都感到难过甚至绝望，而陈永贵却站出来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灾，但我们村没有死人，这是大喜。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能顶住！”

于是，众人慢慢恢复了精神，开始跟随陈永贵一起重建家园，他们开山取石盖房子，修渠整田再播种，一点点让自己的家园恢复起来。

要说当年大寨的故事有多励志，他们不仅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金，后来还给国家上交了二十四万斤商品粮，这样的精神力岂是一句了不起所能概括。

此前大寨村创造农业记录的时候，中央就已经对这里的故事有所耳闻，陈永贵还作为劳动模范去了北京观礼。

等到他们在1963年抗灾的故事传到北京，毛主席也震动了，他老人家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然后周总理也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大寨，并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

从此，全国就掀起了一阵“大寨风潮”。要说当年的大寨有多火，恐怕就是今天的所谓网红城市也不能比拟，因为那个时候甚至有十八位外国领导人前往大寨参观，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对不多见。

毫不夸张的说，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以及红旗渠精神等等，它们都是新中国草创时期中国人的特殊精神印记。

大寨风潮持续了十四年，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时至今日依然为人熟知。正因如此，作为大寨精神的重要象征之一，陈永贵自然也受到了组织的重视。山西省委邀请他在省劳动模范大会上介绍抗灾经验，而他的演讲打动了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回去后就对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陈永贵今天的演讲，没有一处提到毛主席，但处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但处处都是辩证法。连我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人才啊，真是了不起！”

赵树理的话引起了陶鲁笳的兴趣，他于是也去着重了解了一下陈永贵，并实地前往大寨考察。然后，陶鲁笳得出了和赵树理一样的结论。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永贵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动，因为在陶鲁笳的推荐下，他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

1964年的初春，毛主席的专列来到邯郸，陶鲁笳等人随车会见，他们在会谈中提到了陈永贵。陶鲁笳当时说：“陈永贵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农民，我做了一辈子农村工作，所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陈永贵的。”

得益于陶鲁笳的认可与推荐，毛主席在进一步了解陈永贵后也显得很兴奋，于是就问：“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回复：“陈永贵四十三岁扫盲，今年五十岁，已经能读报纸了。”毛主席听着，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等到年底的时候，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那天正是毛主席的生日，他于是在当天邀请陈永贵到自己的住处做客。

而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陈永贵才发现这里的人不少，其中就有钱学森、余秋里、王进喜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人，看来毛主席不仅邀请了陈永贵这一个模范，其他方面的杰出代表也都来了。

毛主席鲜少过生日，即便是过也有个由头，这次正是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请来自全国各行业的模范们吃便饭。

陈永贵自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面的活动，他还被安排到毛主席的身边落座，不免有些紧张。毛主席倒是一直很和气，他还一个劲地给陈永贵夹菜，并夸赞其是“农业专家”。

然而，由于毛主席的口音带有浓重的湖南腔，从小长在太行山的陈永贵听不太清，又不好意思问。

还是一旁的周总理觉察到了陈永贵的拘束，于是贴心地告诉他：“毛主席在夸你呢，说你是个农业专家。”

陈永贵这才反应过来，然后自谦说：“我哪里是什么专家。”而毛主席则对他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意。

后来的日子里，陈永贵再次得到了一个关键的机遇，那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风云突变的政治形势，使得他一下子就从一位劳动模范成为了山西省的三号人物。

然后在当年的劳动节上，陈永贵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在见了他之后夸赞说：“永贵好！永贵好！”

曾经几乎要饿死街头的小男孩，数十年后在时代的潮流中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从一个基层干部成为了山西省委副书记。

可即便是身居高位，陈永贵的头上却始终顶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穿着一身布衫，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并依然生活在大寨，也依然会端着碗和村民们一起在操场吃饭，因此被人称为“永贵大叔”。

毛主席在得知后，更加欣赏陈永贵了，还号召大家都向他学习。

1975年的时候，中央提名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消息一出来，陈永贵自己都不镇定了，他对周总理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当不了副总理。”

但周总理却略显严肃的说：“陈永贵同志，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要相信你可以做好。你是一名共产党员，那就要服从党的安排！”因而陈永贵只能接受这一任命，中国由此诞生了第一位农民副总理。

在陈永贵成为副总理后，组织上就要为他转城市户口，还要给他搬家到北京。陈永贵一听就急了，他连忙给毛主席打报告，提出：“不搬家、不穿军装、不拿工资。”

这还没完，陈永贵还对毛主席提了一个要求：“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处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

在普通人看来，这些要求着实有些奇怪，但这正是陈永贵的可贵之处，组织上看重的正是他始终和群众紧密联系的工作特性，这也是任命他为副总理的一大初衷。所以，毛主席果断回复：“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主席的这句话同样奇怪，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钓鱼台在当年是国宾馆，同时也住着一些干部，那里的条件相当要好很多。

陈永贵在入京后起初住在京西宾馆，后来也搬到了钓鱼台。然而，此次搬家让陈永贵很不自在，朴素惯了的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搬走。

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毛主席的话，他正是在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对陈永贵表达肯定，肯定他朴素务实的作风。

不愧是毛主席看重的人，陈永贵的行事作风总是和毛主席很合拍，这种工作态度也让他在完成副总理工作的时候有了更大的余裕。

因而陈永贵的副总理当了才一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先后去世，陈永贵悲痛万分，好几天茶饭不进。

在1980年的时候，六十五岁的陈永贵卸任。离任后的陈永贵留在了北京东郊农场，继续和影响他一生的农业打交道，直至1986年病逝，病逝前，陈永贵流泪对家人说：“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纵观陈永贵的一生，他的人生起点已经不能再低了，而高点却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所谓见微而知著，从他退还干娘的遗产、主动成立老少组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从山沟里长大的男人有着不一样的心怀，后来的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幸运的是，他的付出被人们发现并重视，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而成为国家副总理后，陈永贵能一直保持朴素务实的作风，这更是难能可贵。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他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