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的空气格外沉重。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整整7个小时的庭审，没有任何争辩、质问，甚至审判长的沉默，都未能撕裂这位冷酷罪犯的情感防线。
她低着头、眼神空洞、表情冷漠，没有丝毫悔意。
受害者杨妞花与家人及其他被拐儿童的家庭，心怀痛苦而愤怒地离开了法庭。
这场本该带来公正与救赎的审判，却再次将他们拉回了那段被撕裂的岁月。
在庭审过程中，余华英的每一句“不记得、不知道”，都像一把钝刀，不断在受害者的心上刮割。
不流泪、不道歉：罪恶背后的人性冷漠
庭审期间，余华英始终低垂着眼皮，全程保持着冷漠无神的状态。
面对杨妞花质问的“你还记得我吗？”时，她甚至露出半眯的眼神，那眼神中仿佛透露出一种恶毒的悔恨，“当年为何没有弄死你？”这样的表现，令人不寒而栗。
余华英的冷漠与麻木，并非源于无知，而是一种刻意逃避责任的表现。
她在对抗每一个揭露自己罪行的证据时，都努力将罪行推卸给已经去世的情人龚显良和丈夫王加文。
面对17名被拐儿童的控诉，她能将自己的记忆选择性地过滤，仅记得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细节。
在审判席上的人贩子，将人性扭曲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个本应该传递温暖的母亲，却成为人贩子，将亲生儿子也当作筹码进行贩卖。
她冰冷的陈述、毫无歉意的态度，将每一位受害者家庭的心灵伤口再次撕开，并撒上了盐。
对抗法律程序的自我辩解：求生与狡辩
余华英在重审时，检方指控她拐卖了17名儿童，而她的狡辩、推脱在法律程序上显得漏洞百出。
她承认参与拐卖，但却将责任推给丈夫和情人，并声称“没有拿到钱”，这种话语在法律程序中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却暴露出她强烈的求生欲。
法庭上的她，就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困兽，竭力寻找一丝生机，但这丝生机早已被她当年的罪恶所湮灭。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仍然是死刑，余华英的狡辩无法掩盖她不可饶恕的罪行，特别是在她承认拐卖的事实，面对确凿的证据时，她却百般推诿、置若罔闻。
被拐家庭的无尽痛苦与希望的闪光
庭审外，几十个寻亲家长举着各自孩子的寻人启事，成为法庭外最沉痛的抗议。
一个母亲高举着寻人启事，她的女儿在失踪21年后，终于可能有了消息。
这份痛苦与希冀交织的母爱，让人不禁泪目。
李艳在失去女儿的21年里，从未放弃寻找女儿的希望。
每一次开庭、每一场人贩子的审判，李艳都带着寻人启事来到现场。
女儿周君的失踪，成为她生命中无法抹去的阴影。
这一次，在庭审直播时，一位来自湖北的女孩联系了她，说自己可能就是她的女儿。
李艳当时心跳得剧烈，仿佛握住了最后一丝希望。
她紧张得手脚颤抖，不住地问，“你还记得那条裙子吗？你被打了吗？”
女孩的简单回忆，似乎成为了李艳无数次梦回寻亲路的终结。
她想立刻去湖北，却又害怕那个曾经失而复得的女儿会再次离开。
法律与正义：如何惩罚恶魔？
余华英案件，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公正审判，更是社会伦理和正义感的再一次拷问。
这样一起牵动人心的案件，不仅影响着每一个被拐家庭，还触动着每一个旁观者的良知与正义。
社会舆论对余华英的冷漠与罪恶无不感到愤怒，正如杨妞花所言：“她从未悔过，也没有认错。
她的冷漠让我们更加坚定，她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一个能够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亲情，视为金钱交易的人，本身已经丧失了人性。
面对这样恶劣的犯罪行为，法律的惩罚不仅是维护受害者的利益，也是捍卫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尺。
死刑之下，余华英没有悔改的机会，但每一位受害者都希望，她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能感受到他们无尽的悲痛与愤怒。
法律与良知的较量
余华英案再一次警醒了整个社会：对待人贩子，必须严惩不贷。
然而，法律无法抚平受害者家庭心中的伤痛，正如李艳那迟疑的决定，法律的公正无法挽回21年被蹉跎的亲情。
希望，在最终宣判中，正义能如利剑一般划破黑暗，还受害者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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