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要是能穿越回 90 年前，你愿不愿意参加红军”这一问题之前，咱们不妨先好好琢磨一下当年的前辈们为啥积极加入红军。

1928 年 7 月 3 日，刘伯承元帅在军事报告里提到，那个时候，广东的二等兵每个月的饷钱是 10.5 毫洋，四川的二等兵月饷为 6.6 元，而且常常只发八折的钱，再加上长官的克扣，士兵真正能拿到手的钱非常少，这种情况使得逃兵问题频繁出现。

于是，刘帅提出用红军每月20元饷银以及分配土地作号召来扩大队伍规模。然而，因为红军当时的处境很困难，这种优厚的饷银待遇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相较而言，红军能够吸引大众，关键在于土地分配政策。在井冈山根据地，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被地主把控着，农民拥有的土地少之又少。红军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进行重新分配，开始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少都平均分配，之后改成按照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

农民和红军战士都能分到田地，这就好比得到了“股份”，每年的收获就相当于“分红”。分到土地，于农民来讲，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对红军战士来说，是奋斗得到了切实的回报。并且，红军家属还能得到不少优待，像分土地和房屋、在国家商店购物能享受降价、不用交税、子女读书不花钱等等，这些好处特别有吸引力。

红军内部的公平性着实让人钦佩。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明确了官兵平等的严格规定。不管是普通战士，还是总司令、总政委，在人格方面完全平等。在井冈山的挑粮活动中，毛主席以及43岁的朱老总都亲身加入，和战士们共同经历艰难，一起承受困苦。

朱老总专门砍了根木头，把它削成扁担，写上自己名字后，就和战士们一同在坎坷的山路上奔走，来回差不多百里，往井冈山挑粮。这不但需要耗费体力，更是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使战士们切实体会到，在红军里，不存在趾高气昂的官老爷，只有共同奋战的同志。

为了确保中下层官兵能够平等相待，红军设立了士兵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监督职能，承担着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方面的工作。在政治民主中，严禁打人骂人的行为，坚决消除等级观念。要是领导干部出现错误，战士能够向士兵委员会进行反映。

就说耿飚将军吧，他曾因打了个迟到的战士一拳，结果被士兵委员会判定犯了错，还被罚款了。这事儿看似平常，实则影响深远，它让普通战士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使平等不再只是个口号。

经济民主表现在账目公开这方面。井冈山那会儿条件很差，每人每天就只有5分的油盐柴菜钱，不过账目会定期公开，还能省下“伙食尾子”。这和国军可大不一样，在国军里，士兵的辛苦钱被一层层地剥削，可在红军这儿，每一笔钱都花得清清楚楚，战士们的付出也都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红军是一支很有发展潜力的队伍，给战士们带来了诸多希望。战士们从入伍伊始，就得参加扫盲学习，要学会五百个字，还得能看懂报纸文件。接着，他们还会学习语文、算术等课程，以此提高文化素养。在经过战斗的锤炼后，经验丰富的老兵有可能当上班长。而表现出色的班长，能够进入教导队之类的地方接受专业的军事教育，之后也许会被晋升为排长。

寻淮洲在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仅过6年就当上了军团长；粟裕从南昌起义时的班长做起，到1934年担任军团参谋长，日后更是指挥着百万大军。他们的成功并非巧合，是红军给予的平台和机遇，使他们从普通的农村孩子，蜕变成善于作战的将领。红军明确地制定了成长路线，让战士们对未来抱有期望，每一份努力都能获得回报，每一次进步都有清晰的方向。

尤为关键的是，红军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从创建之时起，红军就决心为穷苦百姓谋福祉，推翻旧有的制度，创立崭新的中国。

那时国内军阀打得不可开交，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国外的列强更是肆意地欺压咱们，中国已然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红军的日子让战士们瞧见了未来的光亮，他们清楚自己担着改变天下的重大责任，就算有可能丢掉性命，也丝毫没有后退的念头。他们心里装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苦受难，果断地走上了满是艰难险阻的道路。

红军靠着恰当的经济策略、公正的内部氛围、宽广的发展余地以及崇高的理想信念，招揽了众多有志向的人。要是真能回到90年前，想必好多人都会毫不迟疑地投身红军，为国家和民族的前程拼搏。如此的红军队伍，谁会不憧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