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兵变有两点让人没有料到：

一是普里戈任作为普京的亲信，居然会带头发动兵变，在此之前吃瓜群众最担心的其实是卡德罗夫。

二是瓦格纳一夜狂奔三百公里，在逼近莫斯科时却停了下来，兵变戛然而止。

当天协商的结果是：瓦格纳士兵退回营地，普里戈任去白俄罗斯当愚公，取消对普里戈任的刑事调查。

普里戈任最后出现的地方是罗斯托夫，正在向群众挥手道别，此后便再未露面。

但从种种迹象表明，事情不会就此停息，普里戈任想安静地去白俄罗斯当愚公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消息：

1、普京开会与绍伊古同框的画面流出。表明绍伊古仍然牢牢掌控着国防部，也意味着他大概率会安全过关。一山不容二虎，既然绍伊古在，去的必然是普里戈任。

要知道兵变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最初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要捉拿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如果结局是这样，那普里戈任冲冠一怒，不仅什么也没实现，还把自己陷进去了，他能同意吗？

2、俄罗斯媒体报道，联邦安全局还在调查普里戈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在接受采访时，仍将瓦格纳兵变定性为“叛乱”，要调查西方国家是否参与。甚至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版本，说普里戈任收了6亿美金。普京的最新讲话也表示大多数瓦格纳士兵是爱国的，只是被个别指挥人员利用，剑指普里戈任。

这更像是一种宣传，事实上普里戈任的钱几辈子也花不完，6亿美金就想要他冒如此高的风险恐怕不现实。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普里戈任搞臭，好进行下一步操作。因为他打了几个胜仗，目前声望太高，不好直接动手。

3、兵变造成极大损害，需要一个说法。这场短短24小时的兵变，瓦格纳竟然击落了7架飞机，造成十几名俄空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阵亡，其中包括一架装备了新一代电子战系统的伊尔-22空中指挥机，损失极大。必然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否则阵亡将士家属不会同意。

4、普里戈任还在反抗。针对普京的指责，普里戈任进行了解释，表明只想铲除对国家不利的人，并没有要推翻政权。但对于瓦格纳集团与国防部签约一事，他仍然抗拒，甚至公开宣布将解散瓦格纳集团。

瓦格纳击落的飞机

所有迹象都表明，结局会对普里戈任不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里戈任始终未露面，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去了白俄罗斯。如果普里戈任仍在国内，看到这些迹象，他会坐以待毙吗？

所以笔者认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地平息。当然不论如何，这样的内耗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

战场上，乌军的反攻力度不断加大，正在蚕食前沿地带，发生兵变对士气是个极大的打击。目前俄军占领的地盘纵深不算大，而且靠海，一旦外围防线被突破，很可能要放弃大片土地。

战场外，普里戈任揭开了俄军的脓疮。他指责军方指挥无方，搞官僚主义，甚至有贪污腐败的现象，部队里士兵们感受不到公平和正义。经普里戈任发酵后，前线士兵的情绪更难安抚。

最重要的是，瓦格纳兵变是对领导人权威的挑战，放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这表明部队（至少是一部分）并不受领导人掌控，甚至不服领导人。

领导权威一旦受到挑战，如不果断处置，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估计普京也很头痛，不动手，权威会受到损坏。动手，两万多瓦格纳士兵确实很难处置。

普京最新开会画面中有绍伊古

其实俄军这种困境，毛主席早在96年前已经洞察，现在看来他的处置措施无比英明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几路大军相继失利。他命令部队在文家市集结并召开会议，会上他说服众人放弃攻打长沙的目标，转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起义失利后，新生的工农革命军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是部队仍然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摆脱敌人，只能沿着湘、赣两省的边界，走山路、小路，行军异常艰难。途经芦溪时还遭到敌人偷袭，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此次战斗中牺牲。

二是部队缺粮少弹，加上极度疲劳，惊慌的情绪弥漫，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上了疟疾、痢疾，逐渐传染了几乎所有战士。每走一段路，就有人倒在地上，颤颤地发抖。

三是遭受失利后，士气大降。部队中混杂着一些投机分子，对革命失去了信心，途中不辞而别，甚至一个排在放哨时带着武器全部逃了。逃亡成了公开的话题，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准备到哪去？”

这样的困境要大过今天的俄军千百倍。

这种情况别说迎敌打仗，即便正常走下去，部队也自动散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可能是接受失败的结局，解散部队，等将来有机会从头再来。

但这支部队有一位坚强领导，他坚信革命必将取得成功，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毛泽东的第一个决策是去留自愿。

当时部队的成分很复杂，有参加暴动的农民、知识分子和旧军官，面临困境时，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其中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最初坚决反对放弃攻打长沙的决策，但大多数人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他也不得不跟着队伍向井冈山出发。途中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他吃不了这种苦，信心再次动摇。

不久，他便带着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私自离队逃跑，途中被哨兵发现并拦截。第一师的官兵知道后非常愤怒，作为指挥官竟然丢下士兵独自逃跑，这是极为严重的背叛，要是在战场上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官兵们把人押到毛泽东那里，要求以军法处置。但毛泽东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大度地说：“强扭的瓜不甜，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这并非意气用事，留下这些动摇分子，势必会对部队造成更大的影响。

余洒度等人走后，毛泽东召开一次会议，宣布不愿干的可以离开，部队还发给路费，但不准带走武器。会后有10余人表示要走，这些人主要是旧军官，革命的觉悟确实要低一些。

当时部队里的官兵大多被毛泽东的气度所折服，以往的旧部队面对叛逃轻则殴打施刑，重则直接枪毙。众人对毛主席的做法表示赞赏，也更加认同他的领导。留下来的人，统一了思想，队伍也更加团结。

《秋收起义》剧照

送走动摇分子后，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编。其实毛泽东已经有了充足的准备，自秋收起义以来，他每天都要找士兵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难。

首先是军事层面的

起义部队原先有4个团5000多人，到达三湾村时已经不足1000人。官多兵少，师的番号已经没有必要，全师整编成一个团，团整编成营，人数不多的直接整编成连。编余的军官编成军官队，伤员则和医务人员合编成卫生队。

这样大大降低了指挥层级，提高了指挥效率，让战士们能各尽其职，发挥最大作用。

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部队是军阀个人的私产，士兵只会跟着对自己有恩惠的人跑，换了别人来肯定指挥不动。

到了北伐战争时期，稍微进步了一些，在军队中发展了党组织，名义上军队服从中央政府指挥。但实际上，许多部队仍然未摆脱旧军阀的习气。

老蒋就在部队中拉帮结派，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迫使汪精卫等人领导的武汉中央也背叛了革命。这是典型的枪指挥党。

改编前的工农革命军，团一级才有支部，一个团多的时候几千人，党的领导力量显然非常薄弱。因此，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

改编后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营团设党委，重大事情必须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避免了部队沦为个人的工具，使革命队伍与过去所有的部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如今闹事的瓦格纳部队某种程度上看，类似于过去的军阀部队。普里戈任招募士兵、发放工资、统一指挥他们，士兵们只需要对普里戈任负责就能领薪水，与中央政府却没有太多联系。

因此遇到重大事件，他们服从的是普里戈任个人而不是中央政府。尤其是俄罗斯这样，有多个加盟共和国和不同的武装力量的国家，如果这一点不改，恐怕将来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三湾改编》剧照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军人与其他职业有很大不同，非常强调服从性。人们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点在过去的封建制度中被无限放大，使得上级指挥官拥有无限权威，他们对待士兵犹如对待家奴。

在旧军阀部队，普通士兵见了高级指挥官是要磕头的，平时得用轿子抬着上级走。如果犯错了，上级动辄打骂。而且士兵没有任何谏言的机会，即便遭受不公，也没有反馈的渠道，只能默默忍受。

据说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榘建议冯玉祥不要从潼关撤兵，将其惹怒，结果被当着众人的面打了一耳光。当时韩复榘已是军团指挥尚且如此，他受了气内心自然有想法。果然后来反戈一击，投靠了老蒋。

改编后建立起一套官兵平等的制度。比如不准打骂士兵，开会时士兵也有发言的机会。以前军官每顿四菜一汤，改为吃穿都跟士兵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委员，有权监督各级军官。

如此一来，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也有了反映问题的渠道，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三湾改编”，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举动。部队上了井冈山，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反观这次的瓦格纳兵变，普里戈任指责军方高层搞官僚主义，宁愿把炮弹存在仓库里也不发给士兵，士兵待遇低等种种问题，正说明了部队中存在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没有反馈的渠道，普里戈任作为利益集团之外的人，顾不了别人的感受，直接揭开了脓疮，导致他与军方高层矛盾激化，进而导致事变。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普里戈任的下场，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能想到。古往今来，但凡起兵造反的，不论他打的什么旗号，要么把领导干翻，要么被领导干翻，不可能有中间方案。

举一个例子，普里戈任的举动其实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有相似之处。

全面侵华之前，日本国内分为两派：

“皇道派”主张加强皇权，建立军部独裁统治的体制，强烈主张首先进攻苏联。这一派系以未掌权的少壮派军人居多，因此他们主张“清君侧”，发动政变铲除天皇身边的当权派。

“统制派”：则主张以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革，逐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实现天皇制度法西斯化，以加速对外侵略。成员多为陆军中坚人物，他们主张向南进攻中国。

其实两派都主张对外侵略，只是少壮派更加激进。两派争执不休，互相指责，在人事上相互倾轧异常激烈。

1936年2月26日，驻东京的步兵第一师团两个联队和近卫师团的两个联队，突然发动政变，分几路攻击首相官邸等单位。

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脱，但其妹夫和私人秘书被杀。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杀，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

叛乱代表会见陆相时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逆臣、铲除遮蔽皇威、组织维新之奸贼”。“皇道派”的某些主张，比如加强皇权是对天皇有利的。

但天皇得知政变后却龙颜大怒，要求立即平息政变，每隔二三十分钟就召见一次侍从武官，要其督促陆军立即平息叛乱。得知陆军态度犹豫时，他愤怒地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息叛乱。”

二二六事件剧照

这些叛乱军官得不到天皇的支持很快就被镇压，参与叛乱者受到了极重的惩罚。为此还开了特例：对叛乱分子进行秘密审讯，不准请辩护律师，一审制判处。最终17名首要分子全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54人。

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日本却走上了被镇压的“皇道派”主张的道路。因此也可以看出来，天皇完全是对人不对事。

这些人的主张虽然对天皇有利，但发动叛乱，破坏现有体制，挑战天皇的权威，必然会受到重处。否则，将来动辄按自己主张发动叛乱，国家将会陷入混乱。

普里戈任与日本“皇道派”何其相似，打着为士兵追寻公义，铲除危害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旗号，进军莫斯科，实际上损害的是普京的权威。如不杀鸡儆猴，必然会导致更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