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时代，自己经营小生意极为常见，街头巷尾私营店铺林立，每隔几百步就能见到便利店、奶茶店、水果店及面馆等小型商店。

这种小型生意很适合家庭运作，成本低，风险小，即使经营不善，损失也有限。在70、80年代，这样的家庭经营很少见，因为大家都不敢轻易尝试，毕竟开创事业不易。

1976年，安徽芜湖有位名叫年广久的商贩，靠卖瓜子积累了百万财富，被誉为“中国第一小贩”，并因此与邓小平产生了联系。

我随父亲一同售卖水果，后又跟着师傅学习卖瓜子，体验着不同的营生方式，逐步积累着生活的经验和技能。

建国初期，国内水灾频发。1937年，淮河泛滥，众多农户家园受损，年广久家房屋田地亦被淹没。原本居于怀远县的他们，灾后随父母逃难至芜湖。

边走边乞讨，他们抵达芜湖后，寻得一间破败无主的茅草屋安身。年广久的父亲一生务农，别无他长，便决定在路边摆水果摊，以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摆摊卖水果很辛苦，需早起赴田间购新鲜水果，再运至城中街边叫卖，日复一日起早贪黑。若遇恶劣天气，更是艰辛。尽管如此，全家仍勉强温饱，无丝毫余钱。

年广久家境贫寒，无法上学，早年便在街头度过。两年的街头生活让他学会了抽烟和捡破烂，但这些并未改善家中拮据的经济状况。

年广久9岁时，父亲让他帮忙卖水果，水果摊旁多了个瘦小的身影。初尝卖果，他倍感新奇，便观察并模仿父亲。期间，他注意到一个怪事：有些顾客总称呼父亲为“傻子”。

年广久虽小且未上学，却明白“傻子”非好话。他不解顾客为何如此称呼父亲，心中略有气愤。他困惑地向父亲询问，为何顾客总叫父亲“傻子”。

他父亲不介意这个绰号，反而乐于接受，并耐心向他解释由来。父亲卖水果有妙招，让顾客先尝后买，若顾客称赞，称重时还会多给些水果。

旁人认为父亲做亏本生意，便叫他“傻子”。父亲对年广久说：“经商讲究薄利多销，勤劳为本，和谐至上。”若有顾客发现水果缺斤少两或找零有误，父亲总会补足。

这是年广久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做生意第一课。当时年幼的他并未深刻理解父亲的话，直到后来创业时，才回想起并深刻体会到父亲做生意的智慧。

年广久虽不懂太多，却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开始模仿父亲卖水果。芜湖的街头，便多了两个“傻子”：父亲被称“傻子”，年广久则被称为“小傻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年迈，水果生意便传给了年广久。他经营几年后，觉得利润微薄，又尝试卖鱼和栗子，但均未取得显著成效。

1963年，年广久因售卖栗子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并在狱中度过一年。刑满释放后，他决定重拾旧业，继续从事水果贩卖工作。

他父亲这时不幸去世，无人再唤他“小傻子”，他接过了父亲的绰号“傻子”。此后，年广久独自卖水果，却因此结缘了旁边卖瓜子的熊守仁老人。

六七十年代，街边卖瓜子的常携大锅，边炒边吆喝。闲暇时他们聚在一起聊天，忙碌时则相互协助。年广久数次帮熊老头炒瓜子，两人因此日渐熟识，关系也愈发亲近。

熊老头炒瓜子经验丰富，生意日渐兴隆。见此情景，年广久毅然舍弃水果摊，专心跟随熊老头卖瓜子，两人逐渐建立起师徒般的深厚情谊。

那时，瓜子是国家管控的二类农副产品，禁止民间私自交易，实行统购统销。一次，熊老头卖瓜子被查，他迅速抓起篮子，转身逃离。

熊老头心脏不佳，受惊奔跑后心脏病发作，骤然离世。师傅过世，年广久仍坚持卖瓜子，每晚炒制并分装小袋，次日便于街边售卖。

年广久卖瓜子时，像父亲卖水果那样，爱先抓一把让人品尝。称重时，他总是乐意多给些，顾客若拒绝，他便劝顾客欣然接受。

熊老头的炒瓜子技巧高超，年广久挑选优质瓜子并精心炒制，味道远超国营货，深受大众喜爱。为避检查，年广久不设固定摊位，而是流动于街头巷尾售卖瓜子。

即便如此，“傻子”瓜子仍广受欢迎，吸引众多回头客。年广久的瓜子生意日益壮大，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他赚取了约100万元。

年广久因一人难以应对，便聘请了几位助手，小本生意逐渐风生水起，“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随之日益响亮。

明知法律规定却故意违反，该个体进行逃税行为，逃避缴纳税款达4.3万元。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税法规定，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

年广久满怀信心，立志壮大瓜子事业。多年的经验让他明白，炒瓜子关键在品种与火候。为给瓜子添特色，他背起行囊，走访周边城市，探寻各地瓜子风味。

他耗时3月，探访长江沿岸城市如南昌、武汉、苏州、上海等。返芜后，年广久着手研发新瓜子口味，每次制成新口味，便携数袋上街，邀请路人品尝并提意见。

测评后，年广久选定大众喜爱的瓜子口味并着手推广。他率先创立芜湖首家民企“傻子瓜子厂”，起初家庭经营，携两子共事，后扩招十余人。鼎盛时，日销瓜子达两三千英镑，仍供不应求。

年广久钟爱“傻子瓜子”品牌，觉得它既是对往昔的纪念，又独具特色，如“狗不理包子”般。品牌名附带的故事，赋予了特别意义，让人印象深刻，乐意为背后的故事买单。

年广久的瓜子厂在全国颇受瞩目，时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热议之际，对其私营模式评价各异。他不为所动，专注事业扩张，厂规模渐大，财富日增，激发了他的创业热忱，员工从数十人增至数百人。

事件上报安徽省委后，省里派专人前来调查，并提交详尽报告至中央。与此同时，年广久仍乐呵呵地售卖瓜子，对开厂之事已惊动中央浑然不知。

中央对私营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讨论中难做决断。邓小平在会议上提及此事，以“放一放、看一看”给予明确指示，参会者心领神会，这实为放任发展的信号。

原以为傻子瓜子厂此后会一帆风顺，不料年广久因偷逃税款遭遇重大挫折。这始于“傻子瓜子”进军上海，因上海人爱嗑瓜子，“傻子瓜子”迅速走红，能与当地品牌比肩。

1982年春节前夕，上海“傻子瓜子”店前大排长龙，火爆如当今网红店。因上海人口众多，需求激增，工厂供货紧张，商店遂采取限购措施。

3月，农历新年已过，上海人嗑瓜子的习惯未减，“傻子瓜子”市场热销。年广久因巨利蒙蔽，冲动之下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决定。

他指示工厂购进10万斤芜湖产的“迎春瓜子”，并更换包装冒充自家“傻子瓜子”销往上海。顾客很快察觉异样，多人向投诉。

迅速组建调查小组，核查“傻子瓜子”的实际状况。结果不仅发现以劣充优，还查明年广久的工厂在生产销售中存在偷逃税款行为，金额达4.3万元。

该消息登上了《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两报均对此事件作出评价。随即，“傻子瓜子”品牌形象大跌，商店由昔日的长队不断变为如今的门庭冷落。

年广久真是幸运，1984年全国热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时，10月邓小平在会上提及他和“傻子瓜子”，并深意地说：“此事及其他，勿急解决，让它缓冲两年。影响大局否？让‘傻子’先跑一阵，无妨。”

邓小平这番话本意非为年广久及“傻子瓜子”辩解，而是着眼全国大局。不料此举间接帮助了他们。此后，年广久行事低调，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

1985年，“有奖销售”在国内盛行，年广久为顺应趋势，决定在公司实施此方式。但作为一位成熟的商人，他深知不能亏本，因此会谨慎行事。

他发行了150万张彩票，设10个奖项，头奖为一辆上海车，还有其他奖品，末奖是“再来一袋”。80年代，“有奖销售”初入国内，民众热情高涨，许多人梦想赢得头奖。

年广久鉴于民众心理，决定提升瓜子价格每斤10分钱，并推行全国“有奖销售”。此举大获成功，半月余售出瓜子700余万斤。正当他家中欢喜盘算收益时，不料厄运降临。

国务院颁布了新规，严格规范有奖销售，并暂停所有此类活动。“傻子瓜子”受到重创，众多客户与商户纷纷退货，导致年广久公司遭受了较大资金与货物损失。

再度入狱后，“傻子瓜子”品牌大厦轰然倒塌，昔日辉煌不再。

公司盈亏本属常态，此次损失若后续经营得当，尚可挽回。然而，年广久此番遭遇更大困境，且不似以往能侥幸避开，他遭人举报，涉嫌贪污与流氓罪。

1991年，经调查，年广久贪污罪名不成立，但确认犯有流氓罪，被判三年徒刑并缓刑。因狱中表现佳，且有人保释，他实际服刑两年后提前一年获释。

出狱后，他发现公司衰败且管理混乱，他与两子各管一摊。2000年，63岁的年广久深感疲惫，决定退休，将公司和全部股权转让给两个儿子。

年广久本以为能享清福，却意识到利益能让人迷失，包括亲人。两子因利益长期不和，大儿子掌权后欲垄断，禁弟弟用“傻子瓜子”商标，还诬称弟弟售假。

两兄弟因互不服气，将纠纷诉至法院，官司旷日持久。受此内耗影响，公司日渐衰败，最终，“傻子瓜子”这一商业帝国轰然倒塌。

年广久心痛于两个儿子将辛苦创建的基业破坏殆尽，决定亲自复出，在芜湖开了家小傻子瓜子店，以此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增添些忙碌与寄托。

年广久的想法和做法却遭到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在法庭上解决。同时，店铺商标也无法注册。万般无奈之下，年广久只得更换招牌，另开了一家名为“广九炒货店”的店铺。

2006年11月，年家遭遇不幸，年广久的大儿子因煤气中毒离世。随后，年广久收回了儿子手中的商标权，并将店铺名称从“广九炒货店”恢复为“傻子瓜子店”。

这家“傻子瓜子店”实则是一家小型炒货店，主营瓜子，也兼售其他干果、蜜饯等小零食。年广久亲自打理小店，接待顾客，并时常慷慨地多赠顾客些瓜子。

一切看似重归往昔，但年广久深知，过往已不可复返，一切都已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