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太平天国失败始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然而“天京事变”仅仅是个伤口，给这个伤口补刀撒盐，加速太平天国败亡的却是1857年发生的“石达开出离京走”！太平军1857年短暂的军事胜利，没能掩盖住其内部政治斗争问题，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就是洪秀全和石达开二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此时的太平天国，在政治领导上始终不能重新树立起一个领导核心，酝酿了半年，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引发了领导集团的又一次分裂。

对于这次分裂，无论是石达开还是洪秀全，二人都有责任。首先是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里一流的战将，他享有超高的人气，然而石达开在政治上时而幼稚时而狡诈。此时的他，应该和洪秀全直接面谈一次，推心置腹表白忠心，以取得洪秀全的信任，至少降低怀疑度，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石达开还有些意气用事，缺乏作为一名政治领导者应有的气度和头脑，多次见死不救。其次是洪秀全，他对石达开并不信任，让他出面理政不过是迫于形势压力而已。在《李秀成自述》中有过一句很直白的描述

“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

天京事变给洪秀全的印象太深了了，洪秀全害怕石达开会成为第二个杨秀清或者韦昌辉，所以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哥哥犹如蠢猪一般干嘛嘛不灵，吃嘛嘛没够，也得加以封王给他们“使主军政”；而对石达开则“终疑之，不授予兵事，留城不使出”，逐渐剥夺了他的兵权。

洪秀全既然将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洪氏家族，而他们又不能和石达开合作，不但不合作，反而结怨，甚至阴图戕害。眼看天京事变的悲剧就要再一次上演，被逼迫、被压制、怕遭到和杨秀清、韦昌辉同样下场的石达开最终一不做二不休于1857年的5月底逃离了天京城。

在去往安庆的途中，石达开到处张贴自己出京远征的布告，在这篇布告里，石达开尽管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天王洪秀全疑忌的不满，并非针对太平天国，但从他后来的做法来看，很难让人信服，这对广大不明真相的太平天国中下层指战员来说是很容易产生误导和怀疑的。当1857年6月16日石达开抵达安庆，在彭泽一带驻军时，陈玉成正率部在湖北的黄梅一带与清军鏖战，如果陈玉成打赢了，太平军就能再入湖北，威胁武昌，进而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石达开不会不知道这场战斗的重要性，此时的他没有了洪秀全那两个白痴哥哥的掣肘和碍事，如果他能以大局为重，亲自督师前去增援，那么战局一定会向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然而他没有，结果陈玉成战败，于10月2日退入安徽境内。而石达开自己则于10月5日自安庆启程经建德入江西，就此开始了远征序幕，并一去不回头！

石达开在1857年10月后的行踪，与其说“远征”不如叫“流窜”更贴切，脱离了太平天国的他，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那些根本无法和之前相比，在太平天国内，翼王威望很高，然而“远征”之后，虽然翼王还是那个翼王，但是手下的弟兄们已不再是当初的弟兄了。

进入江西不久，石达开便率部沿着鄱阳湖东岸及赣江南下，过景德镇、乐平、万年、进贤、丰城、新淦等地，攻吉水不克，于是转而向东。1858年春，杨辅清首先离开了他回到洪秀全这边。2月26日，石达开率部进抵上饶，3月20日过玉山入浙江，4月15日占领江山，攻打衢州，旋克常山、开化、遂昌、处州、云和、龙泉等地，之后又于8月18日入福建浦城、崇安，复沿闽西山地南下，克建阳、邵武，分军入江西新城及闽南汀州，于10月18日西上占领江西瑞金、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到了1859年1月3日，石达开占领了江西南安（今大庾），并在这里过春节，节后又分兵两路攻打湖南，三月占领郴州、桂阳州、嘉禾，四月北攻祁阳，5月24日进围宝庆，打算从这里进四川，然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此地坚守阻击，石达开部“围攻宝庆府城两月有余额，不得入手”，于是在8月底取道东安、新宁回广西，打桂林又不下，乃弃之向西南进军，于1859年10月15日克庆远府，11月23日克宾州，石达开遂将庆远府改为“龙兴”，想以此一帆风顺，当然这也暴露了石达开的野心。

在庆远府石达开一直住到1860年6月8日才离开，前后住了8个月之久。在这段期间，石达开更改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将领的不满，从当初相信“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转而变成了怀疑，众人开始“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终于，在1860年3月，后旗宰辅余忠扶麾下的兵士起来闹事，杀掉统领，然后自行回天京去了，这一举动犹如一颗火星，瞬间就在石达开的队伍里引燃了，紧接着武卫军发生了未遂事件，之后，右一旗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精忠柱国朱衣点等“恳请翼王到南宁、贵县系翼王生长之处，召集多兵，劝翼王石返回天京，共匡王室”，然而石达开不为所动，不得已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七人带领大部分太平军返回天京去了，石达开也并未阻拦。

剩下的太平军跟着石达开一起打下了南宁，然而此时的他手里没有多少兵将了，曾经对他恋恋不舍的二十万大军，大多离他而去，堂堂太平天国翼王殿下居然混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他一度想在附近隐居，然而这终究只是幻想，就算石达开真的隐居，手下的弟兄同意，不再要求他回天京了，清政府也不会放过他，乡绅民团也不会放过他，蒙昧的百姓也不会放过他，毕竟抓到他，能得到一大笔赏金。

不得已，石达开 “复聚集数万人出广西”，于1861年10月26日进攻湖南绥宁，沿着会同、泸溪、龙山等地于1862年1月31日进入湖北来凤，一路上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很快石达开又拥有了二十万的大军。6月12日“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贵州遵义、云南昭通”。1863年春，石达开分兵三路进攻四川：第一路，由深知调度的部将李复猷统领三万大军由贵州进入四川，第二路，由前队宰辅赖裕新率军万余人绕入宁远府，第三路，由石达开本人统领，从昭通米粮坝抢渡金沙江，于5月12日进入四川宁远府。

石达开想的挺好，三路大军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然而他哪里知道，赖裕新已于3月23日在越隽中州坝战死，李复猷又自贵州、云南折回，三路大军只剩下他石达开一路。此时的他带着部队从宁远西边的小路北上，一心想抢渡大渡河，5月14日，太平军达到安顺场，被大渡河所阻，欲渡松林河北上，又为土千户王应元所碍，进退无路，辎重尽失，如果这时候石达开能改道走泸定桥，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然而陷入绝境的石达开已没有了斗志，在《致骆秉章书》中，他幻想着清政府能够

“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饬以安全。”

6月13日，石达开带着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以及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到洗马姑清军驻地投降，当天晚上清军

“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余党三千余人，以火箭为号，同时围杀净尽”

石达开本人也在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杀。他希望以自己出来投降而保全手下将士的想法，落空了。

堂堂太平天国翼王殿下，竟以这样的形式告别历史舞台，着实令人惋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他离开天京远征之前，他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流军事家，但是当他开始远征并脱离太平天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开始轻视他，手下的将领离心离德，普通的太平军战士对未来充满迷茫，即使石达开后来又召到不少兵马，但终究缺乏久经锻炼的骨干，行军作战更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必然的。

石达开远征后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危机，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首先，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领导的核心。尽管石达开的综合能力不如杨秀清，尽管石达开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觉悟不如杨秀清，但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石达开是金田首义里除了天王之外硕果仅存的一位，陈玉成虽然战功卓著，但是陈玉成刚刚由“冬官正丞相”升为“成天豫”，在官职和爵位上都无法与石达开相比拟，要提拔他领导全军，不仅违背太平天国的选拔制度，而且还会造成许多原本职位相当的将领们不服。洪仁发、洪仁达除了是洪秀全的宗族兄弟外，其他一无是处，李秀成在其《自述》中称这两位为：

“又无才情，又无算计，朝中之人甚不欢悦”

算来算去，也只有石达开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只有依靠翼王还存在的较高威望重新形成新凝聚力。但是这一切都随着他的离去而成为泡影，天王府的朝堂上人虽然不少，但是能运筹帷幄的，没了。

其次，太平军主力部队锐减。石达开不仅带走了翼殿精锐，而且还以“必不相亏”、“亲奉密诏转回粤西”等言语忽悠走了相当一批能打的主力部队，这一走不要紧，许多名城重镇顿时感觉兵力不足，例如李秀成在皖北守卫桐城的时候，手下只有六七千的老弱残兵，就曾大发牢骚“是老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当天京在1858年重新被江南大营围困时，李秀成再一次抱怨当时的窘境“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

为什么说这些危机是无法弥补的？军事方面，陈玉成在浦口、三河等战役中表现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并于1859年晋封王爵，初步树立了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政治上，天王族弟洪仁玕到天京之后，新的核心才逐渐形成。不过这些都是石达开离开2年后的事情了，并且也只是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分别建立了领导，而像杨秀清那样，作为太平天国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始终没能在确立起来。

主力部队被石达开带走后，太平天国不得不吸收新的群众到队伍中来，这一吸收不要紧，相当数量的地主、投机分子混进其中，同时太平天国还招降纳叛，太平军的军纪不仅遭到破坏，而且战斗力直线下降，加深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由于他的离去，太平天国原有的伤口现在开始红肿发脓，乃至溃烂，并一步步走向无法医治的地步。

“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悮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