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曾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北京拜访毛主席。在采访中，斯诺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

“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毛主席的回答是：“1935年长征路上的时候，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是内战。”

要知道，从投身革命开始，毛主席这一生经历了无数大风浪，很多次危险甚至都直接威胁到了他的性命，他都没有把那些事件太当回事。可想而知，1935年的红一、红四方面军草地分兵事件，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带来了多大的震撼。

简单点说，这次事件是我党内部的一次路线分歧。在国民党敌军来势汹汹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可能改变数万红军战士的命运。

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四位手握兵权的红四方面军将领，他们做出的错误选择，险些让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

那么，这四位将领是出于何种原因所作的错误决定，而他们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呢？

张国焘野心勃勃，红军“南征”“北战”分歧严重

这四位将领分别是：罗炳辉，何长工，李卓然，邵式平。在此次分兵过程中，他们都险些犯下了重大错误。不过好在这四位爱国将领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迷途知返，亡羊补牢。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回归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要了解这四位将领的故事，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红军当年草地分兵的背景。

当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之后，红军队伍面临的并不是会师的喜悦，而是分裂的危险。

简言之，会师后的红军高层，分成了“南征”和“北战”两派。“北战”派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目的是北上建立敌后根据地，以创建全国统一抗日战线；“南征”派则是以张国焘为代表，他主张南下的理由也很简单：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国民党的控制范围，而川南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更便于自身发展。

然而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要“攘外必先安内”，非要将我党除之而后快。中央定下北上的方针，明显是把全国的抗战前景放在第一位，张国焘不顾抗战大局要南下，恐怕是有自己想要“另立山头”当土皇帝的小心思。

当时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他也是当时党内职位最高的人。中央红军由于长途奔波加上持续征战，抵达四川时人数只有一万多；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红四军，实际数量已达八万。在相对悬殊的兵力对比面前，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高层，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理念分歧。

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想要南下继续开辟云贵川地区。他兵多将广有恃无恐，中央对他极尽忍耐，还让他当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分左右路军时把朱德安排给他当总指挥(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右路军)，这才让他勉强同意将红四军集中。

但没多久，张国焘就又变卦，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说三道四，并要求给红四军的多名干部提职，不达目的不进军。

然而，缓过神来的国民党军调集130余团奔向鄂湘川黔苏区，又一次“围剿”近在眼前。兵贵神速，党中央已经不能再犹豫，如徐向前元帅所说的“保命第一”，此时南下的后路已断，我军必须要下定北上的决心。

在经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拉锯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彻底决裂。他的左路军迟迟不肯进军，此时我军的内部有被撕裂的风险。毛主席在经过多方沟通与慎重考虑之后，于1935年9月9日做出了单独北上的决定。

事后看来，这是毛主席不得已而为之。局势恶化到几乎不可控制，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只能用这样的方式避免内部冲突。

红四军原本被编入右路军的将士们发现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感觉有点懵，甚至还有过追击的打算。是红四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不想让自己人出现内部火并，“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至此，红军两大主力就此分兵而行。由于事发突然，且左右路军的不少将领都因为混编进入了自己并不熟悉的部队，又不清楚中央的决策，所以处境极为尴尬。

就连最高层也是如此。此时作为右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仍然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同样不知道局势会怎样发展。在1935年10月，四川阿坝卓木碉进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国焘逼迫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划清界限，朱老总严词拒绝：“朱毛朱毛，我怎么会反对他？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由于此时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且他的党内资历更老，所以他自认为能够代表“中央”，发号施令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此时红军已经分兵，张国焘让人称他为“主席”，几乎已经把中央军委的所有职能都加在了自己身上，让不少人觉得他才是那个真正的“中央”。

有些不明真相的军官，迫于张国焘的淫威，或者是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在卓木碉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我们前文提到的四位红军将领，终于要出场了。

因不明真相而被张国焘利用，他们的表态令人吃惊

罗、何、李、邵四位将领都是原本在中央红军方面的军官。他们会突然倒向张国焘，让朱德也非常意外。

卓木碉会议前后，朱老总一直在用事实劝诫各位将领“南下没有出路”，对于张国焘重提南下予以严词拒绝。但他作为总司令，不能不听张国焘这个“总政委”的意见。而且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回归与张国焘汇合，张的气焰就更加嚣张。

卓木碉会议可以说是张国焘要彻底“抢班夺权”的一个标志。此时的他实力雄厚，又要手下的将领一一表态，目的就是承认他作为“中央”的合法性，以自己另立山头。

不过我党的组织纪律性向来严明。在这种明显会造成分裂的情况下，大家都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但又都不愿意做出头鸟去率先表态。

于是张国焘用了十分阴险的一招，他让原属于红一军的部分将领表态，给大家做表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四位将领的“站错队”，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们作为原属于中央红军的将领，一方面对于张国焘的命令不好违抗；另一方面又想要在这个环境里得到更多认可，进而保持红四军集体的内部团结。

原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就这样成为了张国焘的头两只“出头鸟”。他们在会议上选择支持张国焘的决定，让人目瞪口呆。

首先说罗炳辉，他是云南人，18岁就加入了滇军，作战勇猛枪法神准，参加过讨袁战争与北伐战争。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编入了红军，凭借其出色的指挥作战能力，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属于资历老且能力强的“老革命”，也被毛主席称为“在滇军中是真正革命的”。

长征路上，红九军团一直以来肩负的任务都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自己殿后，由于要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堵，所以红九军团的损失巨大。看着自己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罗炳辉的心在滴血，长期下来他的心里是有怨言的。此次卓木碉会议，由于对自己部队的保护，罗炳辉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也正好被张国焘所利用。

当然，张国焘后来野心膨胀，公然反抗党中央的决定，让不少当初支持他的将领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这其中就包括罗炳辉，1936年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罗炳辉率部来到了延安，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请求处罚自己。毛主席并没有计较，还评价他正派耿直，知错能改是榜样——毛主席清楚，罗炳辉为红军、为革命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一时糊涂无法掩盖他的铮铮铁骨。

这次事件并没有过多影响罗炳辉的革命生涯。一年后抗战爆发，罗炳辉率部前往华中抗日前线，历任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第五支队司令、新四军副军长，随陈毅、叶挺将军在华中地区与日军作战，立下过赫赫战功。

然而，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罗炳辉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严重的高血压让他时常陷入昏迷。抗战结束后不久，结束了前线工作的罗炳辉，被中央安排前往苏联养病。一年后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强烈要求回国重返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1946年6月，罗炳辉指挥新四军全歼敌人盘踞在山东枣庄的国军，解放了枣庄这座军事重镇。但他的生命也终结在了这里，6月21日，罗炳辉因脑溢血去世，终年49岁。

何长工是罗炳辉的搭档，红九军团的政委，与罗炳辉有着极为相似的心路历程，也因为同样的经历被张国焘所利用。

何长工1900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参加革命比老搭档罗炳辉更早：1919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于当年随众多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投身革命——跟周恩来等人的经历几乎一致。

作为湖南老乡，何长工与毛主席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这个“长工”的名字就是毛主席给改的——他原名何坤，1927年被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的他被迫改名避难，毛主席给他取了这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名字，他本人也十分喜欢，自此沿用了一辈子。

后来，他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在红军大学担任政治工作，也是红军队伍中军政两把抓的能手。主要从事政治工作的他，曾在1929年的井冈山保卫战中英勇作战，导致右腿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毛主席得知何长工受伤的消息时，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他是个人民的‘长工’啊！”

所以，当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给张国焘说话时，可想而知朱老总与其他原属中央红军将士的惊愕与失望程度。

与罗炳辉一样，回到延安的何长工主动向中央军委承认了错误，毛主席并没有过多责怪他，还安慰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时我党已经有了延安这个根据地，大后方的建设同样需要人才，为了适应抗战形式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原先的红军大学改建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抗大”。

考虑到何长工的身体状况不再适合上前线，毛主席推荐他先进入抗大一期学习，几年后又提拔成绩出色且能力超群的何长工担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何长工不负众望，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还在抗大的第一行军大队中担任负责人，保卫延安大后方的安全。

四位将领中第三位犯错误的是李卓然。

他同样来自湖南，而且他的家乡湘乡(今属湖南省湘潭市)距离毛主席家乡湘潭更近。他的个人经历与何长工几乎一致：五四运动，赴法学习，在欧洲加入少年共产党(共青团前身)再转为正式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以及遵义会议，在中央红军同样立下过赫赫战功。

遵义会议上，文化水平与政治素养极高的李卓然，摆事实讲道理，用大量事实批判了王明等人“左”倾错误的危害，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的中央正确发展路线，也让毛主席对这个带着浓重湘乡口音讲话的青年将领刮目相看。

1935年10月的卓木碉会议时，李卓然的职位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个职位是他跟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商议后赴任的。周副主席和中央的意图，是让李卓然在红四军做好政治工作，并协调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但一个月前红军分兵之时，李卓然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提前得到消息，对于内部分歧的理解也不够深刻，更没有看出张国焘的分裂野心。

他只知道服从党中央的安排，而此时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先行北上，这让刚来红四军赴任的李卓然十分难做。

所以在卓木碉会议上，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李卓然，态度只能是服从职位更高的张国焘。不过，虽然他的表态让张国焘很满意，但实际上他一直支持中央北上建立根据地、积极抗日的主张。在看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后，他协助朱老总同分裂行为做了坚决斗争，为后来红四军重新北上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也成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功臣之一。

回到延安后，李卓然又被委以重任，其所在的河西部队被改编成西路军，李卓然本人担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总指挥李先念与西北地区的敌军周旋。西路军在掩护中央主力的过程中，与国民党西北军阀浴血奋战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在转移过程中李卓然同样身负重伤，翻越祁连山时双脚冻烂，九死一生才得以回到延安与中央会和。

回到延安后，李卓然因身体原因告别了前线，主要从事后防的政治宣传工作，为我军战士们提振士气起到巨大作用，更为我党争取到了更多国际上的支持。建国后的李卓然曾担任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位，一直到90岁时去世之前，始终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做着贡献。

两次犯下错误，“用一生去还债”

最后一位将领是邵式平，他的经历更为传奇。

他来自革命老区江西弋阳，与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是同乡。二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故私交甚笃。弋横暴动就是他们发动的，为建立闽浙赣苏区打下坚实基础，并于1930年成立红十军，成为赣东北的一支强大革命力量。加入中央红军后，邵式平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当时赣东北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民歌，名叫《打倒土豪为人民》，歌词是这样唱的：“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可见邵式平的重要性，以及其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

1935年四川懋功会师后，邵式平所部被编入红四军，受张国焘直接领导。作为中央军委委员，邵式平是很清楚内部“南征”“北战”分歧的，他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直在为了立场而苦恼。

然而，邵式平在当年8月的阿坝会议上，以及10月的卓木碉会议上，两次发言都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理由也很简单，此时他属于张国焘所部，不支持领导的行为，很难让自己在红四军中站稳脚跟，这种思想也让邵式平险些铸成大错。

在卓木碉会议上，正是因为2个月前邵式平等将领对自己的支持，张国焘了解到军委内部有人支持他的南下路线，才敢于要站出来公然搞分裂的。

在看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后，邵式平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件事而后悔。根据《邵式平遗墨》这本书的记载，邵式平本人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表示：“我走了一段弯路，铸成了终身的遗憾。”

他后来曾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多次承认错误，但毛主席并未计较，还对他表示理解。回到延安后，邵式平与何长工、李卓然一样进入抗大深造，后又经聂荣臻亲自向中央点将，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边区粮食局局长、工商局局长等职务，做好了敌后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

建国前的1949年6月，江西全境解放，毛主席亲自点名邵式平担任江西省第一任政府主席。当年9月，邵式平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后的邵式平在家乡江西一干就是十六年，直到1965年65岁时因病去世。在省主席任内，邵式平创建了著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其半工半读的做法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培养了大批农业方面的人才。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这几位将领当时作为张国焘的部下，不得不服从命令听指挥，从程序上也没有问题。

如果说他们错在哪，那就是当时没有看出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对于内部潜在的危险没有充分的认识——个人野心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张国焘，在1937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并于转年趁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了国民党，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叛徒，被我党开除党籍。更过分的是，他还因为曾是我党的高级领导人，被军统拉拢从事过反共特务活动，谋害了很多我党人士。

张国焘的行为，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国民党败退前不久，他逃离了中国大陆，后来辗转香港等地，直到1979年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

而反观那四位曾经支持他的我军将领，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重走正路发愤图强，把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

罗炳辉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以及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何长工1987年去世时，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与军事教育家”，还被时任国防大学校长评价为“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

李卓然的西路军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壮烈的一笔，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说的：“他的名字将和西路军这段悲壮而光辉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两千里河西走廊和广袤的新疆大地上，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邵式平在临终的病榻前留下了“俯仰不愧天与地，此出阳关任褒贬”的诗句，其超前的办校主张与个人清廉的家风都传为了美谈，更是在江西民间留下了“邵大哥”“教育省长”的美名。

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犯错误之后如何改正，该走什么样的路，才真正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与真心。

正如毛主席《念奴娇·昆仑》所言，“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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