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一处考古遗址的每次“上新”都能引发全国关注和讨论的话，那么三星堆遗址必然是其中之一。

三星堆是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一处遗址，因其所反映的独特文化内涵不同于周边其它考古学文化，故又被单独称之为三星堆文化。

早在1986年，三星堆就发现了埋葬有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以及象牙的1号坑和2号坑，当时初步判断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遗存，被笼统地归类为古蜀文明。

但随着更多考古遗迹的发现，所谓的“古蜀文化”称呼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三星堆文化被证实并不是蜀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是宝墩文化，而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则是十二桥文化。通过对陶器群的分析，得知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变是一种突变。

同样，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转变也是一场巨变。宝墩文化的部分日用陶器被三星堆文化所继承，但其它陶器特别是玉器、青铜器却带有浓郁的二里头（晚夏）和二里岗（早商）以及殷墟（晚商）文化的特色。

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带有二里头二期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典型器物，陶盉在中原地区有着从粗简到精细的完整演变脉络，但在成都平原却是突然出现的，没有源头。

所以，陶盉的出现，在佐证了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划定了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即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

如果考虑到日用陶器的传播存在一个滞后性，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还要进一步压缩到公元前1600年以后，也就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末商初。

所以，考古界对三星堆文化的定义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时期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前已述及，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出现在了三星堆，这表明，这个“外来青铜文化因素”指的正是夏朝。要知道，在夏朝灭亡之后，殷商族群对牙璋采取的是摒弃和改造的态度，原本的祭祀必备礼器牙璋被当作普通器物使用。

但在三星堆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夏文化的祭祀礼器牙璋不仅在三星堆中大量出土，而且三星堆人还用更为贵重的铜和金箔铸造出了全新材质的牙璋，并继续作为祭祀重器使用。在金匮乏的四川盆地，三星堆人可谓是使用了所能收集到的最贵重的材质。

显然，从代表上层文化圈的诸多器物的用途来看，夏文化无疑是三星堆文明的主导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员杜金鹏曾推测“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看一个“诡异”的巧合。

2019年至今，在原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之间，又发现了6个埋葬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得出：4号坑埋藏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

2023年6月9日，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进一步精确了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末周初。

这一结论也印证了1997年对1号坑和2号坑的考古结论：无论是玉石器还是青铜器，都没有发现晚于殷墟时期的、有西周特征的器物。

此外，三星堆8个埋葬坑之间埋葬时间接近，特别是几天前考古人员再次成功跨坑拼对了两件大型青铜器，证明了祭祀区域的几座祭祀坑的形成年代时期相近，或者说是同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星堆人埋葬祭祀器物的时间节点，刚好对应的是商朝灭亡。

这意味着什么呢？

由于三星堆的几个埋葬坑出土了大量中原地区罕见的青铜器和金器，故而导致公众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了埋葬坑上。

而事实上，三星堆不仅有埋葬坑，还发现了古城遗址，其修筑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则相当于商末周初。如果说前者是三星堆人的“藏宝地”，那么后者才是三星堆人的真正聚居区。

不过，相比于8个埋葬坑中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金器玉器，三星堆古城却寒酸的多，连青铜器都极少发现，这说明三星堆人在商亡周兴这个时间节点上，将几乎全部的国家财富全部砸毁并埋藏在了地下，表现出了与商朝“同归于尽”的节奏。

此后，三星堆人分化为两支，一支迁徙到了40公里外的金沙，另一支则突然出现在西周的核心统治区宝鸡，被史书称之为（弓魚）国。

那么三星堆的重大变故与商朝灭亡之间，究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其中存在某种关联呢？

殷墟甲骨文中，屡屡出现“伐蜀”、“至蜀”等字样，表明商朝时曾频繁与蜀发生战争。到武王伐纣时，“蜀”又出现在视野当中，不过，这次的蜀是作为盟国参加了讨伐商朝的“八国”联军。

虽然甲骨文中关于“蜀”字有20多种写法，但共通的地方都带有“目”字，描绘的恰恰是三星堆独具特色的青铜纵目面具形象。而与中原夏商周产生关联的诸多其它文明当中，也只有三星堆以极具夸张的纵目形象来塑造人形青铜器，显然，甲骨文中“蜀”说的正是三星堆人。

那么三星堆人究竟是什么人，难道真是夏朝后裔跟着周人复仇，推翻商朝吗？我们先来看几位网友的神级评论：

网友1：古蜀王蚕丛和鱼凫，一个带“虫”，一个带“鱼”，而夏禹和他父亲鲧也刚好有虫有鱼，难道纯粹是巧合吗？

网友2：蜀与禹这两个字，字型相似，表意相近，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蜀或得名于禹，禹亦可能得名于蜀。很可能三星堆曾经是夏朝的宗庙所在地。

网友3：三星堆绝对不是所谓的局部文明，而是多源合一的，西来文明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于三星堆的解释无外乎两种：或者把其归为古蜀文明，或者说其是受中原文明影响的地方变种。

但考古发现却显示，三星堆文明的构成件，至少有两个。

第一，上文已述，三星堆中呈现出浓郁的二里头二期文化特色，其中对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祭祀和信仰层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贸易所能带来的影响，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有夏遗民进入了成都平原，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土著居民（宝墩文化创造者）融合。

但与此同时，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在中原、西北或长江流域都没有发现过。其中造型抽象、突出眼部特征刻画的手法与伊朗、伊拉克等国出土的铜像相似。而在塑像上覆盖黄金面具、金箔的做法，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神殿。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曾说过：“金杖雕像这一特殊器物群，是文化传播和文化采借的成果，其文化渊源正与西亚近东文明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

第二，在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都只有宗庙而没有发现专门祭祀自然神的神庙，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却显示，三星堆同时存在着宗庙和神庙，既祭祀祖先，也祭祀自然神，可以说是王权和神权并存。

其中，1号坑出土文物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像是来自宗庙内的陈列物，而2号坑则主要出土了青铜神树、太阳轮等，像是神庙内的陈列物，用以祭祀太阳神。

第三，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像发型明显分成两个群体，辫发和笄发。其中：辫发者占大多数，但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中，却全都是笄发。表明，辫发者掌握着世俗权，而笄发者掌握着神权。

第四，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三星堆与商朝“同归于尽”之后，三星堆人也分裂为两支，一支迁徙至金沙，这里同样出土了与三星堆相同的神人面像、金面具、太阳神鸟等物，但奇怪的是并未发现城圈和大墓，也没有发现城壕类防御设施，暗示这里更像是一个守护宗庙的聚落区，而不是一处世俗权力所在的王都。

另一支迁徙至宝鸡的（弓魚）国国君墓出土的“鸭首”形铜旄与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的饰“鱼凫”纹金杖上都有“鱼”和“弓箭”的图腾，显示二者为同一族属。

但（弓魚）国却没有类似金沙遗址一样的神人面像、金面具等出土物，反而是发现了大量作战用的三角援青铜戈，显示这里是一处由世俗权力掌控的诸侯国王都所在地。

以上种种证据表明，在商亡周兴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原本“二权分立”的三星堆，出现了撕裂。不过，有几个现象却值得一提：

三星堆遗址并未发现战争、动乱迹象，已知的墓葬中也未发现实用兵器，表明这种“撕裂”并没有外来因素的作用力，而是三星堆人内部出现了分歧；

三星堆埋葬坑原本是三星堆人统一掩埋三星堆神庙的毁弃设施的遗存。做法是，先用红烧土夯垫一层，平整出一个场地，然后再向下挖坑，按照器物种类分别一层一层放置在坑中。

由于略晚于三星堆的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神人面像、金面具等物，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合理的解释：在周灭商的时代抉择中，人数居多的辫发三星堆人坚持北上参加伐纣联盟，并且砸毁了自己信奉了几百年的神庙。

正如专家和网友所认为的那样，考古发现的三星堆中的诸多夏文化因素，表明这批人当中有着数量庞大的夏遗民，或者愿意跟随夏后裔北上的蜀地土著，他们助力武王伐纣，获得了西周的绝对信任，故而将他们的封地封在了周天子脚下。而周人也用这批北上蜀人的图腾来称呼他们为（弓魚）国。

而人数居少的笄发群体，则不得不将被砸毁的神庙器物一一掩埋，而后拿着尚存的器物迁徙金沙。两河流域对金面具的情有独钟和三星堆异于中原的金面罩，二者的近似，也佐证了网友的猜想：“西来文明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当然，三星堆出现西来文明因素并不奇怪，汉文帝母亲薄太后曾长期生活在与草原毗邻的代国，她死后墓葬中同样随葬有西域风格的马戴金面具。

川蜀之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同样位于“蜀身毒道”与域外文明交流的通道之上，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和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出现在中亚和印度各国的蜀布，正是这一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