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褪色的红毛衣坐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三妹的化验单。护士喊了三次“何家丽家属”，她才恍惚着站起来，膝盖上的毛线球滚进角落——那是给四妹未织完的围巾。

这是何家文婚后第七次陪妹妹看病。

1993年的淮南老城区，何家文的婚礼像一场荒诞剧。二妹的喜宴上，五妹偷喝了父亲的散装白酒，六妹打翻了整盘红烧肉，母亲攥着她的手突然落泪：“你走了，家里可怎么办？”宾客散尽时，她默默把288块礼金塞进母亲围裙，却把丈夫送的上海牌手表留在了梳妆台上。

所有人都说她像块温吞的老棉袄。大姐风风火火闯深圳，三妹娇滴滴考进电视台，唯有她守着裁缝铺，针脚细密地缝补着全家人的破洞。当丈夫第一次发现她偷偷给四妹寄学费时，她正蹲在煤炉前熬中药，升腾的雾气里飘出一句：“她们还小。”

最刺痛人的是那个暴雨夜。五妹挺着肚子拍门，说男友卷走了堕胎费。何家文翻出存折的瞬间，丈夫把搪瓷缸砸在水泥地上，迸裂的瓷片划破她脚踝。她蹲下身捡碎片，血珠滴在“龙凤呈祥”的图案上，嘴里念叨着：“下月发了工资就补上……”

裁缝铺的朱老板看得最清楚。有次家文在缝纫机前晕倒，他看见那件未完工的西装内衬里，密密麻麻缝着“小妹学费”“妈降压药”“三姐礼金”。当朱老板劝她别太拼命时，她只是把顶针往无名指里又推了推：“我是二姐啊。”

这句话成了她的咒语。

三妹主持的选秀节目爆红那晚，全家围着新买的彩电欢呼。何家文在厨房煮醒酒汤，听见丈夫醉醺醺地笑：“你们何家就属二姐最没出息！”砂锅盖在她手背烫出水泡，而客厅传来六妹的尖叫：“二姐！我的演出服开线了！”

她死的那天特别安静。没有妹妹们的哭闹，没有缝纫机的哒哒声，只有诊断书上“胃癌晚期”四个字像生锈的剪刀。灵堂里，五妹突然尖叫：“二姐还欠我两千块开店钱！”母亲一巴掌甩过去，香灰簌簌落在遗照上，盖住了她永远微微弓着的肩。

葬礼后第三天，丈夫在裁缝铺阁楼发现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借条，最早一张是1987年为三妹买舞蹈鞋写的。最底下压着泛黄的结婚证，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等小妹毕业就离婚。”

如今淮南老城的拆迁废墟里，还埋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生锈的踏板上凝着暗红血渍，像极了婚礼那夜没绣完的并蒂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