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老李的信息，说他儿子明天要来面试。我坐在办公室里，透过窗户望着楼下工地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扬起的灰尘把整个县城的天空都染成了土黄色。

桌上的保温杯盖子没拧紧，渗出的水在桌面上画出一个潮湿的圆圈。这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雨天，泥水顺着担架流了一地，医院的走廊上全是急促的脚步声。

那时我才十六岁，在砖厂打工。老李是工头，人高马大，说话嗓门特别大，整个砖厂都能听见。我们都管他叫”大嗓门”。他总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装，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铅笔，要是哪个工人的工时记错了，随时都能改。

那天下着大雨，砖窑顶上的瓦片被风掀翻了几块。老板让我上去修，我踩着梯子爬上去，雨水打在脸上，睁不开眼。就在我伸手去扶瓦片的时候，脚下一滑。我现在还记得那种失重的感觉，还有耳边呼啸的风声。

“小心！”老李的吼声比雷还响。我感觉有人推了我一把，然后重重地摔在了一堆软泥里。等我爬起来，就看见老李躺在砖堆旁边，右腿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医生说，骨头碎得太厉害，即使接好了也会留下终身残疾。我在手术室外面哭得喘不上气，老李的媳妇抱着刚满月的儿子，一声不吭地在长椅上坐了一整夜。

那时候没有工伤保险，老板给了两万块就算了事。我的父母凑了五千块给老李，他愣是不要。“你还小，要上学。”他躺在病床上，声音还是那么大，“这钱留着交学费。”

后来我真的重新回到了学校，考上了职校，学了机械制造。毕业以后，我在东莞的工厂里干了十年，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再后来，县里搞开发区，我回来开了个五金加工厂。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老李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前几天老李给我发信息，说他儿子在省城找工作不顺利，问我这边收不收技术员。他说这话时特别不好意思，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一点都不像以前那个”大嗓门”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发了好久的呆。那天下午，我特意去了趟老李家。他家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屋前种着几棵桃树，树下晾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工装裤。

老李的腿还是有点跛，但干起活来还是麻利。院子里堆着一些废旧家电，他在家学会了修理这些东西。“也能贴补点家用。”他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递给我一根烟。我注意到他手指上的伤疤——那是修理电器时留下的。

他儿子的照片就挂在堂屋正中间，穿着学士服，笑得阳光灿烂。老李说起儿子，眼睛都亮了：“这孩子从小就爱鼓捣机器，大学学的就是机械自动化，可惜现在工作不好找…”

“让他明天来吧。”我打断了老李的话，“技术部正缺人。”

老李愣了一下，然后使劲摆手：“不是，我就是问问，你可不能因为我…”

我站起来，看着院子里那些被修好的家电。每一个螺丝，每一道焊接的痕迹，都是老李这些年含着血泪养大儿子的见证。

“项目部要上马一条新生产线，”我说，“正需要懂自动化的人才。你放心，我们都是凭本事说话。”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这个老院子。夕阳的光透过桃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老李站在树下，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只是不再挺拔如昔。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了年轻人发来的简历。照片上的他，眉眼间有几分老李年轻时的样子。我仿佛又听到了那声”小心”，看到了那个雨天里，为了救我而摔断腿的身影。

明天的面试，我一定得好好考考这孩子。毕竟，他爸爸当年也是用实力为我挣来了重返校园的机会。

保温杯的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浅浅的印记。楼下的工地安静下来，夕阳把整个县城的天空染成了金黄色。我站在窗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很想给老李发个信息。

想了想，我还是放下了手机。有些事，不说也罢。等明天面试结束后，我下班顺路去他家，买两斤桃子，再听他讲讲年轻时的故事。

三十年了，他的嗓门小了，腿脚慢了，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就像他当年护住我一样，现在换我来守护他们父子的未来。

日落西山，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我期待着明天的面试，期待着与命运重逢的时刻。这一次，我要用我的方式，还上那个雨天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