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解放军挥师南下之际，时任总司令的朱德，突然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入湘部队全部绕道醴陵，去探望一位农村老妇。

当长长的解放军队伍开进村口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翘首以盼，她逢人就问：“我儿子回来了吗？”

指战员们眼含热泪给老妇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异口同声大声答道：“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直到这时，老人家才知道，自己19年没见面的儿子，早在7年前就为国捐躯了。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

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

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在请人代写的祭文中，老人家字字含泪，句句泣血，她万分悲痛的同时，却又为儿子感到无上骄傲：

正因为有无数像他儿子一样的英雄先烈，不惜自身，捐躯赴难、血捍家园，才有如今的全民解放、国家独立！

从此，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伟大的名字——左权。

左权，号“叔仁”，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醴陵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列强环伺，清政府腐败不堪，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左权从一岁半开始，就接连失去了挚爱的父亲、哥哥和弟弟。

看着侥幸活下来的左权，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送儿子到私塾读书！

虽然为了筹措学费，母子俩经常饿肚子，但他们坚定地相信一件事：

只有读书才能将来不再挨饿，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左权非常珍惜，学习时也异常刻苦，当时的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将来如何让自己和母亲过上好日子。

直到1922年，17岁的左权考入了醴陵县立中学，他的思想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中学里，左权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因军阀混战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一年后，得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到醴陵招生，燃起熊熊报国之心的左权在知会过母亲后，毅然投笔从戎，从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1925年，左权在陈赓、周逸群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这年10月，作为优秀学员被保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班深造。

三年后，左权学成归国，受组织委派，要前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在出发之前，左权给家中老母寄了一封信：

“母亲，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育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家与国之间，左权毅然选择了后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才能越来越为人熟知，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1930年5月，左权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 ，就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为党和组织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这年12月，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左权又担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一职；

1931年2月，在第一次反“ 围剿 ” 胜利后 ， 左权调离红军新十二军 ，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

1933年12月，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

1937年，左权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成了搭档，这一年，朱德52岁，彭德怀40岁，左权年仅32岁。

短短七年时间，左权就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员，成为了我党我军的核心领导人物，如此快的升迁速度，放眼整个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左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毛主席曾评价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不管是笔杆子，还是枪杆子，不管是军事理论实力，还是作战指挥能力，左权都是军中的佼佼者。

首先，左权同时接受过我国和外国的正规军事教育，所以，他的军事理论根基非常深厚，在作战之余，他参与编写了《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多篇军事文章，有些还被列为了步兵学习的教材。

其次，左权参与指挥了攻打腊子口、直罗镇、百团大战等多场重要的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军事指挥风格。

比如，在百团大战受挫后，1941年11月，日军为了摧毁我军在华北的最大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派出了号称“钢铁大队”的井关36师团和419混成旅，共计5000余人，携带重武器浩浩荡荡开往了黄崖洞。

当时，黄崖洞附近我军只有不足2000人，如果与日军硬碰硬的话，不论是从人数还是从武器装备上，我军都处于劣势，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后，左权决定利用黄崖洞山崖林立、峡谷幽长的特殊地理形势，“以守为攻、以静制动”。

在左权从容不迫的指挥下，我军在山顶、山腰构筑了多处防御工事，以少敌多，硬是抗住了日军长达八天八夜的猛烈炮火攻击，并最后歼敌2300余人，以敌我伤亡6:1的战绩取得了胜利。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高兴，他总结说：“黄崖洞保卫战，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堪称我军‘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除了亲自指挥战斗之外，左权还参与创造了许多经典战术，像我们熟知的游击战，左权就是“创始人”之一。

第三，在发展生产方面，左权也是一把好手。

为了保护八路军总部的安全，1940年11月，左权与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相继将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地转入麻田、桐峪一带。

为了解决上万人的供给问题，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左权不仅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拦坝开渠，还设计出了一款水车，能将清漳河水引入农田，大大增加了可耕种的水田面积。

难怪，1942年作家白羽会在他的作品中评价说：

在掌控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个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他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刘伯承、邓小平也将左权评为“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朱、彭、左”的密切配合，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军想要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1942年5月，恼羞成怒的冈村宁次纠集了30000余重兵力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扫荡”。

鉴于以往使用大部队抓捕八路统率机关惨败的教训，这次日军第一军司令部专门制定了一个绝密暗杀计划，直到多年后，日军才在报纸上公布上这个“C号作战计划”的有关细节！

“C号作战计划”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选用200余名训练有素的日本特工，组成“益子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深入太行山山区，寻找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129师的位置，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重要八路军领导人！

为了掩盖身份，日军要求“益子挺进队”的成员本全部自带电台、信鸽干粮和行囊，不许在野外点火做饭、更不许住在当地村民家中。

尽管日军做得非常隐蔽，八路军总部机要电台还是捕捉到了异常电台信号 ，由于当时朱德已去了延安，在得知有一股日军朝总部围攻的时候，在和左权商量后，彭德怀当机立断让总部、政治部、党校、报社及后勤部的10000多名人员，于5月24日夜里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

由于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的物资过多，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非战斗人员，到了5月25日凌晨，转移部队只向东走了10多公里。

就在这个时候，“益子挺进队”发现了八路军总部及后勤部的位置，他们用密电通知了守在外围的日军，数万日军逐渐收缩包围圈，妄图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术聚歼八路军。

不一会功夫，3架日军轰炸机带着轰鸣声俯冲而来，山色壮美、林木葱茏的太行山山谷里顿时火光冲天、哀嚎声四起。

意识到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领导同志商议后决定：立即疏散部队，分头突围，其中，左权负责带领后勤部门突围。

左权对这个方案提出了异议，他提出应该让警卫连掩护彭德怀率先突围，他留下来给部队打掩护，彭德怀一口回绝了，谁都知道，这个时候谁留下，谁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左权不容质疑地对彭德怀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有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

不容彭德怀反驳，左权立即喊来警卫连长唐万成，命令道：“把老总扶上马，他要是不走，你就连人带马，推着他走！”

形势紧急，彭德怀见左权态度坚决，只得扬起马鞭，向敌人的包围圈冲过去。

送彭老总离开后，左权又继续投入到组织其他人突围的战斗当中去了。

为了让总部机关等工作人员能安全有序地突围，左权顾不上个人安危，顶着日军一波又一波的炮弹袭击，毅然站在了阵地最高处十字岭，沉着地指挥着战士们突围战斗。

十字岭总海拔1300多米，站在十字岭高处，四周的沟沟壑壑尽收眼底，可以说，谁控制了十字岭，谁就可以退守自如。

然而，如此险要的位置，却也是极度危险的位置。

因为，岭上人的一举一动，不仅落在了自己人眼中，也落在了敌人眼中，很快，日军发现了八路军分兵突围的意图，不仅迅速收缩包围圈，还加紧了对八路军的轰炸。

一时间，硝烟弥漫、地动山摇。

眼看后山上还有部分同志没有跟上来，为了加快突围部队的行军速度，左权不断跑前跑后，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往前冲啊！”

作为熟知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左权，难道不清楚自己身在高处，已置险境之中吗？

他肯定是清楚的，只不过为了稳住军心和士气，为了让战士们看到他与他们同在，为了让更多人有时间撤离，他只能冒险这么做！

眼看敌人渐渐爬上了阵地，左权的手臂上忽然挽上来一只有力的胳膊，左权警惕地扭头一看，原来是掩护彭德怀突围的警卫连长唐万成跑回来了，他紧紧拽着左权的胳膊，说什么也要带他立刻冲出包围圈。

左权坚决不走，见拗不过唐万成，他掏出手枪顶在了唐万成脑袋上：“我有我的职责，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突围出去，我就不能离开战斗岗位！你现在赶紧回去保护老总，要是老总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

唐万成只能无奈离去，当时，左权已率领突围队伍来到了日军的最后一个火力封锁口，只要冲出去，钻进深山，就能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可谁能想到，唐万成走后不久，一颗炮弹就在左权身边炸响了。

看着身后被吓懵在当地的青年学生、普通百姓，左权心急如焚，他打着手势，高声提醒大家：“卧倒！卧倒！快卧倒！”

按照往日的经验，敌军会一连投掷三发炮弹，第一发之后，第二发、第三发会紧接而至，如果这些青年学生、普通百姓不及时卧倒躲避的话，很有可能会被炸伤甚至炸死。

左权想到了所有人，却唯独忘了他自己。

当第二发炮弹的弹片击中他头部的时候，他还站在高处指挥大家卧倒，鲜血渐渐沁透了他的军服，染红了十字岭，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一代抗日名将左权壮志未酬、壮烈牺牲，他牺牲时，年仅37岁。

多年后，彭德怀对左权唯一的女儿左太北说：

“你的爸爸明知后面还有炸弹，为什么没有躲避呢？那是因为，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左权牺牲后，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含泪将他的遗体抬到一个隐蔽处，由于战况激烈，他们只能先拿一床军被将其盖好，又用一些树枝掩藏在上面，最后，他们取下左权紧握的一支左轮手枪，继续向外突围。

最终，八路军总部和多个机关成功转移，日军处心积虑的“C号作战计划”宣告失败，当三名青年学生拿着左权的手枪，找到彭德怀，并告知他“左权牺牲”的噩耗时，彭德怀难过的许久没有开口说话。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悲不自胜，他在给彭德怀的回电中说：“左权阵亡，殊深哀悼”，周总理也沉重地说：“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由于战场形势险恶，直到10天后，我军才置办了一口棺材，将左权好好埋葬在十字岭上。

可丧心病狂的“益子挺进队”得知后，又卷土重来，重上十字岭，不仅挖出了左权将军的棺木，还将他的遗体拖出棺外，肆意凌辱并拍下照片刊登在日本军报上。

此举让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岗村宁次非常得意，他扬言要重赏“益子挺进队”，并要在大年三十晚上为他们设宴庆功。

彭德怀怒不可遏，他亲自给总部特务团长欧致富下令：精心挑选30名指战员，交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负责训练，务必在日军庆功宴上暗杀“益子挺进队”！

毛主席也奋笔写下了一纸誓言：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

1942年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全部同志，再次将左权和牺牲的其他烈士一起安葬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

在举行公葬时，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无限悲愤地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很快到了这年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带着暗杀小队，悄悄潜进了给日军设宴庆功的大德兴饭庄，在宴席上，“益子挺进队”的队员得到了奖赏非常高兴，各个喝的酩酊大醉，刘满河见时机已到，率先亮出了匕首，其他暗杀队员也纷纷行动，悄无声息间便结果了163名鬼子的性命。

这次行动给了冈村宁次一个极大的教训，为了自身安全考虑，他不得不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左权牺牲后，山西辽县的万余民众联合给毛主席上书，请求将县名改为“左权县”，以纪念左权将军的英名。

1942年9月18日，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辽县正式更名为“左权县”。

新中国成立后，个人崇拜主义一度成风，一些县市甚至还以在世人的名字命名，为了遏制不好的风气，中央特别下令“不准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山西省委为了遵守规定，决定将“左权县”并入和顺县。

消息传到老百姓耳中，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改名，很多老红军辗转通过地委、省委，找到了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得知事情的经过后，破例更改了中央的规定，不仅保留了“左权县”的名字，还承诺会将此名永远保留下去！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百余年前，群敌环伺、山河破碎，人民困苦不堪，正是有无数像左权这样不惜己身，力挽狂澜的英雄先烈，我们才有如今的山河无恙、国富民强！

好在，将军虽逝，英魂永存！

1、《左权：伫马太行建奇功》，贺斌，湘潮，2015.6

2、《左权将军年表》程文华，中国知网

3、《左权将军家书》左太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