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曾说：“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辉煌历史当然会被泥土所束缚。

我国源远流长，清朝时封建集权达到顶峰。同样产生了“吃人”法治黑幕“宰白鸭”现象。

宰白鸭是指那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犯了罪后，常常能以金钱谋私、以白银到黎民百姓中购买“替罪羊”来抵罪乃至抵命的行为。

这一陋俗如何演变？又如何消除？

白鸭任人宰割

在历史上，“宰白鸭”最早见于《后汉书》记载。讲述东汉末年期间草菅人命的故事，尤其黄巾起义爆发以后，百姓与皇室之间的矛盾一发而不可收，良民沦为土匪。

此时，官兵们不务正业，地方执政官也软弱无能了。官府不得已，颁布政令，花银悬赏土匪首级。

谁知悬赏刚下来，土匪们竟然互相残杀，竟然为交换银两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和亲戚

而且那些杀了人换了钱的所谓“土匪”中也不乏清白。这些人为了谋生而选择了主动或者被迫自己领死，像砧板上丧失反抗能力的白鸭一样，被传为"宰白鸭"。

但是，“宰白鸭”真正成了人们唾弃的社会毒害却是晚清时期才出现的，兴盛于乾隆年间及其后。

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治安混乱，社会安定。

据史册载，道光年间在南方多省刑案上，先后发生了"宰白鸭"事件。

凶手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顶凶者要么甘之如饴，要么被迫束手无策。甚至一些贫民为用人命换取大官大户得罪银子，甚至毒打亲人，把亲生儿女打得鼻青脸肿。

它们多数是由于地方执政官尸位素餐而产生的。

由于有钱有势者买通穷人顶罪代死，而替罪者自愿讲出合谋的交代，执法官在知情亦或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顶罪之人已招供，此案便走程序、草草了结。

还有一些冤案，就是来自黑心判案官员。这些官员收取富人亦或是有权人之利，与之狼狈为奸，蓄意误判。

混乱，无法无天

有史册记载，有这么一桩荒诞不经。

道光年间有杀人案报载。逝者为一中年壮汉，全身淤青并遭毒打而死，但押解的居然是个瘦弱孩子。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就可以把这膀大腰圆、活蹦乱跳的小男孩杀死？

可是，在如此诡异的情景下，小男孩一口认定自己是杀人凶手，无论卷宗如何追问，他始终不愿放松，并对答如流。

审理这桩案件的清官命令先把这小子押入大牢，并私自去怂恿这蒙冤的小子说清实情，接着这小子便把遭遇供出给官员们听，结果无罪获释。

不料在第二次讯问时，受审的还是自己。就是那个小男孩的家，再一次把他送回家。这次男生怎么也不改口了。此案还被逼着用自己的死来了结

一开始，“宰白鸭”这种性质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清朝典律难以涉足的偏远地区出现，以后越办越猖獗，就连慈溪眼皮底下也出现了。

慈溪统治时期，胡体安在河南省清平局县衙当捕快。在与县令沆瀣一气的同时；一面暗中从事烧杀抢掠等不法勾当。

长期肆虐地方，胡体安志在必得。

一次，他抢走了一个富户。这个富户在朝中供职，颇有人缘，报到以后见县衙不务正业，便私自查问起来，才知道犯人原来是县衙捕快胡体安。

此事受到地方巡抚关注。胡体安见人证物证充分，他还受到通缉，因此还打了购买“白鸭”来顶罪。

他送给一位手下小弟500两白银，并与县令上下级打了几个点，勾结卷宗。该案将在五年的监狱中结案。

可是，富户没有死。此案终于闹到刑部，刑部对这“宰白鸭”之乱并不姑息，下诏把胡体安依照律法斩了。

假胡体安屁滚尿流地在刑罚场上喊冤认领了被人顶包打款。此事震惊慈溪，慈溪大怒，斩真胡体安，县官亦革职配发。

“宰白鸭”幕后黑幕

封建社会压迫底层人民，这是掩埋封建时代和国人民心的坟墓。

当清朝逐渐没落之时，这一非人陋俗迎来结束。

但在生活中，“宰白鸭”类似的委屈实际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宰白鸭”背后隐藏着封建统治腐朽和阶级贫富分化。

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使政治环境异常腐败并反过来侵染司法领域。权力不公平的平均分配造成官场与名利场划等号。

人可能为功名利禄而官民勾结，也可能为功名利禄背信弃义。

一些官员熟视无睹，以避免招惹是非；一些官吏互相串通，唯利弃义草芥人心。

阶级固化了的社会使穷人更贫穷而富人更富有。

阶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穷人路有冻死骨、富人朱门酒肉臭。

有些有钱人犯了罪以后，不用再为法律制裁而发愁了，只要花点钱就可以买到替罪羊和白鸭。就算是杀人的重罪，买下一人当做替死鬼也往往只值200两银子。

有些穷人俯首称臣任用，以命换骨，在乱世中苟延残喘；一些穷人甚至为争夺这个职位而大打出手。

当穷人不能靠老实本分的工作来完成阶级跨越时，他就常常走自甘堕落之路。

在当时，钱能代表阶级、为钱、能表情义、甚至丧身。

马马卡在书中说，受伤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封建社会以“权力“把人民分为三六九等，这对人格的伤害只会增加对人们的破坏。

人们哀其“白鸭“的不幸，也怒其不争。

有明有暗，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人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可悲。

我们期盼这种司法乱象的消散，也祝福没有人会再遭受“宰白鸭“的痛苦和无奈。

那到底是岁月的泪水还是人性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