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离开大陆之后，就计划在台湾重新建军。
那时，国军有一个错误印象，认为陆、海、空三军虽然有飞机、战车，结果却被中共的小米加步枪给轰出大陆。所以，普遍对武力战失去信心。
父亲为了要使国军重新恢复对武力战的信心，一开始就透过冈村宁次的关系，让他派遣大量的日本军官，偷偷地坐渔船漂洋过海到台湾来，成立了所谓“实践案”。
其中的实践小组，是指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教官，彭孟缉在实践小组里搞分裂，他拉拢副总教官范健，打击总教官白鸿亮。
实践案前后总共长达三十年，前面的15年由彭孟缉负责，后来父亲当机立断，把实践案交给我。
那时候，我是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父亲直接下命令给我：
“蒋纬国中将，接管实践小组。”
我在任内，编了一部实践手册——《实践三十年》。
父亲对彭孟缉也非常厚道，那时我们的干部教育体制已经完整建立，从国防大学一直到军官学校以及各兵科学校，都包含在内。
其中有一个高级兵学班，我是第一期的学生，父亲经常与高兵班的学生聚餐。后来，在某一班的结业前夕，父亲与他们聚餐时说：
“以后，石牌每办完一班就停止，不再开班。”
父亲的用意是等到各种不同的班次结束后，石牌地下大学也就结束了，结果，彭孟缉不愿停止地下大学。
彭孟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日本教官陆续回到日本，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其中一个是白鸿亮，我的总联络官是包沧澜，现在已经过世了。
当时有一批留日的军中干部，他们担任联络官，一个日本教官配属一个联络官，还有很多当年的东北伪军，他们的日文都很好，担任翻译的工作。
还有一个实践学社，前一段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我是到军官班以后才比较进入情况。
实践学社一共有三个班，兵学研究班是最高阶层的，成员都是军长以上。另外，还有一个连长班，成员都是团长以上。
蒋公那时候有意要挑选较年轻的军官，比照陆军大学的方式加以训练，主要课程都是由日本教官负责的。
军官班一共办了3期，前后共有52人，每个班约有12人，采取小班教学制。
第一期，是召集营长以上的军官，那一期的成绩很好，结业后大部分都分发为团长或副团长；
第二期的受训军官没有受到重用的原因，可能是受训军官的素质参差不齐；
我们第三期的受训军官，素质比较整齐，从陆官21期开始，一直到26期，主要以陆官24期、25期为主，26期只有两个。
我当连长时就进入军官班受训，那时候考试比较严格一点，而且年龄、期别的限制很大，所以，后来发展的途径也比较好，到目前为止有6个上将。
那时候，已经有部分中国教官，并不完全是日本教官，不过，主要课程还是由日本教官主导。
我们受训时间长达一年半，最初在陆大受训的时间是二年，后来实践略为减少。
实践学社军官班以战术课程为主，政治课程则是写“总统蒋公”训辞的读后心得。
长官对我们的字迹要求得很严格，我们有两个班，每一班都有班导师，专门负责修改训辞的读后心得，每周一定要写一篇训辞心得，而且字体不能潦草，一定要与字典上的字体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字体很有研究，结果，经过导师批改下来之后，发现错误百出，因为导师要求很严格，一板一眼，每一个字的笔画都要与字典上的字体一模一样。
他们是以此来代替思想教育，在军官班非常自由，但是作业非常繁重，我们在军官班受训时，从来没有在12点以前休息的。
通常在下课时，老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课题或一个状况，让我们来做处置。当天晚上写好后，一定要交给老师，日本教官会连夜审阅，透过我方的翻译人员告诉他，第二天就做讲评，看我们的处置合不合乎原则，有时也要与战史相印证。
一般来说，通常日本教官会先从我们在战术作业上所画的箭头知道我们的方向，然后，再看内容，因为他从圆山军官训练团到实践学社，已经有多年的经验。
政府撤退来台后，父亲要我负责军中留德人才的安排工作，从挑选人选、安排留学、继续联系到指导，都由我负责。
中国的留学军官很多都滞留不归，一出国后，就像风筝断了线一样，实在是很可惜。我经手安排出国的情形则不同，在军官出国前，我会和他们谈话，出国之后又不断指导他们。
我无论在装甲兵或在联勤，都在进行“培德计划”。尤其在联勤的时候，出国留学的军官都说他们从来没有碰到像这样的长官，不但懂得科技，而且不断给予他们指导与要求，从出国之前就有计划地培养，出国之后，还不断和他们联络，拉住感情线与责任线。
这件事情，对留学军官来说非常重要，三军出国留学的军官常常有人滞留不归的。
我们还另外成立了“明德案”，“明德案”再配合另外一个“培德案”。“培德案”就是选择优秀的干部到德国留学，分别进入各兵科学校与指挥学院。
父亲一直想要办一个完整的指参教育，其层面包含陆海空大学。换句话说，就是从战斗阶层、战术阶层，一直到战略阶层的思维训练。
过去，我们邀请过很多国家的军事顾问到中国来，而这些国家本身有的根本是与我们敌对的国家，例如日本、苏俄，他们怎么会把好的东西教给我们呢？
并且，西方各国顾问也不是真心想帮助我们，也想从中牟利，例如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后来，父亲认为对我国最友善的还是德国，所以他就决定在军事上与德国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应德国的需求。
蒋纬国与蒋介石手书“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衰退，1933年希特勒上台，便积极地促使德国经济复苏，同时发展德国本身的国防力量。
在这两种要求之下，我国正好可以与德国相互配合，所以，德国愿意卖武器给我国，我国也给德国最优渥的条件，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各取所需，而我国建军的基础也在那时奠立了。
可是，我们终究是初创，而日本的侵略又来得如此的快，所以，军校第8期到11期，可以算是比较完整的训练，第12期的学生在南京入学校后，就一路走一路教，最后在武汉毕业。
后来，德国顾问返国，而卖给我们的装备运来不及一半，就被美国从中拦阻，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建军备战还没有完成之前，大战已经爆发了。
大战爆发后，有四年多的时间，是我国独立抗日的时期，而美国竟暗中为日本撑腰，将炼好的钢铁与汽油卖给日本，还美其名为商业行为，只要有钱买、有船运，任何国家都可以买。
日本军官绝对不会教导我们国军，这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可以体谅的。再者，日本军官对师以上的部队不太了解，再加上师以上所发生的都是战略性的状况，日本教官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讲。
德国则一直很有诚意，而且非常完整，对干部教育、部队训练都有一套完备的方法，其中关于行政、人事、后勤与情报作战，都给我们许多的帮助。
在科技方面，也输入了不少新科技产品。所以，父亲就下决心请德国军官来，进德案就是如此产生的。
不过，德国给予我们的战略教育始终不够完整坚强，这也不能责怪德国，因为各国的习惯是向来不教外国人战略教育的。
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的战略教育，父亲也是一再叮嘱，不能告诉外人，但是，最后国军反而有的是被有意封杀，有的是以行政为主，为了要讨好一个长官，只表现行政能力，而中高级长官也不研究战略。
在大陆时期，父亲曾经两次派我去德国交涉，聘请德国顾问来华，我与德方接触，同时也经过我审慎筛选。
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我们本来要聘请鲁敦道夫来，后来，因为在政治上太过于敏感，鲁敦道夫无法成行，于是，邀请孟泽尔将军来华，帮助我们，没有多久，孟泽尔将军也被调回德国。
国民党军第四任顾问团团长冯·塞克特（左）
孟泽尔将军被调回德国则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想要知道他对父亲的意见，以及父亲对德国的态度。他告诉希特勒：
蒋先生对德国是无条件的友善，他自己多年来想要到德国，却苦无机会，所以派遣他的儿子到德国，而且他又邀请这么多德国顾问到中国去，可见他对德国是友善的。
后来，希特勒为了德国建军的需要，把孟泽尔将军留在德国，派遣其他人到中国来，同时也答应以当时德国本身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与我们的矿产、植物交换。
德国顾问在中国一方面训练军队，一方面成立学校，训练干部。以陆军为例，从军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中间兵科学校都成立了，甚至连军乐学校也有。
上海撤退时，如果没有我将军乐学校的人带出一大半，今天就不会有“国防部”的示范乐队了。
我在战车第一团成立战一团军乐队，后来，又加上在上海找到的军乐学校的大部分成员，他们群龙无首，不知该往何处去，我就把上海、南京附近的军乐队成员收罗来，参加战车第一团。
战车第一团起初在徐州成立的军乐队，生活非常清苦，原本每一个人都是贩夫走卒，他们把乐器带在身上做广告，我把这些人都收罗来，又教他们吹奏乐器的技巧，并且教他们各乐曲的由来，与各国的风俗习惯，让他们了解乐曲的背景。
我跟他们说：
“我要先让你们的思考有欧洲人的模式，然后再来演奏欧洲的乐曲。”
就这样，他们进入到能够演奏管乐的程度。到了台湾以后，更增加了军乐学校的素质，我的军乐队更为神气。
1953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过世，父亲就把我送到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去受训。我出国一年多，回来时发现军乐队被人“偷”走，变成“国防部”的示范乐队。
我回来后，又再成立军乐队，这支新的军乐队既能演奏军乐，又能演奏爵士乐，还加入了萨克斯风。
进德案展开之前，父亲问我聘请德国顾问，能够聘请到哪些人，我回答父亲：
“能否聘请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要先订立一个标准，带头的人必须符合一个重要条件，他一定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战败后，有以十万人重建德军的经验，随后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后，带着战败的经验退休。”
父亲说：
“我们能找得到有如此全程经验的人吗？”
我说：
“我算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我在1916年出生，如果这个人比我大20来岁，他就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何况不一定要在1914年参加，他在1916参加，一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也就够了，所以，比我大个15、6岁的人就有这个机会。”
我提出这个条件之后，父亲很高兴，他说：
“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如何进行，德国人如何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只有打败的人才会去检讨惨痛的经验，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而打了胜仗的人往往会忘记战胜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在英国人的装甲兵之下，因为英国人把战车脱离步兵，发挥其机动性，所以打了胜仗。
这个惨痛的经验，证明了装甲兵的重要性，所以，德国把装甲部队集中起来，而英美各国反而忘却了装甲兵致胜的关键。”
那时候，父亲原则上已经与德方接过头，向他们的情报局提出，但是并没有提出标准。
我提醒父亲，要参照当年日本到德国聘请顾问的方式，不要再沿用我们在南京时邀请顾问的方式。父亲问我这二者有何不同，我说：
“明治维新时，日本想要聘请德国顾问到日本去，德方确实考虑了几位名将，但是他们都有要务在身，无法到日本去，最后他们决定派遣麦克尔少校去日本。
起先，参谋本部还担心他不肯去，因为麦克尔少校是一位非常优秀且经过严格参谋训练的少校。
麦克尔少校本人刚开始的确不想去，参谋本部告诉他，已经有12箱他最爱喝的葡萄酒空运到日本，比他先到日本，他就是不能缺少葡萄酒，所以答应去日本。”
而且，他跟参谋本部说：
“我不用带一本书，也不用带教官团，只要单枪匹马去。”
麦克尔少校把德国建军的原则告诉日本人，每一次演习，每一个教案，都要日本军官自己设计。
他要日本军官了解，带领自己的军队，要策划下一次打何种战争，决定何种战争方式之后，就要开始着手计划。
麦克尔跟日本军官说：
“我是德国人，我不知道你们下一次要打什么仗，你们要如何打下一次的仗，要由你们自己来策划，我只能教你们策划的程序与方式。”
麦克尔少校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日本军事干部，就和以前不一样。他把德国参谋团的基本精神教给他们，又把德国的军官团制度透露给日本教官，这种军官团制度既实际又有精神。
日本的干部教育，在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我把德国军官团的制度介绍给父亲后，还特别做了一次演习，父亲很高兴，要求国军学习，可是，到了今天，国军也没有学习德国的军官团制度。
孟泽尔将军是合乎我所提出之条件的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他又亲自参加十万建军的计划，从联邦防卫军一直到代理军长，负监督实施之责，而且他曾两度担任装甲兵学校的校长，这些经验都非常宝贵。
他真是一位标准的德国军官，他与老先生两人谈话非常投机，其中有一件战略性的决定，有助于国军的发展。
可惜我们这些高级长官，尤其是彭孟缉还要以日本人作为本钱，做最后挣扎，阻碍了这个计划的进行。
在建军备战方面，我们真是落后一大步，所以更促成父亲要用德国军官。其次就是美军处处为难，而美军能力也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