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在赞赏他人形貌之美好，用于男子的。
多是“仪表堂堂”、“气象万千”。
而称赞美貌女子，更多的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种引经据典的说辞。
但是在新中国革命的启蒙时代，一代文坛巨匠郭沫若。
第一次见到中国革命的奠基人毛主席时，却在之后回忆起这次会面，以“状貌如妇人好女”来形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何以这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会以形容女子的言语，去形容主席呢？
古语说：
“男生女相主富贵，女生男相多劳累”。
有没有道理？
书香传家如果用一个女性化的形容词，去形容这样的人物。
普通人，一定会被认为“不敬”。
但是放在郭沫若先生身上，则是合衬不过。
他诞生于，中国社会之前所未有的巨变当中；从小接受的是殷实家庭的私塾教育。
故而，在他庞大的文化根系中。
“克己复礼”，一直是一抹最厚重的底色。
但是这样一个门第当中，却养育出格外不羁的灵魂。
少年时期的郭沫若，早早便接触到了民主的思想。
他开始意识到，传统教育中“师长为天”也不是尽数正确的。
在一次进步青年活动中，他看到周边的同学，被打伤并扣留。
于是，主动站出来请求学校与相关部门，释放这些进步青年，反而累及自身被开除。
但是一次的挫折，无法熄灭他心中一直追求的隐隐星火。
1911年，宣统退位。
他立即回到家乡，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活动，与辛亥革命的焰火交相辉映。
之后在兄长的资助下，他放弃了原本考上的天津军医学校。
东渡日本，去学习更为先进的医学理论。
这种济世之抱负，却与“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的獠牙已经开始慢慢崭露：
企图将中华大地徐徐图之，进而分食殆尽。
而旅日青年听得此消息，纷纷行动。
而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接触了大量的国外经典名家名著：
卡夫卡、泰德尔、歌德。
他内心的火焰，愈加旺盛。
《牧羊哀话》《凤凰涅槃》便是在这个时刻写就，而为了呼应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
他与在日本的其他进步青年，一同组建了进步团体“夏社”。
他在远隔重洋的日本，与祖国母亲的悲呼共鸣着。
但身处异国，他只能将心中的力量，挥洒在薄薄的信纸上。
将自己几首，新体诗歌寄回国内，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上。
却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新体诗反响极好。
于是在21年，他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办了“创造社”，并在时隔两年后，翻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概念。
这种近乎于“理想国”的社会格局，在他心底那片烂漫的土地中，生出最绚烂的花。
由此，他从一个极具人文色彩的文学家。
正式蜕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惺惺相惜1926年，已然从日本归国两年的郭沫若，前往广州。
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的一位莫逆之交。
那是一个历经舟车劳顿后，阳光有些刺目的上午。
从北方一路南下，他叩响林伯渠办公室的大门。
里头无人应答，他便尝试推门。
门没有锁，他便步入其中。
偌大的红木桌后空无一人，而房间一侧的沙发上，坐着一个面色沉静的青年。
他看到郭沫若一行人进来，立即起身，与众人打过招呼。
在郭沫若先生事后回忆中，他写道：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彼时的郭沫若，已经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有了一方威名。
而毛主席，当时是代理宣传部长。
郭沫若来到广州，是要担任广州大学的文科学长。
而毛主席，却只是和林伯渠有公干。
几人相见，自然是以当时国内格局为谈资。
这个操着一口浓重湘音的男性声色低沉，吐字却不徐不疾，并没有像郭沫若之前接触的进步青年那般慷慨激昂。
郭沫若当时，虽然没有尽数听懂毛主席的言语，却也在只言片语中听得。
他说的，是目前农民运动的情状与困境。
但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也仅限于此。
革命的洪流中，千万有志青年就这样匆匆错过，郭沫若本以为这也是“萍水相逢”。
但次日，这个青年又出现在自己下榻的饭店，依旧操着独特的湖南口音，请求自己为广大农民宣扬先进的革命思想。
他眯着眼。
透过厚重的镜片，望进眼前这个形容秀致，眼神坚毅的青年眼底。
他看到自己心中的那团火焰，也燃烧在这人眼中。
于是欣然应允，二人的革命友谊自此拉开。
孤注一掷1927年，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412”。
一夕之间，我党的情况岌岌可危。
在这个时候，许多之前为共产党摇旗呐喊的文人纷纷避祸，远走他乡。
而郭沫若，却早在蒋介石有所动作之前，就已经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檄文，将其一针见血的起了个底掉。
因为这件事，老蒋曾经悬上三万块，要买郭沫若的命。
但是，他不仅没有及时躲开这场祸事。
反而在周总理等人的引荐下，火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种敢于逆行的果敢，与不畏强权的气节得到许多人的击节赞赏。但随着国民党对其迫害愈发激烈。
在我党相关人士的建议下。
他被送往日本，以保存力量，寻求机会。
但是浑身铁骨的文人，在哪里都是锋芒毕露。
在异国他乡，他虽然遇到了自己的爱人，但是日本方面，也开始警惕这个敢于仗义执言的文人。
于是，长达十年的监视让他饱受苦楚。
但是他始终不堕其志，在这期间苦苦钻研甲骨文等传统学说，著作等身。
在国内终于传出我党的好消息后。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将自己再度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
至此，才有了之后与主席的多次对诗，以及过身后邓公亲自修改的“卓越”二字。
人人常道：
“仗义乃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那是屠狗辈，最常感受到的是底层的冷暖，而读书人作的大多为一纸空文。
而将自己的信仰与生命时刻，结合在一起的，乃是至情至圣之人。
而郭沫若先生，无论是其民族气节，亦或是立书著说，都可堪“当世大儒”四字。
是非功过留与人说。
他所求，也许正是“无愧于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