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时期的哥老会（袍哥会）有多猛？
他们曾经遍布大清军中，连名臣曾国藩、左宗棠都为之忌惮。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曾拼命拉拢助其反清，但却成了民国军队中的尾大不掉之势，也是四川地区军阀混战的成因之一。
今天的中国帮派史，咱们继续来讲哥老会，来看看这个颠覆了大清朝的组织有多猛。
我们都知道，因为太平天国之乱的爆发，朝廷无力征剿，所以启用了团练制度，由地方乡绅自筹粮饷，自募兵勇。湘军、淮军由此产生，也为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而哥老会的兴起，就是伴随着湘军而来的。
1852年（咸丰二年），也就是太平天国之乱爆发的第二年，时任广西提督向荣到湖北招兵，以应对太平军。可能是因为向荣是四川人（今重庆，当时属四川），所以他招募的这支部队叫“川勇营”。期间，一个叫鲍超的四川人（今重庆，当时属四川）应召入伍，跟随向荣出征。
鲍超此人作战极其勇武，屡立战功，仅过了四年官职就已升至仅次于总兵的副将之职。同时还得到曾国藩的赏识，让他也自募兵勇独领一军，因为他的字是春霆，所以部队就叫霆字营。
鲍超一生经历大小500余战，负伤百余创，曾被湘军创始人之一的郭嵩焘评价为残暴如项羽（“所过残灭如项羽”），有湘军第一猛将之称。
因为鲍超是四川人，所以他军中也以四川人居多。而发源于四川的哥老会自然也混杂其中。
这些哥老会成员视同袍为兄弟，在战场上互为援手，非常符合我们现代部队的价值观，就是那种能放心把你的后背交给队友的情谊。这也是鲍超所部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原因之一。
（“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救。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湘军志》 王闿运（清））
而这种部队中的遍布哥老会成员，进而又因之使部队战斗力增强的现象，很多清末重臣都有所发现，比如先后出任过两江总督的何璟和刘坤一就都注意到了。
（“各省勇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队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哥老会匪及早改悔示》 刘坤一（清）
“各营兵勇向有结盟拜会之事，初时愿为战阵之际互相救援，迨纠众太多，良莠不一，遂有哥老会名目。”——《两江总督何憬等为报各营兵勇结拜哥老会事片》 何璟（清））
曾国藩更是早早看到了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的危害，并在军中立下军规，明令禁止士兵传播和加入哥老会，违令者斩。
（“结拜哥老会、传习X教者斩。”——《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 曾国藩（清））
因为就在曾国藩说这番话的当年，1859年（咸丰九年），一场有哥老会成员参与的，波及五省六十余州县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爆发了。
李永和和蓝朝鼎（蓝大顺）都是云南人，贩鸦片的。有一次他们途径四川时因赋税问题和当地官府发生了冲突，然后这俩大哥就领手下人造反了。本来造反的也没几个人，但却得到了四川当地袍哥们的大力支持，造反部队逐渐发展到了二十余万的规模，坚持了六年才被灭掉。
由此可见，袍哥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尤其是太平天国被灭之后，朝廷开始大规模裁军，尤其是裁撤湘军，这使得大量武德充沛的人脱离了管束。而清朝当时的经济水平又支撑不了普通民众吃饱饭，不然也不会有什么闯关东、走西口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了。
而哥老会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民间开始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
也因为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所以清朝末年那些想搞事情的人，都会寻求和哥老会的合作。
这其中，自然就包括孙忠山的同盟会。
1911年7月-8月，四川地区的袍哥（哥老会四川叫法）首领与同盟会代表连开两场会，议定在四川起义的细节。其中有些同盟会成员就是袍哥首领，比如成都人秦载赓，除是同盟会的身份外，本身还是一支袍哥队伍的老大。
到了9月，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首领，并下令对成都城内请愿的民众开枪射击，彻底点燃了全川的怒火。随即，以大批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开始向成都挺进，四川的武装起义彻底爆发。这批率先围攻成都的保路军，每一支部队，都是由哥老会和同盟会成员共同领导的。
除四川外，国内其他一些省份的起义也都和哥老会脱不开干系。
在陕西，起义军中同样是哥老会、同盟会混杂，其中很多人也像四川的秦载赓那样身兼两种身份。陕西的哥老会实力甚至超过同盟会，以至于起义军成立军政府后，同盟会想推举有同盟会背景的张凤翙出任都督，就遭到了哥老会成员的反对。虽然最终哥老会妥协了，但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也当上了副都督。
在新疆，哥老会早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就已传入，经过多年的发展，至辛亥革命时，发生在迪化（乌鲁木齐）和伊犁的起义都有哥老会成员参与，甚至是发起。
在贵州，由同盟会成员创建，后参与贵州起义并组建军政府的贵州自治学社，其创立之初的大部分成员就多来自哥老会。很多人还在日后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云南，同盟会成员先通过结识哥老会头目，再通过哥老会的关系去结识的云南新军众多武官。也就是说，同盟会就是靠哥老会的人脉打入到大清军队内部的，这也为日后云南的起义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期间，哥老会参与了西南、西北地区大多数的起义活动，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和清朝时一样，湘军内的哥老会力量能提高战力，但湘军却禁止哥老会传播。
民国起家靠着哥老会的力量，但坐了江山就要做了它。
比如云南，刚一独立，蔡锷就颁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要求哥老会组织一律解散，“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已入会的，早早回头。”
在新疆，疆系初代军阀杨增新在大清还没亡的时候就一直镇压哥老会的起义，民国后出任新疆都督的他还在继续镇压，到1918年时新疆境内的哥老会已经被他完全消灭了。
唯独作为发源地的四川情况要好的多，四川刚成立军政府的时候，都督尹昌衡、副都督罗纶就自立堂口，袍哥会的牌匾更是会挂在军政府机构的大门口。
此后数年，四川境内的哥老会势力日渐壮大，到1935年时，仅成都市内的袍哥的活动场所，也就是公口、码头，达到了六百余个。其成员更是遍布了四川省内的军、政、学、商各界。
尤其是部队，袍哥占比堪称恐怖。川军中的“含袍量”高达60%。个别部队甚至更高，如邓锡侯的九十五军，全军七个团长，六个是袍哥头领。
更有像刘文辉这样当过四川一哥的大佬干脆自己就是个袍哥头目。
本来民间结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四川的袍哥们又有这么强大的官方背景，行事起来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因基层乡、县级别的选举而造成的械斗层出不穷，走私鸦片，开设赌场、妓院，什么都干。为了争夺利益，更是能把械斗上升到战争。川军20年470余场内战，绝大多数都有袍哥的参与。
即便在全面抗战前后，无论是四川省内的刘湘，还是来自中央的老蒋，都发过令要求四川禁绝袍哥组织，但都收效甚微。
应付你都算给你面子，比如很多地方的堂口就会改一些“正能量”的名字，如“民国互助社”、“爱国社”这些，换汤不换药，甚至还带一点嘲讽buff。
到民国后期，四川境内的袍哥和四川军政已经彻底分不开了，各个单位的领导都会组织自己的袍哥社团，中统、宪兵、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甚至连（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都有自己的袍哥组织。
其实蔡锷对哥老会的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但也会“结党成群，奸淫抢掠…法律不能容。”
虽然说他们不敢反抗这点不是很客观，但整体上评价的还是满准确的。
像哥老会这样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政治诉求，甚至组织本身就很分散。大家团结在一起能抱团取暖，但也能为祸一方。即使有什么反抗意志，也只是出于生存本能，而不是信仰。
所以哥老会势力很大，影响很深远，但做不大也走不长。
注定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文献：
《四川袍哥研究》 奂灵君
《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尹恩子（韩）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陕西》 吴亮
《哥老会在新疆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沙巍
《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欧阳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