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5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实施登陆，直击朝鲜人民军腹地，使得朝鲜战争的局面彻底扭转，千钧一发之际，我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朝两国军队携手并肩本应传为佳话，却意外地在“军事指挥权归属”这一关键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究竟源自何处？最终，指挥权又落入了谁的手中？回溯历史，中朝双方在战争初期对于如何高效协同作战持有不同见解。关于军事指挥权的分配，两国均有着自己的考量与期望。中国军队强调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以确保战略部署的连贯性和执行力；而朝鲜方面则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主指挥的权利，以更好地适应本土作战的特殊情况。随着战局的推进，双方意识到，持续的分歧不仅无助于战事的顺利进行，还可能削弱联合作战的力量。因此，经过深入的沟通与协商，一个折中的方案最终得以出炉：在确保整体战略协同的前提下，指挥权被赋予了一个由中朝双方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司令部。这一安排既体现了双方对于统一行动的重视，也兼顾了各自的合理关切。如此，中朝两国军队在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应对战场上的种种挑战。这一决策不仅化解了前期的矛盾，更为后续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正式递交了投降文件。至此，朝鲜半岛结束了长达3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并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美国占领，另一部分由苏联占领。随后，依据北纬38°线，半岛上分别成立了两个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那时，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侧均坚称对整个半岛拥有主权，这导致了双方间小规模的冲突时有发生。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一场全面的战争在朝鲜半岛上猛然爆发，这便是朝鲜战争的开端。
凭借兵力充沛及苏联式装备的助力，朝鲜人民军的攻势势如破竹，仅仅三日之内，便成功占领了韩国首都首尔。彼时，北朝鲜看似已稳操胜券，但局势却因美国的介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未出席的情境下，通过了编号为84的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部队介入朝鲜冲突。这支部队中，战斗人员的主力部分占比高达88%，均来自美国。
麦克阿瑟在仁川顺利登陆后，迅速展开行动，短短四天之内，他们便跨越了洛东江，将人民军的退路彻底封锁。人民军因此陷入困境，不得不匆忙向北撤离，场面显得杂乱无章。
【朝鲜的求助】
分析当时的战场态势后，朝鲜判断，美军一旦跨过三八线，人民军将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鉴于此，金日成紧急致信苏联领袖斯大林，恳请苏联出兵相助，以缓解当前的迫切危机。
秘书递上信件后，斯大林迅速翻阅，一口气将其读完。为何斯大林对朝鲜的求助如此上心？
事实上，苏联在远东地区确实控制着广袤的土地，然而，因地理位置偏北，导致其几乎找不到常年不结冰的港口。相比之下，朝鲜半岛的仁川与釜山两大港口，则凭借其卓越的地理条件脱颖而出。
此刻，与日本隔海相邻的国度——朝鲜半岛彼岸，矗立着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军事要塞。回溯至冷战时期，倘若苏联能成功在仁川与釜山两大港口部署其海军力量，这无疑会大幅增强其与美国对峙时的战略优势。
尽管苏联怀揣着助力朝鲜实现统一愿景的热忱，但它同样需权衡自身利益。二战硝烟散去后，苏联正致力于广泛的重建与经济发展工作，此时的斯大林既无暇分身，也无意与美国产生摩擦。于是，在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向金日成明确表达了立场：
金日成考虑后，决定向中国寻求帮助，并据此采取了行动，亲自提笔致信中国请求援助。
随后，斯大林再次执笔，向毛主席发送了一份电文，诚挚地表达了他希望中国能够伸出援手，支持朝鲜的意愿。毛主席紧接着便收到了这两份来自不同方向的信函，它们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带来了一个棘手的考验。
毛泽东主席首先经由朝鲜特使朴一禹的渠道，获取了当前的战争状况。随后，他召集了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进行深入探讨。在会议上，多数成员表达了对于出兵干预持谨慎态度的看法。
面对邻国境遇，深知彼此依存！鉴于中国与朝鲜的地缘紧密相连，加之历史上两国间深厚的传统情谊，更兼美军悍然跨越三八线，派遣轰炸机侵袭我国东北地区，给我国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此严峻形势下，毛主席从国家长远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定派遣军队支援朝鲜。
【矛盾的产生】
中国方面在决定派遣部队进入朝鲜之前，计划先派遣高层军事将领亲自前往朝鲜，实地调研战场的真实状况。然而，这一请求却迟迟未能获得对方的正面回应。接着，中国提出派遣参谋团队前往前线的提议，也遭到了婉拒。因此，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入朝鲜领土时，他们对于朝鲜方面的战略安排几乎一无所知。
在朝鲜战争初期，朝鲜的领航者金日成对战况维持着坚定的积极态度。我国为了传达对局势的关切，派遣了大使馆的柴成文前往朝鲜，向他通报了一个忧虑：美军有可能采取迂回战术，从后方实施登陆。面对这样的提醒，金日成展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坚定地回应道：
美国发起反攻的可能性极低，因其登陆港口面临重重挑战。
由于对局势的判断存在偏差，加之朝鲜方面最初并未考虑向中国寻求协助，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朝双方在指挥权分配上的潜在分歧，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首要议题聚焦于军事指挥权的归属。朝鲜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期望，即希望中国志愿军能够抵御住美军猛烈的轰炸攻势。至于中朝联军的指挥体系，他们提议应由朝鲜方面统一领导。
然而，彭老总对此坚决不认同。在他看来，两军既已结盟并肩作战，理应事先周密部署。兵法有云，最怕“人心离散，各自为营”，毕竟每位战士身后都承载着家庭的期盼，战略抉择绝非轻率之举。
再者，彭德怀将军在军事部署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1940年那场震撼人心的百团大战，他调遣了105个团，兵力高达20多万，操作起来却显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相比之下，金日成则缺乏指挥如此庞大军队的实战经验。
谈及征兵事宜，朝鲜战争一经爆发，朝鲜国内立即采取行动，将16至45岁的男性公民，不论健康状况，悉数动员入伍。然而，仅仅六个月之后，原本庞大的10万朝鲜人民军队伍，急剧缩减至三万余人。后续征兵行动也显得缺乏系统规划。基于上述情况，彭德怀老总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倾向于不由朝鲜方面主导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工作。
针对这一难题，彭德怀总司令安排朝鲜特别代表朴一禹与金日成进行会面，旨在携手探讨解决方案。在连续三日的深入交流中，尽管双方均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在军事管辖权的议题上，仍旧未能实现意见的统一。
对地形缺乏了解，语言上存在障碍，加之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归属悬而未决，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势必引发一系列混乱。接连发生的事件，如“人民军不慎攻击志愿军”、“志愿军因无法使用朝鲜铁路而补给受阻”，均源于各自为战的局面。面对这一系列紧迫问题，彭德怀将军迅速将现状详细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并随后致电斯大林，请求其介入斡旋。
【矛盾的解决】
1951年11月5日，苏联方面的代表什特科夫，正式传达了斯大林的观点：
提议由中国同志来领导，并考虑由朝鲜人出任次要领导岗位。
尽管情况如此，金日成对于移交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提议仍未给予明确答复。战斗的核心地带位于朝鲜，志愿军如同受邀而来的援手，而人民军则是这片土地上的守护者。将指挥的重任托付给他人，无疑会让金日成感到面子上的为难，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权衡这一决定。
经过三十天的时光流转，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与金日成又一次聚首，深入探讨了这一议题。经过深入交流，朝鲜方面最终点头答应：
中朝两国组建了联合指挥机构，该机构专责统领两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彭德怀将军被任命为司令员并兼任政治委员，而朝鲜方面的代表金雄则出任副司令员一职，朴一禹则担任副政治委员。
随后，周恩来总理着手制定了《中国与朝鲜关于组建中朝联合指挥机构的协定》，至此，关于最令人关切的指挥权归属议题，终于得以明确。
实践证明，我们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决策极为英明。彭德怀将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指挥，堪称完美无瑕。不论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还是四星上将李奇微和范弗里特，都未能逃脱成为我军胜利注脚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