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1937年11月27日给表兄文运昌回信的复制件。
根据回信内容大致可以推断，文运昌应该是来信向己成为共产党主席的表弟提出了资助一类的要求。
早在1922年，文运昌就向表弟提出过人情请托要求，要他帮忙安排同乡“刘君”的工作，被表弟回信一口拒绝：“刘君实在无法安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这一次，表弟毛泽东则采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婉拒：先“诉苦”“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并无薪水”；再解释“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的原因：“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最后才表态：“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
15年之后，与当年情形大不一样的毛泽东，对于表兄，因公须无情，因私须有情，因此拒绝起来颇费了些笔墨。
如果说“走亲戚”可以区别对待的话，对于“走后门”，毛泽东则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在韶山冲某些亲戚心里头，一些陈腐的封建观念就冒出来了。他们认为，“皇帝老子”登基了，而作为“皇帝老子”亲戚的自己也就理所当然成了皇亲国戚。于是不少人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帮助解决工作、安排职务、解决生活问题、帮助子女上学等。信件纷纷飞往北京，没有100封，至少也有90多封。
写信的这些人中，就有年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
文运昌，名士荐，字运昌，又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极为亲密，且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毛泽东出生时，文运昌已9岁，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对小弟，毛运昌有过长达十年的用心呵护，因为从出生到1902年，毛泽东差不多都是在外祖家与诸表兄共度的，这也是毛泽东人生之初一段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抑的美好时光。最重要的是，当1910年，毛泽东面临失学并断送前途的险境时，文运昌给毛泽东指引了一条路：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去学习。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大转折，他从此开始展翅高飞。此时，文运昌已从湘乡东山高小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毕业，他向东山学校引荐，并亲自陪同毛泽东进入该校。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所需的1400个铜元，也是文运昌想办法筹措的。
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眼界大开。此后，他与文运昌关系更加密切，从一般的玩伴上升到知己和学友。文运昌借了不少的时论新书给毛泽东看，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毛泽东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有提及：“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几十年过去，当表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表哥的心里，也不免开始滋生出一种别样的情绪。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运昌就写信给毛泽东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开列了14个人的名单，要求帮忙照顾安排工作，或者保送升学。14个人全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
对于文运昌提出的请求，毛泽东知道后，立刻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给出了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不仅如此，对于有恩于自己的表兄本人，毛泽东也没有为他另开一扇后门。毛泽东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文南松的家书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拒绝文运昌类似的请求。
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延安接到过文运昌的一封引荐信，毛泽东为此于11月27日写了一封颇长的回信：
“运昌吾兄：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并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的……”
不仅对文运昌一人如此，对自己的整个外祖文氏家族，毛泽东同样显得有些“忘恩负义”。1954年4月29日，在给外祖家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太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不能有任何特殊”，对待挚爱的亲人，毛泽东显得如此“无情“。“我是爱他们的”，无情的背后，他的真情却又如此不加掩饰。就像对待毛泽连，他会用皮箱装满衣物送他回乡，却不会向地方提要求对他进行特殊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