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十二年（前560年），的晋、秦‘棫林之战’（迁延之役）结束后，因为下军将栾黡的弟弟、下军大夫栾鍼会同中军佐士匄的儿子士鞅私自出兵挑战秦军，结果导致栾鍼阵亡、士鞅狼狈逃回，就此，栾黡和岳父士匄及小舅子士鞅结下仇怨。

而栾鍼阵亡后，栾黡在勃然大怒之下不顾姻亲关系，逼迫岳父士匄流放小舅子士鞅开始，栾、士（范）两家，就从亲戚变成了生死仇敌，都欲灭对方而后快；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栾黡的蛮横骄纵、强词夺理，主动挑衅士氏所造成的。

除了和岳家士氏闹翻之外，当初栾黡公开违反主帅中行偃的伐秦军令、率晋下军从棫林前线私自撤离之事，因此将下达军令的中军将中行偃、及其身后的中行氏也给得罪了（原本栾书在世之时，栾、中行两家可是死党，还策划了共同弑君行动）；栾、中行两家几代人的世交，因为栾黡的骄横霸道，就此完全破裂。

而当年使赵氏大宗覆灭的“下宫之难”，其主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就是栾书（当然，国君晋景公也是主谋之一），赵氏与栾氏本来就有着灭族之仇；如今的赵氏宗主赵武，只是看在父亲赵朔当年和栾书同在下军为同僚、彼此交情深厚的前提下，才没有和栾氏公开作对，但绝不会去主动亲近、靠拢栾氏（赵武：我最多只能保证不先动刀子）。

另外，韩氏从韩厥幼年抚养于赵衰家中开始，就与赵氏同进退、共患难；长大成人并自立门户后的韩厥，几乎把自己当做了半个赵氏的成员，韩、赵两家在晋国内部几乎可以视为一体了。

如此情形之下，继任的韩氏家主韩起（和韩无忌）自然不会冒着得罪盟友、好兄弟赵武的风险，去交好、亲近向来没有攸关利益，甚至还有些隔阂的栾氏（栾书策划灭赵氏大宗时，及栾、中行两家弑晋厉公时，都曾经拉拢利诱过韩厥，但全被韩厥给强硬地挡了回去）。

因此，自从骄纵跋扈又目光短浅的栾黡和原本为姻亲关系、可以相互扶持协助的士氏翻脸之后，晋国如今的朝堂执政六卿之中，除了栾氏自身之外（栾黡本人是下军将），就只有一个根基甚浅的魏氏勉强可以称为盟友、以为自己的倚仗了（魏氏家主魏绛是下军佐，和栾黡为同僚、且交情一向不错）。而其余的四卿——中行氏（中行偃）、士氏（士匄）、赵氏（赵武）、韩氏（韩起），栾黡已经将他们统统给得罪光了（或者说疏离了）。

虽然栾氏身后还有着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坚强后盾——国君，但晋悼公虽然对栾氏很看重、也很重用（比如将新军撤编后并入下军；再比如栾黡公开顶撞了中军将中行偃、擅自从伐秦前线撤军后，要不是得到过硬的后台支持，他怎么敢这么做），一直在大力地支持和维护着栾氏；但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晋悼公又不是长生不老，总有病薨离世的那一天，不可能永远地关照着栾氏。

真到了晋悼公去世的那个时候，已经将国内的侈卿们几乎得罪光了的栾氏家族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年先氏、赵氏（大宗）、郤氏、胥氏等强盛一时的卿族最后的惨淡结局，就等着栾氏这个后来者重蹈覆辙了。

在‘迁延之役’结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周灵王十四年（前558年），一代少年雄主、诸侯之长、晋国继先君文公之后最有作为的国君——晋悼公周，因罹患疾病而不治，于晋都新田薨逝，年仅二十九岁，栾氏在国内最大的靠山就此倾倒。

晋悼公去世之后，晋太子彪继承了君位，即晋国第二十九代晋侯——晋平公；根据晋悼公生前的遗命，晋国的军政事务中，由中军将中行偃负责统领三军，中军佐士匄负责外交交往、联络诸侯盟国，上军将赵武则负责处理内政；三人齐心协力、一起辅佐太子（晋平公）治国，维护晋国的霸业不坠（不光下军将栾黡，交好栾氏的下军佐魏绛也被排除在了辅政卿士之外）。

此后，晋国与死敌楚国因为争夺中原许国的控制权，于周灵王十五年（前557年）再次爆发了激战；此战，晋平公授命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中行偃、下军将栾黡领军出征，率领晋、郑、宋、鲁、卫五国联军出兵伐许、打击北上进犯的楚国。

楚军主将、楚国大夫公子格奉楚康王之命率军援许，与晋军在湛阪（河南平顶山以北）相遇，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在遭受了‘三驾疲楚’战略消耗后，楚军的实力退减很大，因此不敌中行偃、栾黡所率领的联军，从湛阪大败而归、逃回了国内。

楚军败退后，中行偃、栾黡依旧不肯罢休，率领联军尾随其后、紧追不舍，一直追击到楚国边境上的方城（即楚长城），再将方城之外的楚国诸邑尽数攻占后，才胜利地凯旋。

而晋楚两国八十年争霸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军队正面会战，就是这场“湛阪之战”；从此以后，实力衰退明显的的楚国，再也没有能力向晋国发起过主动的军事挑战，晋国的霸业由此更加地稳固，国势也更加地强盛。

在率军取得了湛阪之战的胜利后，获胜功臣之一的栾黡于凯旋回国后不久，就于周灵王十六年(前556年）左右因病去世了，其子栾盈承继了栾氏宗主之位，并同时继承了家族的卿位，入朝堂担任了下军佐之职。

而原来的下军佐魏绛，则因此晋升一级，升任为下军将，继续和栾氏在下军中共事。栾、魏两家的交往，也更加的密切（栾魇在何时去世，史书中记载不详，但不会晚于周灵王十六年；因为栾盈在周灵王十七年就继承了卿位、出仕为下军佐了）。

在晋悼公、栾黡先后去世之后，因得罪栾氏而被迫流亡秦国的士鞅这才看到了借机回国、重建功业的希望；而之前说过的，秦景公想要在流亡的士鞅身上做更深层次的打算，这时也露出了端倪——

原来，秦景公知道士鞅和栾黡已经从姻亲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后，就决心利用士鞅对栾氏的怨恨，来挑起晋国卿士家族的内讧、火并，以此削弱晋国内部的凝聚力、打破晋国朝堂上的权力平衡，从而让秦国在可能的晋国内讧中获得东出发展的好机会。

（虽然在事后，秦国和秦景公并没能获得东出发展的机会，但晋国确实是出现了激烈的卿族内讧和乱斗，晋国的国力和霸业也因此而动摇；从这一点上来说，秦景公的提前谋划，大致上算成功了一半。）

因此，在士鞅于秦国流亡到第五个年头时（周灵王十七年、即前555年），秦景公就趁着栾黡病逝、栾氏更换宗主的机会，与士鞅的叔祖父士雃（刘轼）积极筹划、居中调解，并让士雃主动联系士匄，通知士匄告知其外孙栾盈（栾盈之母栾祁，就是士匄之女，士匄是栾盈的亲外祖父），多次地周转和求情，终于取得了栾氏（栾盈）的谅解。

之后，士鞅才得以返回了阔别了五年之久的晋国，并在父亲士匄的操作下，进入了中军担任中军大夫，协助士匄治军；这也标志着士鞅重新获得了士氏宗子的身份，以及士氏（范氏）家族的继承权。

经过了五年的艰苦流亡生涯后，原先毛毛躁躁、一腔热血的士鞅变得更成熟、更稳重、更坚毅果决，再也不是之前那个轻浮无脑、热血上头的少年人了；但不变的是士鞅对栾氏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报复惩罚栾氏的决心。即使现任栾氏宗主栾盈是自己的亲外甥，士鞅也没有‘一泯恩仇、消除旧怨’的打算，栾氏和士氏，将来一定要分出个胜负、不死不休。

以上文章部分，是提前为大家讲述、交待的，并简单描写的后续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接下来的文章还得从‘迁延之役’结束后、士鞅被迫流亡秦国的时候重新讲起；要不然，文章所涉及的历史脉络就出现了断层，整个故事也就不完整了。

回到之前、士鞅刚刚被放逐到秦国的时候——自从‘迁延之役’让晋国在诸侯面前丢了面子、伐秦之战也半途而废之后，原先晋国联盟中的某些不甘心久居晋国之下的国家，就开始心思攒动、不安分起来，想要趁机摆脱晋国的操控，恢复先君的荣光，再度成为堂堂正正的‘诸侯长’；而这个不安分的国家，就是晋国之前的第一代中原霸主——齐国。

当初，齐国在先君齐桓公在位时，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并‘尊王攘夷、存刑救卫’，因此被天子周襄王赐予了‘九锡（后来辞退了两锡）’的崇高荣誉，还授命齐桓公为‘诸侯伯（霸）主’，可以代天子号令诸侯；齐国，也是中原诸国中的第一个‘霸主’。

但齐国的霸业，随着齐桓公的年老去世而迅速中衰；非但如此，因为对君位的觊觎和争夺，齐桓公的五位嫡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在齐桓公去世前后，就各率私党、相互展开了混战，以至于年老体弱的齐桓公无人照料、活活地饿死在宫中；且齐桓公死后六十七天都没能入殓，尸虫都从窗户上爬了出来。

此后，公子无亏（齐中废公）、公子昭（齐孝公）、公子潘（齐昭公）、公子元（齐懿公）、公子商人（齐惠公）在不断的内讧中先后继位，就任齐侯；而齐国也在这连续不断的内耗斗争中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诸侯长’之位，将‘霸主’的名号让给了后起的晋国（晋献公、晋文公）。

虽然齐国的大国地位一直没有失去，国力也没衰落到如同郑国、卫国那样遭到其他强国任意欺辱的地步，齐国始终是‘晋、楚、齐、秦’四大强国之一；但曾经的‘中原霸主’称号被后起的晋国所取代的不光彩历史，一直让历任齐侯耿耿于怀，从没有放弃过卷土重来、再度恢复先君荣耀的希望、以及实际行动。

齐惠公去世后，其子齐顷公年轻气盛、壮志激昂，又野心勃勃、目中无人，想摆脱晋国控制的想法更甚于其父及诸伯（叔）父；恰好这时，晋国在‘邲之战’中遭到了楚国的痛击，虽然没有落到全军覆灭的下场，但诸侯霸主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霸业也岌岌可危。

因此，觊觎晋国霸业的齐顷公更加想要趁机挑战晋国的‘诸侯长’地位，使齐国重新成为堂堂正正、受诸侯崇敬的、名副其实大国，甚至恢复先君桓公在位时期的国威，再登‘霸主’的巅峰地位。

那么，齐顷公趁晋国霸业中衰之际，使用各种手段挑衅晋国、挖晋国墙角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呢？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