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八岁时出继伯父多尔衮为嗣子并承袭‘和硕睿亲王’、但两个月后就被革爵归宗、后来又被堂兄顺治帝加恩赐予‘多罗贝勒’爵位的多尔博，在大起大落、坎坷半生之后，去世于自己位于石大人胡同中的‘贝勒府’内，时年三十岁，还算是善终。
多尔博去世之后，因其长子鄂尔博、三子苏尔达都未能平安地养大成人，所以其唯一在世的儿子、次子苏尔发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按制度降等承袭了多尔博留下的爵位，受封为‘固山贝子’；这一年，苏尔发只有九岁（虚岁）。
苏尔发袭爵后，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内都没有任何官职，仅仅只有空头的贝子爵位，和一年俸银一千三百两、禄米一千三百斛的宗禄；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才授予从堂弟苏尔发为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比较重用他，而此时的苏尔发，都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但苏尔发的镶黄旗都统只当了两年便去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五月，康熙帝下诏给宗人府，斥责苏尔发说‘贝子苏尔发，人甚庸劣，著降为公’；于是，苏尔发不但失去了镶黄旗满洲都统的官职，爵位也从固山贝子降为了奉恩镇国公（可倒了霉、俸银和禄米都减了一小半）。
康熙四十年（1701年），苏尔发去世，年三十八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上一年的‘革职降爵’事情所打击，而造成心情郁闷、病症凝结所致。
苏尔发去世之后，其长子塞勒降等承袭了奉恩辅国公的爵位；在此之前，塞勒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八月就已经考封了三等镇国将军，这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才学的，不是那些混吃等死的‘闲散宗室、纨绔子弟’可比。
塞勒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降袭了奉恩辅国公后，又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被康熙帝授予了镶白旗满洲都统一职，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康熙帝去世前一个月，塞勒才被解除都统职位。
因为塞勒出身于宗室近支（是康熙帝从堂侄），又是实职的满洲八旗都统，所以他在康熙帝在位晚期的朝廷中枢内颇具影响力、存在感极强；因为他平日里嗜酒如命，常常带着醉意上朝、办差，所以朝野人等都称其为“醉公爷”（后来被解职估计也有这个原因在）。
在野史中，塞勒还有一段比较传奇的故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胤礽，然后公开诏告宗室王公及文武大臣，让他们“于诸皇子中举荐、推选孰可继立为太子者。”同年十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公大臣及皇子们举行大朝会，以公开议举的方式推选新太子人选（影视作品《雍正王朝》中就有这一段），身为宗室公爵的塞勒也参与其中。
就在整个宗室王公大臣集团几乎一致推举皇八子胤禩继立为新任太子的时候，头天估计又喝高了的“醉公爷”塞勒却借着酒劲离座、大声呼喊道：
“当今只有立四阿哥，天下苍生万民才能安定、享其福也。”
所谓四阿哥，也就是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而当时还不显山不露水、一直以“孤臣”姿态示人的胤禛在听到远房堂兄（塞勒比胤禛大两岁）突然喊出来的‘酒话’后，先是心中大惊，继而暗地里狂喜不已，从此就记住了这位‘醉公爷’。
虽然后来康熙帝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又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因为父子之间的隔阂和猜忌已经无法解开，康熙帝还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废黜了胤礽的储位，此后直至康熙帝去世，也没有公开明立皇太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终于得以继位，即清世宗雍正帝。
当初于康熙四十七年推举储君时，‘醉公爷’塞勒借着酒劲表现出对自己（有意无意）的拥立之心，和当天朝会之上时的“疾呼之语”，在给了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皇子的胤禛向储位冲击的强大的自信心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也为塞勒本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继位后的雍正帝对这位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私人交情的堂兄，心中的好感与欣赏那是与日俱增。
有鉴于此，雍正帝在登基之后对塞勒关怀备至，虽然曾当面诫勉他“当日汝言，几有危于朕躬；然忠鲠可嘉，嗣后慎勿多言也”这种表面训斥实则赞赏有加的话，但实际上很是念塞勒的好，不但让他从雍正初年的‘夺嫡清算’行动中全身而退、避开了滔天的风波，安度晚年，此后雍正帝更是将塞勒当年的‘拥立功劳’告诉给自己的继承人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让他将来有机会要为塞勒一家施以‘福报’，多加酬庸。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十四，奉恩辅国公塞勒在京师府邸中去世，终年五十岁。而塞勒留下的爵位，起初是他的第二子齐努浑袭爵，继任奉恩辅国公；可乾隆九年（1744年）的时候，齐努浑就去世了，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早夭，所以乾隆帝诏命塞勒第五子功宜布袭兄之爵，继任奉恩辅国公；但功宜布无福消受这突然降临的爵禄，袭爵之后才两年，便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世了，年三十三岁。
功宜布去世之后，他的第三子如松承袭了奉恩辅国公，而袭爵的这一年，如松才刚刚满九岁。九年之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十八岁的如松被乾隆帝特旨赏给了‘散秩大臣’的官位，以及‘乾清门行走’的职衔，算是有了正式的差事。
（之前如松的伯父齐努浑和父亲功宜布在袭爵时，都没有能够加授官衔和差遣职位，不过一个空筒子宗室公爵，年俸五百两、禄米五百斛而已）。
乾隆二十二年（1757），如松又署理了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以及宗人府右宗人两个要职，再加授兵部满侍郎；乾隆二十四年（1759），如松进一步署理兵部满尚书，改授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到了这个时候，身为远支宗室成员的如松在朝廷中可算是位高权重、简在帝心了。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直在中枢任职的如松被外调为绥远城将军，管理内藩蒙古事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再内调为西安将军，坐镇关中。
如松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奉恩辅国公’爵位、及与皇室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了的‘疏宗’身份，之所以如此得乾隆帝的赏识和重用，遍任朝廷内外要职、权势赫赫，除了自身的才干和努力之外，当年他祖父塞勒那酒后朝会上‘当众疾呼’的举动，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雍正帝在位时，就曾嘱咐过还是宝亲王的乾隆帝，要他日后看顾塞勒一家，给予其福报。）
本来从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下诏命如松的高祖父多尔博削爵归宗后，多尔博及其后裔就被再次归于豫亲王（多铎）一系，成为了豫亲王府的小宗。
后来，第二代豫亲王、多尔博的嫡次兄多尼先被顺治帝改王号为信亲王，后又被伯父多尔衮‘擅权谋逆’之事给牵连降爵为信郡王，所以后来封爵多罗贝勒的多尔博及其后裔，也成为了信郡王一系的小宗。
原本多尔博留下来的多罗贝勒爵位，在三代四传（苏尔发、塞勒、齐努浑、功宜布）后，按制度降为了奉恩辅国公，由玄孙如松承袭；之后，按照清朝的宗室爵位传承制度，如松所承袭的奉恩辅国公爵位将不再降爵，而是在他的后裔中‘世袭罔替’。
按照正常的情况，如松将来去世后，他的承继子孙也将世代承袭‘奉恩辅国公’爵位，一代代地传下去；但让如松意想不到的是——乾隆帝对他的青睐和重视程度那是相当地高，机缘巧合之下，只有‘奉恩辅国公’爵位、且属于信郡王小宗的如松，居然得以入继如今的‘大宗’一系，成为了新一任的‘多罗信郡王’。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当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同母弟、第一代豫亲王多铎去世之后，其王爵由第二子（嫡长子）多尼承袭；后来，多尼先被改号为‘信亲王’，再因为多尔衮的牵连而被降爵为‘多罗信郡王’。
不过，顺治帝念在多铎生前的功劳，还是没有再加罪于多尼及其家族，此后信郡王一系也得到了‘世袭罔替’的资格（在明面上没有做规定，但一直是约定俗成地由多铎的后裔来承袭信郡王）。
多尼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去世后，其次子鄂扎（鄂紥）顺利袭爵，成为了第二代‘多罗信郡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第二代信郡王鄂扎去世，可虽然他此时有五个儿子在世，但康熙帝却并没有让其中任何一个儿子按制承袭他的爵位，而是特别下旨干预了信郡王王爵的承袭人选——‘晓谕宗人府：前者信郡王鄂扎薨，查伊系承袭伊祖多罗豫通郡王多铎封爵，著以豫通郡王次妃所生之子，原任都统、已革多罗贝勒董额袭封，钦此。’
就这样，在第二代信郡王鄂扎去世后，康熙帝没让他的儿子袭爵，而是以其七叔、多铎的第七子董额（洞鄂）越次承袭了信郡王爵位，人为地改变了信郡王世系的传承（也许，康熙帝就是以这种手段来打击、削弱信郡王一系宗室的实力）。
董额，是多铎的第七子，第一代信郡王（第二代豫亲王）多尼和归宗后的多罗贝勒多尔博七弟；顺治十八年（1661年），也就是信郡王多尼去世的这一年，董额被恩封为多罗贝勒。
但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身为统兵大臣的董额在出征秦中（也就是陕西关中一带，即平定陕西王辅臣叛乱之役）时‘未能克复疆土、安抚百姓、贻误军机，殊负委托’，因此遭到康熙帝的严斥，并被革去多罗贝勒爵位，同时罢免议政大臣头衔，降为闲散宗室（也就是被一撸到底了，仅仅保留了最低等的宗室身份和基本低保待遇）。
此后的董额，就在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状态中度过了二十五年（后来还担任过正蓝旗满洲都统一职）；百无聊赖之下，董额居然还生了至少十八个儿子；原本董额认为自己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可没想到临到老时居然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侄子鄂扎去世后，皇上（康熙帝）天恩浩荡，选中了自己来承袭信郡王王爵，这可真是‘天降大喜’啊。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十七岁的董额正式袭封为第三代信郡王，乐不可支的他随后就带着家眷子女们大喇喇地搬进了东单三条胡同的‘多罗信郡王府’中，以王府的新主人自居；而正在兴头上的董额，搬家的同时却没有顾及到依旧住在王府内的几个侄孙（也就是去世了的前任信郡王、侄子鄂扎留下来的儿子们）异样的眼神和的心底的感受。
也许，在董额看来，以后这信郡王府可就是自己的了，侄孙们将来迟早要搬出去另过，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本来董额和多尼、多尔博就不同母，兄弟之间的关系一向很淡；与侄子鄂扎及侄孙们就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
可董额在得意忘形之下，高兴得未免有些太早了——他袭爵信郡王后，不过才过了三年的快活日子，就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患病去世了，年六十岁；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董额从此以后是再也享受不了了。
而董额去世之后，康熙帝又一次耍起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以董额当年‘贻误军机’之事为由，下诏‘坐前罪、免赐恤’，没有从董额的儿子们当中挑选合适者继承出缺的信郡王爵位，反而再次人为地改变了信郡王大宗的世系传承——康熙帝以第二代信郡王鄂扎的第五子、时年六岁的德昭为大宗继承人，继叔祖董额之后承袭信郡王王爵。这样，信郡王世系传承又转回了多尼——鄂扎这原本的大宗一脉。
德昭承袭爵位、成为第四代信郡王后，董额的那些儿子们也没有了继续留在王府内的理由，只能灰溜溜地带着家眷们离开居住了三年的王府，另寻居所安身；至于这群‘堂伯叔’们要到哪里去落脚，那就不是年幼的德昭所要操心和安排的了（鹊巢鸠占，这帮子亲戚早就该走了。）
德昭袭爵之后，因为年幼所以一直没有被康熙帝安排具体的差事；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继位两年后，才授予二十五岁的信郡王德昭为宗人府左宗正，在爵位之外有了实际差事。
雍正四年（1726年），德昭又被授予了正白旗满洲都统的官职。雍正五年（1727年）再改授为宗人府右宗正，并管理上三旗诸旗务事；雍正十年（1732年），德昭卸任宗人府右宗正。
德昭成年后所担任的几个官职，虽然不是什么紧要、机密的职位，但身份总是中枢近臣，很得皇帝的信任，这在当时的宗室王公之中，算是比较受重用、得欣赏的‘帝之能臣’了。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一辈子平平淡淡、无功无过，循规蹈矩实心办差的信郡王德昭去世，年六十三岁；而随着德昭的去世，‘多罗信郡王’的爵位又一次‘出缺’了。
也就是这一次的‘大宗王爵’出缺，让一辈子兢兢业业办差、根本没想过能在‘奉恩辅国公’的爵位上更进一步的现任西安将军如松，突然之间接到了乾隆帝从高高的皇帝宝座上丢给自己的‘豪华大馅饼’，入继大宗、成功袭爵为第五代‘多罗信郡王’。
而在这之间的详细故事，下一篇文章中继续为大家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