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初中毕业，既没高中可上，也没工作可做，挂在学校“待分配”。1970年初，老师奉命传达:六九届上山下乡“一片红”——我们这届学生全都到农村去。 该过的程序过完，到准备行装的时候了。书自然是要带的。除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我还带了当时报纸上号召学习的《反杜林论》等六本书。其实号召的对象并非我等乳臭未干之小儿，只是书店里只卖这类书。又从家中仅存的书中带了几本，有《叶尔绍夫兄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克雷洛夫寓言》等。各种书加起来，居然装了一纸箱。 1970年4月2日，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震耳的人声中，又一列知青专车驶离上海。几天后，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甘南县一个叫做“后长发”的屯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节假日。晚上，凑在自制的小煤油灯下，趴在炕上看一会儿书，一时竟成了我和另两个同学的习惯。有时早上起来，会发现对方的鼻孔被熏黑了，相视一笑。 我对上面号召学习的六本书感到新鲜，挑了其中最薄的一本《国家与革命》先看起来。哎呀真难理解，周围也没人可请教，我看得很慢，积攒了一些问题后，我曾写信向《人民日报》社的编辑求教。结果可想而知，人家没理我。后来我想:大概我的问题太幼稚，人家不屑跟我说。知难而退，我转而去读家中带来的文艺书了。 这些文艺书是我压箱底的至宝，秘不示人。一怕被人知道影响不好，二怕被同学看到后要借阅，传来传去把它们弄脏弄坏(至今我还没改掉不轻易借书给人的毛病)。有时我会在心里想着它们，用思想抚摸一遍它们的封面；有时借整理箱子的机会，趁旁边没人，把它们捧在手里，翻一翻，过过瘾。 下乡不久，大队领导让我担任民兵副连长。我不喜欢“行伍”，还好，空挂一“衔”而已。不过也因此结识了一位县武装部的参谋，从他那里我借到了《红楼梦》。看完后，我把书收在书箱里，打算等有机会到县里开会时还给他。 转眼间，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临近，我回上海探亲了。 刚到生产队时，我们被临时安置在马棚旁，等我从上海回米，住处搬迁了。我的东西也由没回上海的同学和一些当地老乡帮着搬了。我最关心我的书箱，恰恰就少了它!问谁谁都说没看见。我想象着不知谁家的墙上、炕上糊着从我的书上扯下来的纸；不知何人在用我的书页卷烟；不知是谁正惬意地栽歪(方言，即半躺半靠的样子)在炕上翻看这些书，心里真是不舒服。最让我烦恼的是，《红楼梦》也丢了。我上哪儿买这书去呀，想赔也赔不出。无可奈何，只得给那位参谋写信说明情况。那时他已转业回山东枣庄。他回信气愤地指责我，大意是我谎称丢书，实则想把书据为己有。百口莫辩，我只有保持沉默。买《红楼梦》成了我的心病。待到随处都能买到《红楼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知青点。那位参谋的地址不知何时被我弄丢了，即使买了书也无法寄还他。这辈子我欠了笔书债。 有一年我回上海，借到一本《简·爱》，被深深地吸引。回到青年队(那时我们已与另一个大队的青年点合并)，每天收工后，几个好朋友就围坐在炕上，听我讲《简·爱》。那时候的记性真好，简·爱和罗彻斯特的对话我都能复述出来。一连好几天，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得到了一种满足。队里的一个男同学，在上海看了《基度山恩仇记》，回来后也给我们讲。那报恩和复仇的情节让我们由衷地叹服。 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看书已不再成为问题了。我常常想:但愿以后，永远不会再有缺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