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和赵瑛的婚姻虽是包办的，可却成了深情厚谊的体现。赵瑛是李克农革命之路上的有力支撑，她默默付出，毫无怨言。她的付出，印证了那个时期众多革命家庭的共同拼搏与坚守。在那样凶险的环境下，李克农的革命事业能够顺利发展，赵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当赵瑛的生命终止时，李克农失去的不仅是妻子，还是战友和伙伴。那么在历史的深处，有多少像赵瑛这样默默奉献的人未被。
1898 年，赵瑛在安徽芜湖降临人世，她的父亲操持着一家小照相馆。那个时候，家境算不上宽裕，而能够获取较为前沿的教育着实不是一件易事。赵瑛打小就机灵聪慧，凭借着出众的智慧，14 岁就考进了芜湖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较早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在那个封建禁锢严苛、男女地位差别巨大的时期，赵瑛的求学历程毫无疑问是一次大胆的冲破，彰显出她对新观念的渴盼以及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
1917 年，身处当时那个较为保守的社会环境下，赵瑛遵从父母的安排，和李克农成为了夫妻。结婚之后，赵瑛渐渐明白，自己承担的责任不只是做一个妻子，更是要成为李克农开展革命事业的关键支持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赵瑛的日子充满了变数与危险，她既要挑起家庭的大梁，又得时刻小心谨慎，照料好丈夫的革命事宜，保证他能在危机四伏的境况下平安无事。
1926 年，李克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让赵瑛的日子越发忙碌紧张起来。李家的住处变成了秘密开会的地方，每到深夜，万籁俱寂之时，赵瑛总会静静地守在门外放哨，以保障革命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虽说她没有加入党组织，可她的心始终和党紧紧相连，她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革命助力。当革命资金短缺的时候，赵瑛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嫁妆变卖了，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支持丈夫的事业。她的这种无私付出，变成了李克农在艰难困境中奋勇向前的动力源泉。
1931 年 4 月，中央特科的关键人物顾顺章遭捕后叛变，把上海地下党组织给出卖了。此消息在整个党内引起震动，致使上海的地下工作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好在钱壮飞及时获取了情报，且将其传达给了李克农。李克农即刻展开行动，命令陈赓与胡底等人迅速撤离。
可是时间太紧了，李克农没办法自己去告诉赵瑛，只好让亲信去她家里，让她赶紧走。赵瑛明白，敌人说不定啥时候就来了，她急忙领着两个孩子出了家门，过上了逃亡的生活。上海滩的特务全都行动起来，到处抓人，通缉令上有李克农的名字，可赵瑛根本不知道自己丈夫在哪儿。她走的每一步都特别害怕，就连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见到李克农，都成了她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事儿。
母子三人没地方可去，常常在夜里流落街头。吃的喝的都很短缺，赵瑛的心里曾特别绝望。她明白，她和孩子能不能活下去，不只是躲开追捕那么简单了。好在，命运对她还没彻底绝情。一个月后，赵瑛总算在艰难处境里碰到了李克农的朋友，也就是地下党员宫乔岩。宫乔岩了解了赵瑛的状况后，毫不迟疑地领着她们闯过一道道难关，把她们护送到了芜湖——那是赵瑛的家乡。
回到家乡，赵瑛总算能稍微放松些了。然而，她和孩子们的心境并未就此好转。她们天天盼着消息，盼着丈夫能平安回来。赵瑛老是想象着重逢的场景，眼泪早就让她看不清东西了。
李克农接到去江西的指令后，便离开了家乡。二人再没多少时间与机会碰面了。李克农在信里讲：“我会尽早回来看你们。”然而，谁都没想到，此一分别，竟长达整整六年。
六年的分别让他们彼此越发疏远。赵瑛带着孩子在芜湖过日子，挑起自己的担子，而李克农则在江西的战场上，冲锋在革命前沿。每到夜晚万籁俱寂时，赵瑛总会暗暗琢磨着丈夫的样子，心里头满是期盼和难受。一直到战争打完，这两人才总算再次相见，彼时的眼泪和欢喜，已然化作了时光的积累。
1937 年 4 月中旬的一个静谧夜晚，李家一直住在芜湖的马家巷 1 号。全家人正要歇息时，门外猛地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这份安静给打破了。自打大革命失败后，李家就开始走下坡路，欠下好多债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到这种时候，大家心里都很忐忑——来的是不是军警搜查，或者是债主上门讨债呢？
李宁是长孙女，她走到门前，缓缓打开门栓，从门缝往外瞧。瞅见一个身着黑衣、戴着墨镜的男人，手里拿着个皮包，站在那儿。李宁呆住了，心里头顿时不安起来，觉着这人可能又是来讨债或者收捐款的。
“我爸没在家。”她不由自主地说道，语气里透着几分紧张。她话还没说完，那人就猛地推开门进来了，李宁惊慌地转身朝楼上奔去。恰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嗓音从楼下响起：“爷爷，是我，我是克农。”
李宁扭头一瞧，竟是李克农！爷爷李哲卿立在楼梯口，目光越过她，直盯着下方。过了一小会儿，他的眼里泛起泪花，母亲赵瑛也匆忙赶到，两人对望，没说话，只是眼泪默默地淌着。这一瞬，他们分别太久，相互间竟生出几分生疏之感。
李克农跟家里人讲，他是从西安坐国民党的专机过来的。当下国共双方在谈合作的事，那专机在南京降落以后，他找了个空当赶到芜湖，就想着赶紧和家人碰面。然而，这见面的时间很仓促，他在家里就待了一个小时，一口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又匆忙走了。
然而，到了 12 月，日军拿下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打算撤离。李克农在这时候第二次回来，正巧路过芜湖，他便再次回家和亲人短暂相聚。这一回，李哲卿和赵瑛在饭馆里，跟李克农一起吃了一顿简便的饭。
在饭桌上，李哲卿瞧见儿子拎着个皮包，脸上显出一抹忧愁，把他悄悄拽到一边，小声说：“你现在可是个大官员了，家里日子还紧巴着呢，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使？”李克农立马犯了难，心里清楚家里的钱那是公家的，自己没权力动用。
这时候，叶剑英把自己那十几元的津贴拿给了李克农，意思是让他拿回去给家里用。一旁的赵瑛瞧见后，赶忙把钱又塞回给李克农，说道：“家里有难处，我们自己来解决。”她的话语坚定又透着暖意，让李克农心里倍感温暖。几十年来，夫妻俩相互扶持，赵瑛一直都是他最为坚实的后盾，李克农心里明白，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妻子的支持是他最强的动力。
1938 年，国内形势慢慢趋于稳定，组织安排把李克农的三个孩子送去延安。周恩来让副官龙飞虎负责护送李宁、李冶以及李力前往。赵瑛则带着公公和小儿子李伦，抵达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结束了她和李克农多年的分别。这时，虽说局势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可她的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宁。
李克农和赵瑛的相聚，就如同战争里的一抹亮色。五星红旗的飘扬代表着国家的振兴，也意味着他们这个分别许久的家庭得以团圆。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的工作愈发繁忙，身体也越来越差。赵瑛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照料着孩子们，操持着所有家务，把丈夫的所有烦恼都扛了下来。
李克农一直心怀愧疚。1950 年李伦成婚，他在婚礼上发言时，忽然声音哽咽：“我对不住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抚养长大的。”在那一瞬间，他的痛苦和感激之情同时涌现出来。
1951年，李克农前往朝鲜出任谈判代表，长达两年的艰巨任务致使他的身体越发虚弱。赵瑛一直惦念着他，清楚丈夫的身体情况已然不能轻视。李克农的眼睛视力近乎失明，可他仍然坚持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赵瑛每日都悄悄地为他备好热茶与宵夜，守护着他继续为国家奉献。
1961年，赵瑛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北京市肿瘤医院里停止了呼吸。李克农难以承受这猝不及防的噩耗，他一直铭记着妻子为这个家的付出。在送别妻子时，他给她留下四个字：“母仪典范”。他拿出一张他俩年轻时的合照，在照片背面写下：“从此咱俩永别了，回想这21年，她专心做事，勤恳劳作，照顾老小，辛苦了一辈子！特意留下这张照片，以寄哀思。”
赵瑛离世后，李克农始终坚守工作岗位，仿佛工作是他能够缓解对妻子思念之情的唯一途径。他每日依然繁忙，应对着同样繁重的国家事务，然而内心的那处空缺始终难以弥补。1962 年，李克农也因病辞世。中共中央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周恩来亲自担任主祭人，罗瑞卿在悼词中饱含深情地发言。这一对革命伉俪，在生命的尾声，到底未能再度相聚，唯有彼此的回忆以及那份浓厚的爱，恒久留存。
孙子李凯城在回忆奶奶时，总是颇多感慨：“奶奶打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全力支持爷爷的工作。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爷爷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卧底’干活，奶奶跟他一块儿在上海，默默地为革命事业使劲儿，她参与了不少秘密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瑛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机要秘书，开始在党组织中默默奉献。她的工作虽说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党内诸多重要决策的有力支撑。李凯城常常为奶奶的奉献精神所触动，尽管奶奶从未追求过任何回报和荣誉，可她的每一步都是朝着为国家、为人民的理想迈进。
建国后，赵瑛一直在安全保卫部门工作，到了1955 年，国家决定对军队进行整编，不少女性军人被动员转业，赵瑛也在其中。她果断地带头退出了现役，这就意味着她没法再拿工资，得做个家庭妇女了。不过，她下这个决心，不是为了图生活安逸，而是为了能在家庭和社会里继续发挥作用，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丈夫和家人的革命工作。
李凯城打小就在一个满是革命精神的家中成长，他深受影响，知晓了父母以及长辈们众多鲜为人知的英勇事迹。李凯城的父亲是李力，13岁的时候就跟哥哥姐姐一道参加了八路军。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李力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与责任感。而李凯城的母亲郭芃，在青少年阶段，受到地下党组织的感召，从家乡四川万县出发，徒步走向延安，并在那里接受了抗大的培训。这样的成长环境，对李凯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自幼就清楚，何为责任，何为奉献。
李凯城的家庭，革命根基深厚。李凯城老是听父亲李力说起当年在延安的事儿。那时候，李家其他人都加入了党组织，就最小的李伦没加入。李力就打趣地叫他“党外人士”，这称呼在家族里慢慢就传开来了。李伦的这个身份在李家成了个小传奇，就连毛主席跟李克农聊天时，都逗趣地问：“你们家那‘党外人士’啥情况啦？”
这番话让李克农颇为感慨，回到家后，他把李伦找来，言辞恳切地跟他讲：“你虽说还没加入党组织，可你是共产党人的孩子，日后应当努力争取加入党组织。”李伦把这句话牢记了一生，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导向。最终，李伦成为了军队里的一名高级干部。
2019 年，李凯城去看望病得很重的三叔李伦，了解到三叔临终之际，还一直说着“我要找组织，我有话要跟组织讲”。在那一瞬间，李凯城领会到了父辈们传承下来的信念和使命，这些话牢牢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化作了他这辈子的动力源泉。
李凯城在这充满革命气息的地方长大，他的每一步发展，好像都和那浓郁的革命情感紧密相连。从进入部队起，到后来加入党组织并被提拔为干部，再到多次工作岗位的变动，他一直依靠自身的努力，没有依靠任何关系，也从未向组织索要过个人利益。有人还曾跟他开玩笑说：“有关系都不用，太傻了。”然而，李凯城对此并不在乎，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自己、对家人、对革命的真挚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