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文化的迷蒙
德国在西方列强之中，崛起较晚，而失败最多。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头号战败国。她为纳粹覆灭付出的代价是一片焦土上的四国占领，和四十多年的国土分裂。所幸苏联、东欧巨变，西德趁机收编了东德。但这些年来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前些时的一个调查声称，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现在希望柏林墙依然存在。不管怎样，德国终于统一，在欧盟中的声音加强，也敢于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时与法国一起唱唱反调。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还共同表达了文化欧洲的声音。而且，据说德国（不同于日本）已相当彻底地反省了过去，走上了健全的民主之路。但是，依我所见，德意志在纳粹断层之后，还未真正找到自己“走向未来”的文化方向。
德国的政治军事的惨败与她曾经有过的灿烂文化恰成对比。她不过一个中国大省的面积，可其近现代哲学独步天下，由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夺了西方信仰的半壁江山，爱因斯坦、海森堡改变了人类的世界图景，而马克思也曾让半个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德国也造成了纳粹，而且是按照合法的民主程序操作而成的。这道文化难题至今并未有解。二战后，德国（西德）人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全部重心都是经济建设，于是浴火而飞出一只经济奇迹之凤。她的政经基本模式是趋向美国的（当然有不少区别），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好像也正安然走在这条全球化的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道路上。但是，德国文化的创造活力却并未在其中得其所哉。图宾根人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追仿美国，结果在城边山上建了一批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效果很差，早已停建。我每次出来散步，都尽量不往那边看，以免煞风景。法国人倒是机灵些，巴黎城的视野内绝无这类暴发户式的建筑，只在北边过了河的远处建一个比纽约还“摩登”的高层建筑小区，让要过瘾者去过就算了。
所以，目前德国文化确是多元的，但似乎却是一种缺少内在联系和源头的无奈的多元。当然，这比糟糕的一元化要强得多，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而且是很重要的东西。宗教当然是一个能让德国人超越两次大战而寻求精神慰藉的去处，所以德国国家电视台和州台经常转播教堂内的活动。最近圣诞节将至，更是弦歌讲颂不绝。另外就是怀旧，电视台常播大型的文艺演出，唱老歌、奏名曲，老演员，老观众，还请出过去的名人来讲点什么。我们觉得它亲切（这种演出在中国大陆不少，但在美国少见），但也反映出问题。教堂和怀旧活动的参与者大都是老人或年纪偏大的中年人，明显地缺少时代活力。据一些调查，德国的信教者、尤其是年轻的信徒要比美国少得多，在欧盟也属最低一类的，而离婚率、同居率、单身汉、单亲家庭却越来越多。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出了问题，正在被迫进行那不受欢迎的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
纳粹的阴云也没有完全过去。同情纳粹的“光头党”借机闹事，右翼政党得票率上升，虽然它们在目前不成什么大气候，但确在“潜伏爪牙忍受”。前些时候，德国上映了一部表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最后十二天的电影《毁灭》，引起不少争论。批评家置疑：是否应该表现希特勒的人性的一面？编剧者则反诘道：说希特勒不是人而是恶魔，才是对受害人的侮辱，因为一个疯魔是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西方个体意识化的人性观在希特勒这里遭遇了两难。而且，此事还反映出，“让希特勒进入历史”的努力还未成功，大家都还做不到心平气和。当然，还可以问的是：到底有没有让人完全心平气和地观看的历史？
德国最有新意的政治与文化现象是绿党代表的潮流。到目前为止，绿党正式进入政坛的情况好像只在德国出现。现任内阁中就有绿党的部长，因为此内阁由社民党与绿党联合组成，当然以前者为主。绿党主张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保护地方特色、发挥民间社团的功能，反对一味市场化、全球化。它全力推动干净能源（太阳能、风能等），抵制恶化自然环境的致富之路。所以，在德国，要想占地建工厂或搞任何“发展项目”，必须过许多关口，当地百姓不答应也是绝对不行的。州电视台放过一个名为《黑森林》的片子，就演一对住在黑森林的夫妇一年四季的生活，黑土地上的农牧养殖，鸡鸣狗叫，收蜂蜜、烤面包，男木刻、女编织，简直就是现代的森林牧歌，是绿色意识中幸福生活的完美体现。
我在图宾根结识了一对同情绿党的夫妇，人非常好，既爱助人又心胸开放，会世界语，对东方充满兴趣。他们送我两本书：《因素四：加倍富裕－减半自然消耗》（乌尔里希与洛文斯夫妇著，Knaur，1995年）和《生态资本主义：21世纪的工业革命，与自然协调的富裕》（豪肯与洛文斯夫妇合著，Riemann，2000年）。它们的基本观点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已经让人类能够实现一次工业革命或生存方式的革命，只要我们转变价值观念与经济管理方式。这次革命的效果是：人类的富裕程度加倍，而自然消耗减半，因而对于人类是四倍的收益。我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否成立，问题在于，那让现有技术运作的体制与思路能允许“生态资本主义”的成功吗？民主制会允许它吗？绿党本身的命运也在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在德国，绿党的得票率也难以超过百分之五，就是一时上去一点，一旦经济恶化，还是会跌下来。但无论如何，绿党给这个前途阴暗的世界（想想电影《明天》的图景）带来几线新的可能，而且它在德国政治中的突破也有着文化的根源。比如，它与上述“荷尔德林的再现”所体现出的所谓“寻求原本的有机整体性的浪漫思潮”就有着隐蔽的联系。读一下荷尔德林那些歌颂乡土和大自然的诗歌，乃至海德格尔后期的带有生态哲学含义的文章与诗篇，就会明白这层关系了。“自然的光辉是更高的显象。”
不仅政治生活是这样，哲学界也是“有气而无力”。近几十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有世界影响的新思潮与新哲学家，与法国当代哲学的群星灿烂形成尴尬的对比。学院派的治学方式统治着学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那种原创力再难寻觅。我在维尔兹堡大学“发现”了一位很有创新力的现象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 Rombach）。他是海德格尔与缪勒的学生，曾参与创立了德国的现象学会。后来提出了“结构存在论”的新现象学思想，而且对东方哲理如日本禅学与老庄思想都有借鉴。但这种思想不为德国的现象学界所欣赏，因而默默无闻。他今年年初在孤独中去世，其教席由一位与他毫无关系的中年现象学家接任。据说他的思想在日本与韩国已有些影响。
04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我在德国开了一门“全球化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课。之所以讲它，是由于这样一个考虑，即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全力现代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化，“乐不思蜀”，忘了或故意忘了自己文化已处于衰亡的重大危机之中。而知识分子的主流，或左或右，皆受制于一个在19世纪后期酝酿、新文化运动中成形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框架。所以，如果不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本性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历史遭遇入手，此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对于中国人的含义就绝难说清。这门课就旨在做这样一个思想和历史的文化意义的梳理。所以，我一开始就讨论“文化”的含义，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与犹太教－基督教为两大来源――所独有的普遍化与全球化的冲动。这样看来，全球化虽然到今日才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它的根子却在西方的古代文化之中。在历史方面，我的讲述始于明末清初利马窦等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的遭遇，但重点是放在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过程，分析南京条约、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五四、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的文化含义（与现有历史书的看法多有不同），以及中国的文化现状、应对文化危机的主张等。在这样讨论中，我对于西方文化自然多有批评，因为我根本不认为这个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幸福和存在的可能，反倒造成了对所有非西方文化和全人类生存的越来越紧迫的威胁，尽管它有其他文化没有的把握形式的能力，因而具有更强的战斗性、进取性（或侵略性）和科技性。
我的学生们是德国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他们对我所讲有一些遥远的兴趣，每次讲完课，他们大多会敲敲桌子（德国人在不少场合用敲桌子代替鼓掌），有时也能提出有趣的问题。比如，当我说由于中西信仰方式（这与双方的语言及思维方式有关）的不同，在西方有过长期的宗教战争，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一位学生提出问题：黄巾（信仰太平道教）起义与官府（信仰儒教）的镇压算不算宗教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与儒教之争）又算不算宗教战争？这都是要费些心思与口舌才能回答的问题。在我讲另一个看法，即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而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时，一名学生置疑道：那儒家的主张不是也想让所有的人相信和追随吗？说“人之初，性本善”、“天不变，道亦不变”不也是有普遍性诉求的主张吗？我只能回答：从形式上看这些也是全称语句，但深究它们在每个人和每个朝代那里的体现，或其意义的具体实现，就可看出它们的非普遍化特性。比如：性善首先体现为亲子之间的孝慈关系，而亲子关系则是特殊的、活生生的，不可能被完全普遍化，所以才有孔子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13.18）的说法，它在西方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主流形态中是不可设想的。而且，汉朝以后“天不变”的讲法，是以西周的“天命靡〔不〕常”及《周易》的变易天道观为基础的。这种回答能否使他们满意，甚至是否能让他们理解，我就不清楚了。
说到德国学生与我所讲的问题的“遥远”，除了知识上与实际经历上的隔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们很难设想会有一个不要自己的传统主流文化的民族，而且这个文化还是那么著名、曾那么令西方人羡慕。在德国，可能还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国家中，自家的传统文化从来都得到精心的保护，从传统的信仰、文字、经典到传统的建筑、风俗与工艺。他们怎么能够设想，在德国会没有了基督教，没有了牧师、神父、星期日的礼拜（德国的星期日禁止一切正式的商业活动，因为这一天是主规定的休止利益活动而思慕传统的日子）、众宗教节日、宗教的和民族的服装、读经班和神学院？纳粹时代都没有禁止它们，现代化也没有完全冲毁它们。所以，要让他们明白在中国这类事情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很不容易。中国儒教或活的儒家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儒士阶层；基本上没有了官方认可的传统节日（就一个春节还被禁“哑”了），汉族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唐装一点也不“唐”）；没有了真实意义上的春秋祭孔、冬至祭天；大学里没有儒学院，社会上难见读经班；刚要推动儿童读经，就有新文化的卫道士出来反对；“非典”时老百姓在门上插菖蒲，还要被当作“封建迷信”；等等。现在只有一种迷信，就是迷信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迷信权力，因为科技之所以被崇拜，就在于它们是第一等力量。总之，礼崩乐坏，良风美俗无存。这在有过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中，恐怕算是独一份了，因而耻为人道，难叫人懂。
中国现在无儒士阶层，但并非全无儒者，蒋庆先生应算一位。所以，我在图宾根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介绍蒋庆的政治儒学的英文论文，主要阐述了他对于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和西方民主制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与设想。论文读完了之后，马上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图宾根大学教授出来指责：他对自己设计的“通儒院”和“国体院”的合法性，有何超出个人主张的切实论证？这种儒家政治，有何实现途径？它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有任何让人关注的影响吗？但另一位特利尔大学教授则认为此政治儒学是值得关注之文化动向，表明中国思想有一“辩证发展”，从传统，到新文化运动之否定，到今天又试图重续传统。还说大陆比之台湾，更不轻从西方。在场的除我之外，皆西欧学者，其大致反应可形容为：“听之惊愕，旋示兴趣，群起置疑。”我只能尽我所能解答，学识所限，或不能阐发蒋庆先生之奥旨，但亦切感在此要害问题上文化鸿沟之深，似不是几篇论文和几次讨论就可以填充而跨越的。海德格尔或罗姆巴赫来参加会议，情况可能会有改观，但这也只是遐想，天意存仁还是不存仁，谁又能尽知呢？
甲申孟冬二十日（西元2004.12.1）
草就于德国维尔兹堡
标题为编者后加，摘自《德国文化感受》，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2期
乾元国学教室近期新班预告
乾元佛学高级研修班
乾元西学教室16期
乾元西学三、四年级班
乾元国学教室44期
乾元周易高级研修班14期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乾元国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