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朱德庸先生被四个镜头包围，分别对准他的全景、中景、特写和侧面。环伺的还有一个面光灯、两个侧灯、两个顶灯。他一会看摄像头，一会看主持人，脑袋很忙，手心全是汗。

朱德庸留长发几十年，大半已经花白。前面刘海斜挂在额角，另一边梳向耳后，像头上炸开一朵灰白的花。花瓣尖端搭在耳廓，偶尔掉落，他用手一捋，嘴上不停。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情绪、感觉和未知。”朱德庸向主持人讲述自己2024年出版的漫画新作《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嘴里吞吐着已经熟稔的语汇。来大陆十多天，行程被媒体采访、公开活动填满，类似的问题已经重复数十遍。

他偶尔走神，眼睛瞥向对面的白墙。天花板下挂着一只圆滚滚的恐龙肚子，头从另一面墙穿出，注视着正在讲话的他。这取材自这个空间的主理人的孩子的画作，让四周皆白的空间有了一丝童真和轻盈。

《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图：受访者提供）

朱德庸总说自己社恐，但在台上又总是滔滔不绝。据全程陪同宣传的出版社工作人员丁辉观察，朱德庸讲个不停的时候，表明他的体力正逼近极限。

朱德庸曾总结出对抗社恐的方法论：告诉自己，那些人都不是人。在参加宣发活动前连续听几个小时的音乐，一种音乐让自己兴奋，多分泌一些多巴胺增強对抗外界的勇气；另一种音乐将他带入另一个幻想世界，告诉自己只是去一个不喜欢的世界一会儿，很快可以回来。

这些办法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无效时，他在活动现场戴上耳机或在脑中循环刚才的音乐，旁人说话，他点头好像听到，其实只听到音乐。

遇到启动宣传、接受采访，朱德庸要花巨大的精力抚平内心的紧张。有时，这些紧张会显化到身边，给他带来一些小麻烦（也可能是小欢喜）。

这次临行前，飞机因故障排查未能准时起飞。他坐在机舱，看检查人员走来走去，心里高兴：飞机坏了不能飞了，我不必去宣传了！可最后还是修好了。他一面和别的乘客微笑接受乘务的道歉，一面为成功出行遗憾：你们干嘛要修好呀！

“他其实很早就说过，让作品说话就好了。”朱德庸的太太冯曼伦说，“他真的很天真，但是（宣传）确实会干涉到他整个生活的节奏。”

2023年10月，朱德庸到苏州做一场活动。原定7月举行，临行前他眼睛肿了，延到8月底。又遇到肌腱炎发作，推到10月。好不容易到了日子，出发前眼睛又开始发炎，右耳暂时失聪，腰椎间盘也突出，不能坐不能躺。他困惑：怎么每次要出门就出问题。

“每个人身体都有两个我，一个识大体，一个忠于自己。我怕跟很多人接触，很怕跟人说话，那是真实的我在抗拒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我对身体讲，随你怎么搞，除非世界末日，我一定去。过几天竟然全好了。所以今天识大体的我站在这里，不会讲到一半跑掉。”他把这个故事放在了活动演讲的开头，亲历的痛苦在讲述时被视作幽默，换来现场一片掌声。

2011年，朱德庸接受采访时表示，除非有必要，未来会越来越少露面，越来越少接受采访。这些年，他恪守诺言，安然隐居。

这次出行，果然很多人不认识他。有人以为他是个胖子，有人以为他是个秃子，有人以为他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在杭州的见面会上，一位小朋友拿着书请他签名，连着问了三次：你是正版的朱德庸吗？

不仅如此，原本好不容易习惯的环境也大变样：视频席卷各个平台，直播无处不在。他不仅需要唤起记忆中不愉快的、必须面对的众人注视的目光，还要学习面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镜头、四面八方的灯光，以及屏幕上飞速堆叠的留言、鲜花和游艇。

只要采访，大多要求拍视频。媒体都知道他爱散步，让他在户外走来走去，团队希望拍到一些表情和动作，提出种种要求。

于是，他不仅要学习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还要忍受路人的侧目和好奇的眼光。每一步都是煎熬。他面上强作镇定，心中懊恼不已：以前我应该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蹲厕所里！

所以，当我在酒店房间见到朱德庸时，不难理解他神色的轻松和欢喜。他怀念以前的采访方式，只需在酒店守株待兔。记者来了他就从卧室晃几步出来，边喝饮料，边吃点心，边胡扯一番。采访一结束，又像一朵云悠哉地飘回卧室，既轻松又舒服。

新书发布会前，读者在书店选购朱德庸的漫画作品（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2024年11月，朱德庸和家人花了17天辗转北京、上海、杭州，终于挨到了最后一场见面会。新书动机、缘起、成书过程几近倒背如流。他决定叛逆，跟主持人商量好，仅问有限的问题，将对谈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余下一个半小时交给读者。他指望天南地北的新旧相识者趁着久别重逢或初见乍欢的喜悦，迸出问题，敲碎以往框架，给他一些冲击。

一位中年男性站起来，详述了自己与朱先生的渊源，几乎要从《双响炮》谈起。主持人在他回忆朱德庸作画的第二十年时忍不住打断，此时他已真情流露快5分钟，现场没那么多时间给他度分如年。

他终于问出潜藏在绵绵情意下的问题，犹如荆轲翻毕上呈秦王的卷轴：“热狗抄袭事件，您在回应一次后就保持沉默，现在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朱德庸一愣，这问题确实如他所愿跳出了框架，却没想到直接跳到化粪池。这桩无头公案是这些年唯一困扰他的公众事件。他向读者解释：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2023年，歌手热狗发布歌曲《楼下的房客》，被指抄袭朱德庸的作品《跳楼》。热狗发布微博道歉，称与朱德庸正洽谈授权事宜。朱德庸接受采访时回复：他接受对方的道歉，但“热狗”提到的“授权”，他认为对方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生米煮成熟饭”，因此拒绝授权。热狗又写了一首《楼上的房东》，被认为是对朱德庸的回击。朱德庸未再回复。

在回程的车上，他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语气严肃，声调都高了几分，是这些天罕见的激动。讲到最后，他止不住怒火：“我一世清白，怎么名字就跟这种事摆在一起！”

2024年11月16日，朱德庸（右二）和编剧顾小白（右一）、艺术家向京（左二）、脱口秀演员胡淡淡共同出席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发布会（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我们跟着落日回到朱德庸在西溪湿地的工作室。太太冯曼伦一下午都忙着准备第二天的直播活动，一边忙着安排，一边等朱德庸回家。

工作室是一栋三层洋房。2007年，朱德庸参加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受邀在西溪设立工作室。与他一同受邀的还有作家余华、麦家，国画家吴山明，音乐家徐沛东……他们陆续入住，在西溪比邻而居。

这栋工作室里，朱德庸无处不在。墙上、楼梯上、书架上、地上都摆着他的单幅画作，来自《双响炮》《涩女郎》《大家都有病》《绝对小孩》等多部作品。绕场一周，画作半生。

《大家都有病》（图：受访者提供）

一楼二楼的墙体全换成了落地窗，整栋楼因此格外通透。一排沙发朝着窗外。时值初冬，望出去是尚未落尽的黄叶，几只水鸟在溪上驻足，与走到露台的人对视。朱德庸特意置了一条小道，伸向水边。闲暇时，他会坐在小道尽头钓鱼。

窗户是朱德庸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符号。幼儿园时，老师必须把朱德庸的座位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窗外，他就会哭闹不休。四岁到六岁，他对着窗外度过了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他认为，窗内是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窗外有人走过，有云和树的光影飘过。世界就在窗户外。

长大后，他依然无法接受人生里的规矩，小学不会读课本，做不了功课，中学被好几个学校踢来踢去，大学是靠自己“闭门造车”几个月奇迹般考上。退伍后有了份好工作，他偏偏去做没人敢做的专职漫画家。身子在屋内，眼睛在旅行。白色的画纸是另一扇窗户，里面的世界没有尽头。

工作室装修之初，朱德庸希望有一个欧式的黑色铁炉，等装好来看，才发现一楼摆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中间挖开，放着煤炭。上方摆好铁架，可以煮茶、烤红薯。石头来自武夷山，重达5吨，走水路运达，靠着一根根铺在地上的铁棍滚进屋。这块大石头取暖需要一段时间，不如科技暖炉快捷，但朱德庸很喜欢，慢慢生火比一按按钮就升温要有趣得多。“生活应该慢下来。”他说。

暖炉旁是一张三米长的木桌，他的大幅作品可在上面完成。

新冠疫情前，朱家每年三四月会来西溪小住，正好春暖花开。早上起床吃碗麦片，喝杯咖啡，朱德庸拿把剪刀出门，门口的桃花、远一些的野蔷薇、拐角处的柳枝……统统剪下。冯曼伦跟在后面，等他剪完一起散步，把收获插进家里的玻璃罐。

“他常常提醒很多人，要在细小的地方找到生活里的美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些角落，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保持自己的节奏，维持创造，维持生活。”冯曼伦说。

二楼是起居室，同样有通透的落地窗和一览无遗的空旷。显眼处放着一匹两米高的白马，身上各处是由黑色钢笔线条勾勒的工笔。一面是朱德庸式的浮世绘：神仙驾着云朵张望，马戏团的演员在喷火，一对夫妇打着伞飞到天上，三个小孩骑着恐龙走进人群……另一面的马头处，一位女性长发低垂，汗珠从发端顺脖子流下，越来越大，每一滴里都映照着世界的某个角落。马肚子上，另一位女性头发炸成Y字形，手里握着一个多头烛台，台上坐着小人，瞪着双眼左顾右盼。

201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朱德庸的《我哪儿也不会去——画禅马》被以80万元拍走。他很喜欢这个作品，留下一匹放在这里。

作品在荷兰著名品牌雕塑类产品“horse lamp”(马头灯)仿品的基础上画成。冯曼伦回忆，两匹白马原本摆在朱德庸杭州的白马湖老宅工作室。有一天，他看着白马，突然说：“这两匹马都是仿品，我要在这个假得不能再假的赝品上画真迹，我要做一个讽刺这个时代的行为艺术！”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非常有想象力的人。”冯曼伦说，“他很浪漫，也许我真正地、很认真地喜欢他，正是因为这种浪漫。”

朱德庸工作室内的《我哪儿也不会去——画禅马》（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相识之初，冯曼伦是台湾一家报社的副刊创版主编，时常向知名作家、漫画家约稿。冯曼伦回忆，朱德庸刚出道时，报界看到他的笔触和想法很惊讶，以为那是翻译作品。经调查发现是年轻的中国人，更惊为天人。

“他超出别人的不只是观点和感觉，更超出别人的是作画的独特线条。”冯曼伦说，“当时台湾的职业作家非常少。只有老一辈的高阳是历史小说家，琼瑶是言情小说家，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做职业漫画家。”

冯曼伦认为，朱德庸是一个观点型的漫画家。“他的画作不但有风格、有内容、有人性，在阅读上还具有世界共通性。”他能从自己的记忆观察世界、感觉情绪，记录人们的荒谬生活，而这些视角又成为他的观点，再以幽默的态度强调“真实是什么”。

初写微博时，朱德庸曾与网友讨论城市的拆迁和翻新。他没有像哲学家或文史学者一样呼吁“不要再拆了，不要再建了”，而是讲述自己对城市的记忆，他说：你必须靠触摸、靠记忆，城市才真正存在，城市人才能活得更好。讲完后得到很多网友的回应。“他（的叙述是）用感性的情绪和记忆讲述一个道理，引发大家共鸣。他一直在努力传达，试着让大家感受。也许，这就是一个有强大个人风格的漫画家的惊人感染力。”冯曼伦说。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朱德庸带来了画作《漏电篇》，身为资深编辑的冯曼伦被其中的冷幽默所惊艳。这本书一直未出版，但是另一家报社的主编和她都认为“超越漫画家的国际水准至少十年”。也正因此，她深深相信朱德庸在作画上的才华。

《漏电篇》（图：受访者提供）

婚后，朱德庸在家专职画漫画，几次想撒手不干，甚至一度打算转行开飞机。冯曼伦对他说：“（开飞机）这件事很多人都可以做。但是如果有人能做职业漫画家，我认为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可以。”朱德庸听了，重新拿起画笔。

在朱德庸从报社辞职后，冯曼伦也辞职，参与了朱德庸的作品出版、后勤等一系列工作。她多年贯彻的宗旨是“全部顺着他”，尽可能安排好除创作、出版外的一切事宜。“看起来好像是我在保护他，其实是我们一起保护一个自由意志，让创作者的自由意志能够传达给读者，他的情绪、他的感觉、他的观察、他的观点、他的幽默，都可以传达给读者。”冯曼伦说，“要求他有任何复制的感觉时，他压力很大。如果你问我他作画多年自由意志有没有受到干涉，我想只有偶然的干涉。”

在自己的作品上，朱德庸有着艺术家和手艺人般的偏执。出版他一定要自己上手，精细到每一页、每一个字。他有自己的出版团队，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几乎耗了他一年——用以编辑内容、调整版式、选择纸张和不断地校对复核。他在微博贴出2024年年末总结，1月到10月都是“筹备新书”，11月、12月则是“新书宣发”。

有几年朱德庸每天超时间作画，儿子问：“为什么爸爸现在画画时脸上都没有笑容了？”冯曼伦意识到朱德庸压力过大，告诉他：如果你不停下来，我就跟你离婚。“再这样他会被毁掉，这个人不能毁掉的，毁掉一点都太可惜了。”

她拉着朱德庸去散步，去圆山大饭店看飞机，去台北老区怀旧，告诉他：“我们最重要的是生活。”这么过了好几年，朱德庸对记者说：“我不是为了创作而活着，而是因为生活才有了创作。”他画画时脸上重新出现笑容。

“让一个这么有天分的人说这句话很不容易，创作的人很容易被生活吃掉，旺盛的创作力涌来挡也挡不住。我们两个多年来都在努力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最后发现唯一挡住（对生活的侵蚀）的办法就是——我不要做。”冯曼伦说。

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时，两人聊到疫情后的世界，朱德庸说：“世界被迫停顿，人类会省思，之后就慢下来，因为已经面临生死了，这是一个重新面对自己的契机。”疫情结束后，二人发现世界比从前更快，大家的情绪也没有更好。朱德庸将疫情中感知到的情绪以日记的形式记录，集结成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

出版前，冯曼伦问他：“你觉得现在真的跟你（在疫情开始时）说的一样吗？”朱德庸说：“我错了。”

“虽然我偶尔会拿这件事嘲笑他，但其实我很开心：他不是一个真正悲观的人。他内心里面还是相信美好，哪怕他知道人类越来越糟糕，但他也会去相信，而且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我表达。这种热情就是最大的乐观，也是一种希望。这很浪漫。”

朱德庸在杭州西溪湿地工作室内绘制拍卖作品《我哪儿也不会去——画禅马》（图：受访者提供）

“你知道吗，我头上有一根天线。”朱德庸用手在头上画了一圈，分享自己的创作秘诀。“它接收四面八方的讯息，我处理好画出来。”

散步时，他的天线会打开。这被他视为缓慢、真实地接触世界的过程，他用几十年的画作证明着这件事。眼角的余光掠过路人，就能记住他的面孔和姿势，感受到他的情绪和状态。他喜欢走在城市的街道，那样能观察到更多的人。“他需要人群，但他只做一个旁观者。”冯曼伦总结。

二十几年前，朱德庸画了至今唯一一张自画像（图：受访者提供）

一家人散步时，很多问题可以更轻松地讨论，而不像在家里那么严肃集中。身子在移动，脚步在丈量世界，脑子也在丈量想法。二人的想法交错，踏出前行的节奏，在这样的节奏里，有些事好像很大，但可以重复、自然、轻松地讨论，能够表达真正的想法。

听起来有些玄，但朱德庸讲得如他30年吃同一家面店一样自然。考虑到他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泛自闭症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但相较于其他泛自闭症障碍，仍相对保有语言及认知发展），这件事变得正常许多。

朱德庸有过一个灰暗的童年。他不会跟同学打交道，害怕公众场合，考试很难考好。离开台北到别的地方参加活动，他要提前一个月做心理准备，越临近越焦虑，出门第一天就想回家。他回忆从前，认为那时自己很笨，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因为跟周围所有事情都格格不入。

画画是他唯一的排解方式，画里都是他的想象：一个人从旁边走了过去，他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个穿高跟鞋的漂亮阿姨，不小心摔了一跤会怎样？画下来。被老师批评了不开心，画下来。跟虫子、鸟一起玩，画下来……画笔是他童年为数不多的亮色，延展了他的情绪和想象，画纸则供他信马由缰。2007年，他开始画《绝对小孩》系列画册，用几个小孩的故事回望童年。

小学三四年级的朱德庸（前排左一）（图：受访者提供）

朱德庸的天真跟着画笔一起保留至今，填满生活的细微处。台北的家阳台旁有棵小树，长了十几年终于有了些顶天立地的轮廓。下午4点多，太阳开始西垂，树上停满归家的鸟，叽叽喳喳直到黄昏。但这棵树未能扛过盛夏从太平洋吹来的台风，年年来筑巢的鸟也因此四散。

等枯瘦的枝丫终于吐出新绿，才开始迎来新的客人。之前来过一只螳螂，在窗外盯着他。他带回家，花了很多时间抓虫子喂养，最后决定放生。螳螂在树上跳来跳去，盯着他好几天。

2024年秋天是斑鸠一家。几只蛋孵开，小斑鸠叽叽喳喳。又是一个台风天，他一整晚撑着那棵树。白天斑鸠妈妈对他打招呼，他的天线收到信号，在微博敲下与斑鸠一家的相遇相知。故事里，他手里多了块玻璃钻石，不仅如此，在日夜相处中，斑鸠妈妈每天外出捕食，回来一定给他带上一颗珠子，以感谢他的收留和照拂。

“那都是假的，是我生活里的童话。你不觉得生活需要一些童话吗？”朱德庸说，“我一直很相信童话世界，很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隐隐约约在某处，藏着一些很神秘的事情，能够温暖我们的心。”

朱德庸喜欢动物，初中时，他捡过一只受伤的老鹰幼鸟，照料至康复。老鹰每天抓在他肩上，他抖一抖，它从客厅一头飞到另一头。之后是一只被三个主人抛弃的大鹦鹉，或许因此有了心理创伤，离朱德庸永远三步远，他进一步，它退一步。院里的小池子养了乌龟，最通人性，他一到院子，乌龟就像要投胎一样伸出脑袋，等待投喂。吃得急了咬到手，立刻松口。

“连让你痛都不会。动物都很通人性的，你知道吗？他都懂。”朱德庸说。

他养狗也养猫，收养的流浪猫来来去去，现在剩下20岁的阿悟和9岁的爬爬。此番出行，他最担心的就是阿悟。20岁的猫堪比百岁老人，他恨不得每天陪在它身边。出行时只能送去相熟的宠物医院，关在小笼子里等他的宣传活动结束。

出差没两天，阿悟的毛被医生剃掉，防止有皮肤病，因为它年纪太大无法舔毛自洁。医院每天传来阿悟的照片和视频，朱德庸都不敢打开。阿悟有些拉肚子，工作团队的同事不敢告诉他，怕他扔下后面所有的行程偷跑回家。

阿悟此前有过一个伴侣拐拐，患有癫痫。发作时全身痉挛，大小便失禁，身子泡在屎溺中。阿悟每次都等它发作完了，将它全身上下舔干净。

后来，拐拐因癫痫去了猫天堂，永远不会再回家。骨灰坛放在柜子上，和它的项圈摆在一起。朱德庸擦桌子碰到项圈，上面铃铛响起，上了年纪的阿悟从卧房冲出来，抬头望着声音的方向。有时，它还会跳上柜子陪着拐拐的骨灰坛。

“它不了解死亡，只觉得这只猫怎么不见了。它听到铃铛声，以为拐拐回来。这些猫教导了我对生命的思念，教我什么是纯粹的爱。这些记忆就是滋养人之为人的养分。”朱德庸说。

朱德庸与西溪创意产业园中的流浪猫（图：受访者提供）

2013年，53岁的朱德庸去治疗颈椎，意外得知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他细细研究，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轻松”——他终于了解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原因。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我只想抱一抱童年的自己。”

由于阿斯伯格，朱德庸有诸多陈规。他每天早起，连早餐带画画两小时，等太太起床，一天的创作便终结。他再吃一些，开始一天的生活。他热衷散步，有数十条私密路线，分别对应台北的春夏秋冬和阴晴雨风，那是他伸向世界的触角。他不喜欢选择，如果给他一桌满汉全席会无从下筷。他看喜剧依然很难笑，但自己的漫画却充满幽默。他仍习惯画画，从小到现在。

他习惯孤独，朋友很少，而且这些年“死一个少一个”。但是“活着的都很好。认识以后很少联络，没了反目成仇的苦恼”。

也是由于阿斯伯格，他偏执、严苛且古怪。当这些特质落在创作上，白纸供给的世界足够他驰骋，继而将这些特质成功转化为专注、细节和天马行空。

这为他带来了作品与成就，至于伴生的自卑、纠结等种种负面，则留给童年的朱德庸慢慢消化，中年的朱德庸渐渐触碰，老年的朱德庸缓缓治愈。

朱德庸受到欢迎，不仅因为他笔耕不辍——从1985年画《双响炮》出道起，他已经执笔近40年——更在于其画作的内涵与认知。“他是一个对世界悲观的人，可这不影响他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热情和希望。”冯曼伦如此描述。

《大家都有病》（图：受访者提供）

朱德庸的人物形象带着鲜明的特征和暗示意味：上班族头发稀稀疏疏，领带松松垮垮，脸上永远没精神。老板两眼聚光，戴着头套，是另一种形式的强盗。万人迷留着波浪头，红色连衣裙卷成一朵玫瑰花，立在地上仿佛总在等人采摘。工作狂短发贴着脖子，干练西装换不停，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用金钱计算一切……

在漫画中，朱德庸一边无差别地攻击每一个人，一边又无差别地安抚每一个人。他一面写：员工和老板，就像绞肉和绞肉机。一边又写：谁说梦里赚不到钱，上班族打瞌睡照样领薪水。

这些人总带着一张病态的脸、夸张的五官和悬浮的衣服，讨论生老病死，顺流而下快到终点，偏偏又转个大弯，将话题拐到云深不知处，也拐到人心幽暗里。

他远远站着，事不关己般审视，双眼一眯：你看，我就说吧。这神情就像画里的转折一样，突兀一瞬，化归平静，又回到那张儒雅、慈祥的笑脸。可但凡被击中，就像湖面扔进一块顽石，激起层层涟漪。以为时间终于抚平水面，其实石头已经扎进湖底，看不见捞不出。

《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中的漫画（图：受访者提供）

得益于他在导演系的专业积累，他的四格漫画几乎就是分镜头剧本，剧情对白都已经编好，还不乏金句。四格文案起承转合，最后一幕时有反转，带点欧·亨利或契诃夫的影子。在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和《双响炮》里，一些四格漫画以短剧场的形式影视化，备受好评。

幸好朱德庸无意做一位格言大师或是短视频爆款集大成者。他非常抗拒短视频，“看短视频，整个节奏、情绪是被它控制，这个画面停两秒，就只能看两秒。但读纸质书，一行字有的人用30秒看，有的人用1分钟。节奏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我要花多少时间获得我要的感受，我可以控制。”

“掌控自己的生活”是朱德庸重要的人生母题。很多人问他这些漫画究竟想表达什么，他的回答与他的画画一样四十年如一日：做自己。

朱德庸从什么时候开始彻底做自己呢？是在而立之年前几年。他熬过了求学、兵役，找到了工资很高（在1980年代月薪近3万新台币）又还算清闲的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创作漫画），可他依然不开心。

公司离他家打车15分钟，走路一小时，他总是步行，偶尔还会迟到或请假，总之能拖就拖。

有一天，上班又要迟到了，他走到巷口，一阵寒风吹过，他冒出一个念头：我这一辈子都在被迫，被迫生出来，被迫去上幼儿园，被迫去上小学，被迫上初中，被迫上高中，被迫考大学，被迫服兵役，等我兵役服完了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了，而我却强迫自己去上班，一上可能几十年。那一刹那我想通了，我再也不要被迫了！“那不只是一阵风，更是我灵魂的呐喊。”朱德庸说。

第二天，他向领导提出辞职。

谢谢那阵风，漫画家朱德庸出现了。

2024年11月16日，朱德庸在北京贡院二条胡同（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比较温暖治愈的、童话一样的故事，在你的笔下大多都发生在动物身上，人的身上比较少见？

朱德庸：因为动物比人纯粹。动物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生存，只要生存得到了保障，不会再多想别的。动物界当然也很残酷，但那个残酷建立在生存上。为了生存必须要吃另外一只动物，吃完之后就不会去伤害别的。

人不同，人挣了一份钱，脑袋立刻说我要挣更多。动物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都没有对地球造成任何损害，还是自然大循环里的一环。人出现之后，随着进步，把整个地球大自然都破坏了。

南方人物周刊：进步指什么？

朱德庸：当然跟科技有关。我个人觉得科技其实进步到20年前、15年前已经足够人类使用。20年前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交通工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在这上面不停翻新。我个人很反科技，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手机是我孩子淘汰的iPhone 11，车子已经开了20年。

AI不停搞花样，说可以取代人类做很多工作，让人类更悠闲，去创造艺术、享受文化。但是AI出来，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这些失业的人连生存都有问题，还有可能再从文化里得到乐趣、从艺术里得到快乐吗？现在AI已经可以写文章、画画，又说AI可以帮忙创造文化、创造艺术。那原来宣称AI解放人类去创造艺术、文化的说法不就打脸了吗？

所以（这些）都是谎言，大家只是没有往深一步想。人类其实蛮愚昧，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人类已经丧失了动物的本能：我求生存就可以，我吃饱了就行。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你每天都发微博，微博是当代科技进步的产物，为什么这个你不反对？

朱德庸：对。但身为一个人要有节制的能力。机器我都有，但不是我想画一张画，立刻就有一个科技帮我画出来。它们都是基本的工具。有什么资料我想查，我会用手机或电脑，查完之后就关掉，只拿我要的。而且我控制时间，不会过度。一天八九个小时对着电脑，在我身上绝无可能。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进步应该是什么样子？

朱德庸：进步应该是让生命更有保障，可以不受压迫地、没有生存危机地过我的日子。

所谓生命更有保障，包括生理和心理，比如说医疗事实上确实是很进步，因为人类怕死，所以就一直进步。但我们生活的环境安不安全，喝的水、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有没有毒……科技应该是往这一方面进步。

现在的科技让人受挫。手机把多少人的灵魂摧毁掉了？伤害眼睛导致黄斑病变，长时间弄手机导致颈、肩的病变，还有心理疾病的，这些都有统计。这些都不应该是科技进步的方向。

所以我不是反对科技进步，只是吃饱就好了，不要死命撑。科技一直进步，一般人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我反科技就是这个原因。任何科技的产品出现我都不理会，我认为都是阴谋。

南方人物周刊：科技的进步常与“效率”挂钩，这不是你首要考虑的部分？

朱德庸：人类以为速度就是效率，不见得，速度有时是一种消耗。不单消耗人的生理，同时消耗心理。至少我不想做受害者。

比如我不喜欢坐飞机，虽然快，但就跟养猪一样封闭，没有任何属于人的感受。高铁可以看沿途的风景，到某一站停一下，可以出去伸个懒腰。每一站的停顿本身就有一种人文气息，有一种旅客的状态。我更想选择蒸汽火车，风景更慢。

我永远相信：人的时间都一样，刻意把时间压缩到最快的速度，一定会流失掉很多细节。现在使用的工具让我们趋于瘫痪，就像是一个没有办法独自行动的人。

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曾经大家都只能温饱，吃得很简单，但是至少安全。有人发现小偷，小偷跑得比狗还快，他知道自己可耻。

当然可以说以前的人过得很辛苦，可是跟所处的大环境比对，现在我们有过得更好吗？虽然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但是本质上其实并没有过好。时代一直在往前走，人是回不去的。现在如果你能选择坐高铁，谁还要坐蒸汽火车？现在还有几辆供你选择呢？

南方人物周刊：但大势所趋，我们置身其中，怎么躲过或对抗？

朱德庸：只能做些许的反抗，没办法让时代停止。需要人类的集体大反思，才有可能让庞大的机器停止或者减缓。

能让人类集体省思或许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全面的战争，一切停止，大家经过一场浩劫，明白原来生命最重要，原来以前我们完全看不上眼的小生活是如此珍贵。那个时候人类可能吃一碗面都可以尝到面的美味。另外一个就是病毒，全球性疫情让一切停止。大家反思，我们进步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自然反扑。

那样也许疫情结束的时候，大家意识到能够出去、在没有威胁之下走一小段路都是老天给的福祉。如果人能够这样去反思，未来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没有经历全面的战争，运气很好。但是我们经过了新冠疫情，你觉得人类有反思吗？没有，这是最大的悲哀。

疫情结束之后，所有人被压得比以前还要惨，很多行业都消失，所有人都往一个荒谬的方向走。该怎么办？只能够在大时代巨轮之下，把自己抽出来，也许某一个很短的时间，赶快过一过想要的小小生活。下班回家路上挑一小段路，静静走一走，重新感受人的价值。到家安静喝一杯咖啡或一杯茶，沉静下来。在这个混乱的大时代里，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感受一下灵魂，形成对自我的认知。

2016年，朱德庸在北京一四合院中创作（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的人也会遇到你曾遇到的、改变人生的那阵风吗？

朱德庸：很难，那时候的风跟现在的风不一样了。其实风只是一个形容词，长时间强迫自己做别人认为应该做的事情，那阵风吹来，突然让人警觉——我不想再忍受了。如果那一刻没有改变，接下来就永远这样了。这是灵魂的呐喊。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可怜，有一些灵魂已经喊不出来。因为阻力变得更大了。我年轻时，年轻人攒了一点钱，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成本不高，薄利，挣了一些钱，说不定还可以扩大。

现在想要开一个小的咖啡馆，对不起，租金就把你压死了。

很多事情人们已经无法应付也无法解决，就像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很久的身体，已经完全被耗损光。也许还能够起床，但是已经不敢去奢望打网球。

年轻人碰到的状况就是这样，他们充满了情绪。情绪就是灵魂提问，你答不出来，你就有情绪。把情绪处理好，未来才有可能，否则情绪会越来越大，吞噬一切。平常看起来好好的，哪个事情一不对就崩溃了，就爆炸了。

世界很危险。人当然要反省，问题是世界已经不给机会反省了。

我这本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原来只想画给自己，出版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必须拿出来让大家重视我们不在意的情绪，一定要解决，否则就是残害自己，残害别人。

这本书开篇就是一只戴潜水帽的章鱼，它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章鱼是自然界的脱逃大师，关在任何地方，只要给它一个缝，都可以钻出来。但脱逃大师都要戴上潜水帽，可见世界有多危险。而我指的危险的世界就是人的情绪。

《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中的漫画（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表述听起来比较负面，很丧。

朱德庸：我也可以画快乐的情绪，但是我选择画比较丧的，我认为更直达心灵，而且更真实。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读者跟我讲最多的是“我治愈了”“我哭了”，真相可以让人治愈。看到真实的情绪，不管哭也好，笑也好，那都是释放，一释放就得到治愈。

南方人物周刊：书里提到“我们大家都喜欢廉价的情绪，可能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落泪的事情”，廉价的情绪指的是什么？真正值得落泪的事情是什么？

朱德庸：廉价情绪就是皮笑肉不笑。我去看一个展，会听到有人说好可爱，再问他，除了可爱就说不出来别的。现在的东西都过于商品化，所以很多人很肤浅。

我画一个漫画会去塑造人的个性，不光是他的样子，还讲他的生活，讲他的开心和痛苦。比如《涩女郎》四个主角，大家看了都知道每一个的个性是怎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是慢慢塑造出来。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想花时间，懒得画，所以只有一个形体，然后大家看完就说好漂亮或好可爱，但是他是谁，大家一无所知。

廉价的情绪，就像我们今天走在街上看到一个美女，说好漂亮，我好想娶她。但根本不了解这个人。说不定她的脸是做的，说不定她花了5个小时把全身弄好，只给你看5分钟，你就以为这是她的一切。

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短视，越来越不愿意生根好好经营，所以全部都是表面化的东西。我指的廉价情绪就是很表面化的、很官能性的东西。

真正值得落泪的是生命。

我个人认为没有轮回和来生，所以人或动物来到这个世界是很可贵的。（身边的）任何一个生命离开，我都非常重视、非常珍惜。让我珍惜现在还拥有的生命。我养了很多植物，出门前要弄一根水管，测水的流速，确保不在家时它们能得到足够的滋养。

生命的离开对我来说，代表永远失去。虽然可以保有记忆，但是记忆会消退，对人的记忆大概不会超过三代，伟人除外。对动物的记忆更短，自己这一代走了记忆就没有了。不是说生命就伟大到不能够逝去，而是每一个生命的来去都在提醒我们，在那个过程里能感知到很多事情，都是对现有生命的滋养。

所以只要珍惜生命，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珍惜。

南方人物周刊：《涩女郎》的四个角色性格特别鲜明，爱情是故事中的一个母题。到了今天，我们提到万人迷，仍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而对结婚狂我们可能跟以前的看法不太一样，你觉得这些年人对爱情的看法经历了怎样的流变？

朱德庸：我只能够说一直在变化，但是怎么变都没有变的是我当初画《涩女郎》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做你自己。

有人说万人迷才是现代女性，玩弄男人、不要男人，但只说对了一半。有人说结婚狂是旧时代的女性，只想结婚，那也是误解。当初我设定这4个女性，每一个身上都包含了其他特性，只是因为漫画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物，所以粗分成这样。

其实她们都在做自己。万人迷，就算她是一个情妇型的角色，但她在做自己，她说：“我天生就玩弄男人。”她是忠于自己的新女性。结婚狂就是要嫁人，要有一个家，要把家庭照顾得很好，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她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别人笑她无所谓。工作狂也是，她只要事业。很多男人在那边笑，说她嫁不出去、丑八怪，她也无所谓。

《涩女郎》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到现在女性有多少真正忠于自己、自己选择人生？我画《涩女郎》的时候，台湾很多人看不起做家庭主妇的女性。其实她们很伟大，是我们稳定生活的保障。但因为这种风气，一些女性被迫出来工作。当一个女的想待在家里，却被迫要出来，跟女性以前受到男人的压迫有什么不一样？

我很想画“中国女性怎么看这个时代”。大家真正要学会的是诚实思考，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只要做到，一切都进步。结果经历了这么多年好像变化不大。

《涩女郎》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这会让你失望吗？

朱德庸：让我失望的恐怕不只是《涩女郎》，全人类都让我非常失望。但是也无力改变，只能尽一点力量。我在满足自己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画出来给大家看，接受就接受，不接受那算了。

人类不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博物馆的名画，不是画的时候就想几百年后这个东西一定放在博物馆，画家只是在那个时刻自我表达、满足自己。至于以后这个东西存不存在，不重要。以后我的作品99%都不会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你不希望你的作品一直流传下去吗？

朱德庸：根本不想，太无耻了。说不定整个人类都没有了，存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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