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合并，新的华北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顺利成立，就在人选尚未选定之际，第二书记薄一波向刘少奇力荐一位革命同仁。

“那好吧，可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任命他的后果有可能极为严重，你可要负责啊！”

因为薄一波的坚持，刘少奇不得不做出妥协，可他的这句话也令薄一波铭记一生，最重要的是，刘少奇的论断真的成为了现实，而这位革命同仁便是柯庆施。

1950年7月，多位中央领导人联名向华东局发电报，对柯庆施的工作能力提出质疑，从这一点看，他此后的晋升空间必定极其有限，可事实却在意料之外。

1954年9月，柯庆施晋升上海政坛一把手。

1956年中共八大，柯庆施当选中央委员。

1958年，56岁的柯庆施成为65岁毛主席口中的“柯老”，随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1月，柯庆施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只不过，官至副国级后3个月，他就急病发作离世，讣告中，他还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在新中国史上，如此曾遭到党中央批评与质疑还会如此官运亨通的人物实属罕见，在常人看来，这必定是众望所归的结果，实际上，柯庆施能如此平步青云的秘诀便是对最高领袖的曲意逢迎以及对政坛风向的深度窥测。

正如薄一波晚年的感慨那般。

“最终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少奇同志对柯庆施的评判真的是通过长期观察得来的，是完全正确的，而我通过一时一事的评判，根本就是错误的！”

只能说，柯庆施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如今回看，他的人生并不算光彩，个中细节，一同了解一下。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1922年入党，是我党中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列宁的人。

1924年，回到上海后，他一直从事政工工作。

直到1933年，党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之际，因为惧怕敌情而中途逃脱，可他却谎称已去，这件事在后续的延安整风过程中曾做出过结论。

“柯庆施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由此可见，即便当时的柯庆施在党内政治地位不算低，可他依旧是一位“问题官员”，得到重用的概率是不大的。

1947年末，石家庄解放，他成为当地第一任市长，此后，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情景。

在很大程度上，柯庆施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极为敬业的，甚至让包括薄一波在内的诸多中央领导人产生一种错觉，他是值得重用的，只不过，这一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

1950年7月19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聂荣臻、薄一波联名向华东局发出电报，明确指出了柯庆施存在的问题。

“他在团结干部、履行职责方面是存在缺点的，希望你们可以随时对他提出建议并给予帮助！”

试想，如此提点同样是一种否认，能让几位重要的中央领导人联名批评指正，只能说，柯庆施的工作能力与态度真的让人不敢恭维。

可剧情就在此后迎来反转。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内定外交部部长后，刚从南京调任上海的柯庆施成为上海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平步青云历程就是在此后开始的。

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先前的“反冒进”论断提出批评，随后又提出“15年赶超英美”这一设想，殊不知，这恰恰给了柯庆施曲意逢迎的好机会。

面对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诸多中央领导人们都感到深深的忧虑，偏偏他选择紧紧跟风。

回到上海后，柯庆施授意张春桥起草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主席看后连连称赞，还要求《人民日报》刊登，并加上长篇按语。

可想而知，这篇报告就相当于柯庆施进入权力核心的敲门砖，也狠狠拿捏了当时毛主席的喜好，正如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公开评价的那般。

“这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工业产值占比全国五分之一，资产阶级也最集中，资本主义在那里根深蒂固，阶级斗争必定最尖锐！在这种地方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当时，毛主席还曾拿着这篇报告当众质问周总理。

“恩来同志，你是一国总理，看看，这样的文章，你能不能写出来嘛？”

“我写不出来！”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此言一出，周总理、刘少奇分别为“反冒进”承担了责任，相反，柯庆施踩着一众中央领导人的肩膀成了此次会议的“头号标兵”。

就这样，时年65岁的毛主席将只有56岁的柯庆施尊称为“柯老”，如此看重真的不多见。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再度紧跟毛主席论断，间接推动了大跃进的到来。

“我们对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要服从就要达到盲从的高度！”

5月25日，柯庆施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兼任上海市市长，党内实际地位已然超过陈毅。

那一年，他迎来了自己在党中央的全盛时代，可这恰恰是我党发展历程中莫大的悲哀。

1958年，大跃进浪潮来袭之际，柯庆施算得上是推波助澜的第一人，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几乎就是一个为“放卫星”点火的人。

6月，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会议，身为华东协作区主任的他，率先宣称华东5个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会突破1200亿斤的收成。

如此不切实际的产量通报，引来的并不是质疑，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的纷纷跟风。

8月末，北戴河会议上，1959年粮食产量的高产目标令人心痛，但凡有点农业生产工作经验的人们都知道，8000亿斤的产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可是，这颗“卫星”已经被越放越高。

除此之外，柯庆施还一手促成了“全民大办钢铁”这件事，殊不知，他主导生产的华东地区根本没有充足的煤炭、铁资源，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却让他深得毛主席青睐。

正所谓，“你但且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1959年庐山会议上，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结果，仅仅是全国一年只生产出1070万吨钢铁，在此之前，柯庆施为华东地区喊出的目标就有足足800万吨。

即便如此，毛主席并没有过多责怪他，甚至甘心为了这位“土法炼钢的干将”一再开脱。

事情到这里，柯庆施的“辉煌历程”远远没有结束，要知道，毛主席推行“成立人民公社”这个议题，依旧得到了他的大力推动，而张春桥就是在此过程得以在中央高层政治中崭露头角的。

庐山会议的开始，也可以视为柯庆施彻底走向歧途的转折点，毫不夸张地讲，“四人帮”的暗胎珠结就是他的一手制造的。

庐山会议上，伺机而动的柯庆施开始了大肆“批右”的举动，这样做最大的动力就是深度迎合毛主席。

在彭德怀的问题上，他甚至认定当年彭老总的书信就是针对总路线和毛主席所写，至于张闻天、周小舟更是被他强迫认错、做违心检讨。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有关于“三面红旗”的质疑，柯庆施的“左”倾观点渐渐在党中央高层蔓延开来，最重要的是，有了他的宣扬与支持，毛主席越发反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甚至将日常工作分歧慢慢上升为阶级斗争。

对于柯庆施而言，党中央不断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让他捞足了政治资本，很难相信，他的诸多不切实际的论断，初心都是为国为民，或许，他眼中最重要的事业就是揣度毛主席的喜好。

最重要的是，此时的他遇到了另一位跳梁小丑，两人可谓臭味相投，此人正是江青。

1963年元旦，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柯庆施将矛头指向文化界。

“写新中国成立13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当时，江青刚好要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大本营，两人一拍即合，张春桥也因此成为江青身边的得力干将，三人联手，文艺界的灾难就在眼前。

他们先是得到了毛主席对文艺界做出的“最高指示”，随后推动了华东局在上海主办了一场五省一市的话剧观摩汇演。

在毛主席看来，各种艺术形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是收效甚微的，戏剧部门的问题更大，封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

就这样，这场观摩汇演实则就是十年动荡即将来袭的标志。

直到柯庆施直接支持着江青在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出那篇震惊世人的《海瑞罢官》新评后，他成了江青在政坛异军突起最重要的后盾，正如江青本人回忆的那样。

“1962年的冬天，我来到上海，柯老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一片评论坏戏、反革命戏的文章。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没有主席的支持，没有柯老的具体支持，我们是做不出来的！”

至于张春桥，在柯庆施的一再提携下，政治地位在短短几年内一升再升，逐渐成为上海政坛的重要人物。

至于他本人，1965年初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排名第六，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64年初，柯庆施就被诊断为肺癌，1965年4月，来到成都疗养的他受到李大章等人的邀请，作为款待来到成都的朱德、贺龙两位领导人的作陪。

没成想，酒席过后，他突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于4月9日病逝。

殊不知，即便柯庆施离去了，他的曲意逢迎以及捞取政治资本的心得也已经被江青、张春桥等人学了个七七八八，如若柯庆施不死，“四人帮”一定是“五人帮”布局。

有人说，柯庆施是党内怪才，也有人说，他是我党发展历程中的一笔耻辱。

多年后，他依旧是十年动荡来袭前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个没有个人传记传世的领导人。

只能说，对于这位生前曾被毛主席高度看重的政客，有着太多令人看不透的过往，他的步步高升是意外，也是一种无言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