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是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一共6处古城，面积在11万~60万平方来不等。

其中郸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遗址环绕的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内筑有5个长平原史前城址双河遗址方形卵石台。考古认定其古城群属宝墩文化，跟三星堆文明属于同一时期，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年代最久远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以及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意义。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它的发现，完全是一个偶然。

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掏沟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这个消息在当地慢慢传播开来。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1934年春天，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根据挖掘出来的物品整理成材料，葛维汉写出《汉州发掘简报》。可惜因为战乱，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就停止了发掘工作。到了50年代，考古工作才逐渐恢复。

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尊、盘、戈，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出土的青铜人像群尤为引人瞩目，因为它是同时期中原文化所没有的。简而言之，就是它不像是中国人。

在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八面具、兽面具、青铜大小人像中，没有一件归属于中原青铜人器的任何一类。特别是青铜人头像，形象极为夸张，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一点都不像是中国人，而且所有的青铜器上均没有留下任何铭文，让人不可思议。这批青铜像，主要是用于宗庙的祭祀活动。蜀人把想象出来的鬼神铸成青铜像或兽面具，陈列在宗庙里面，祈求着神灵的保佑。这些铜像的浇筑过程普遍采用的是商代中晚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分铸法”，翻模制造。且人面表情夸张，艺术性很强。其中40个青铜雕像里面，有6个还戴着金面罩，这在中国迄今出土的所有青铜物件中，属于首次发现。它是为了显示头像的尊崇，还是代表着某种巫术，我们不得而知，但3300多年前埃及鼎盛时期的法老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就是黄金面罩；西亚和埃及许多雕像也是饰以金箔。因此考古学家推测这两种文化有着某种不可捉摸的联系。

在三星堆遗址里出土的文物中，金杖与青铜雕像是最引人瞩目的稀世珍宝了。而关于这两者的争议也最大，对于它们的身世和作用，众说纷纭。甚至闹出个金杖之谜来。因为很多人认为，在中国的古文化里面、并没有权杖这类象征。因此它的出现，很可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但反对者认为，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学者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这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影响。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汉书·孔光传》中有“赐太师灵寿杖”。况且蜀人活动在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蜀中剑门藤杖，仍然驰名中外。而且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戏曲中有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更是散见在各类典籍野史中。说明权杖也是华夏固有文明的一种，并非舶来品。

同时，金杖属于黄金制品，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但《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而且三星堆的金器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又形器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当时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陈列了春秋时代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说明金箔的使用应该是古人很早就掌握的一项技术。因此金杖也当属于中国上古文明的产物，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三星堆的金器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