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批示里有一句话——“我给他当证人”，这不仅是情谊，更是担当。

1965年，一封信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信里的内容很特别：一个烈士的儿子请求毛主席为自己的父亲作证，证明父亲生前的革命事迹。写信的是辽宁丹东的干部石毅，他想为自己的父亲赵宝成争取“烈士”身份，但长期以来无人能确认赵宝成的下落。赵宝成是曾经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却在历史记忆中被“遗忘”。毛主席看信后批示：“我给他当证人”。随后，赵宝成的烈士身份才被确认。为什么一个曾在长征前后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干部，会经历这样漫长的“沉默”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革命年代的“信息断档”

那个年代，别说通讯发达的条件了，连最基础的档案保存都很难做到。赵宝成牺牲时，红军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像赵宝成这样的干部，留守苏区坚持斗争，却被敌人分割围剿，牺牲后很难留下确凿的记录。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清剿策略十分残酷，很多烈士的遗骨、遗物都被毁。可以说，赵宝成的失踪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结果。烈士的英名被“埋没”，更多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客观条件，而不是有意为之。

2. 个人清白却被“连坐”

赵宝成在苏维埃政府时期，是个“能人”——担任总务厅长，管的可是后勤物资和建筑项目。这是个敏感的位置，一旦出了问题，领导者难逃干系。1933年，苏区开展“反腐”运动，调查发现总务厅下属的工程项目有贪污现象。尽管赵宝成本人两袖清风，但作为厅长，他被撤职还被判了苦工。这一处分让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阴影。即便后来恢复职位，他的“污点”可能让后人对他存疑。换句话说，赵宝成的清廉被历史误读，他的牺牲也因此被忽视。

3. 革命历史的复杂性

革命是复杂的，历史书上常常只记录胜利者的光辉瞬间，而那些牺牲者、被“边缘化”的人，往往容易被历史遗忘。赵宝成虽然曾和毛主席共事，但他在中央苏区的时间并不算长，且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并非一线指挥员。相比那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他的名字自然不容易被后世记住。这种“弱化”并非对赵宝成的不公，而是一种历史书写中的无意选择。直到石毅给毛主席写信，才让赵宝成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赵宝成的故事，既是革命年代信息断裂的缩影，也是历史复杂性的体现。毛主席愿意为赵宝成作证，不仅是私人情谊，更是对所有无名烈士的尊重。赵宝成虽然牺牲在历史的“暗影”中，但他的名字最终被铭刻在烈士纪念馆里，成为那个时代无数英雄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