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课堂
1940年7月，由聂荣臻提议，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批准，我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简称抗大二分校）校长，接替原校长陈伯钧的职务。我到校以后，原任校长陈伯钧已当选为七大代表，离职去延安。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向我简要介绍了二分校成立以来的情况。
抗大二分校是同抗大一分校同时成立的。1938年12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以抗大第5期第7大队（驻陕西延安附近的蟠龙镇）和第1大队的第1支队（驻陕北瓦窑堡）为基础，加上驻延安的抗大第2、3、4大队的一部分和陕北公学旬邑分校、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以及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各一部分合并组成抗大第二分校。建校初期的二分校，在正副校长陈伯钧、邵式平领导下，设训练部、政治部、供给处和卫生处。训练部部长徐德操，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副主任张平凯，供给处处长吴先恩，卫生处处长包玉珍。
1938年冬，陈伯钧、邵式平、徐德操、袁子钦等同志，率领2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带着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出陕北，越黄河，冲破日寇封锁，长途跋涉，进入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建了这所为我军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他们为二分校的开创，筹建了比较精干的领导机构，配备了较强的教职员队伍，为适应在敌后办学，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第一期于1939年3月上旬开学。开学那天，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安排我和政治部主任舒同到校祝贺。在大会上，我和舒同主任都讲了话，号召全校教职学员自觉地适应敌后的艰苦环境，为培养大批合格的抗日军政干部作出贡献。这一期编了4个大队13个队，学员1106人，大部分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于5月及8、9月间分两批陆续毕业。
第二期于1939年5月开学，学员主要来自晋察冀军区北岳区4个分区部队的干部和冀中部分地区部队的干部，编成4个大队14个队。此外，还有地方干部一个队，共15个队，学员2327人。9月下旬，抗大总校来到晋察冀，二分校即将陈庄一带的校址让给总校，迁往灵寿县的韩信台和唐县、完县的神南镇一带继续进行教育训练。这一期于1939年底先后毕业。
第三期于1940年3月开学，分设高级科、上级科和普通科。高级科主要训练团长、团政委和总支书记等团营干部，编为一个队；上级科主要训练连长、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等连队干部，也编成一个队；普通科主要训练班、排长，编成4个大队，每个大队有4至5个队。全校共有教职员496名，学员3526名，共计4022名。这一期于1940年年底毕业。
1940年1月中旬，李志民由总校调二分校任政治部主任，原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袁子钦调总校任组织部部长。7月上旬我到校不久，经上级批准，学校组成由校首长、各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军政委员会，我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为副主席，委员若干。8月下旬，徐德操调冀热察挺进军任参谋长，训练部的工作由我亲自主持，陶汉章任训练部副部长。1942年3月，调唐子安任训练部长。
1940年6月，抗大总校第三团奉命离开冀中回到晋东南，担负新的任务。7月，遵照抗大总校和晋察冀军区的决定，将二分校第一大队改编为抗大第三团（简称抗三团），接替原来总校第三团所担负的为冀中部队培训干部的任务。抗三团在冀中平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边战斗边学习，先后为冀中军区培训了3期学员，向战斗部队输送了近4000名干部。
第4期于1941年1月下旬开学。这一期高、上科的团、营、连干部学员近300名，普通科班、排干部学员3900多名，全校学员共4200多名，编为4个大队。不久，因为日寇的"扫荡"和封锁，解放区的生活日益困难，又随时准备战斗，所以，晋察冀军区决定普通科4个大队分散到一、二、三、四分区，改称为分区教导大队，由分区直接领导指挥，分校负责进行教学业务的指导，这就便于各分区就地轮训更多的基层干部，提高干部的水平。这样，分校校部只留下高、上科3个队，近300人。
1941年和1942年，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在二分校先后成立了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自力更生培养干部苗子。附中校长开始由李志民兼任，以后由江隆基担任。陆中总队长开始由唐子安担任，以后由李钟奇担任。这两所中学共15个队，2000多人。他们的入学，使二分校更富有朝气。
1943年2月，二分校奉中央军委之命，由校部机关率高、上科共300多人到陕北绥德归回总校建制；附设中学也随后出发，于5月抵达甘肃省合水县与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合并，编为第七分校第2大队。与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合并，编为第七分校第2大队。二分校陆军中学原定同时前往陕北，后因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战斗，直到1944年3月，陆中1大队才迁往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2大队。3月底，陆中2大队改称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归军区直接领导。抗大二分校到此即行撤销。二分校在晋察冀和冀中地区敌后根据地坚持办学5年多，先后培养了14000多名干部。
在敌后办学，尤其是深入敌后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根据地并没有固定的边界，敌人随时可以出动。学校距敌人不足百里，尽管天天上课，仍需随时准备自卫甚至直接参战。因此，难得有一个固定安稳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流动性、战斗性都非常突出。整个学校几千人，既无固定校舍，也无教室。农舍、棚圈就是我们的校室；大自然的山峦、原野、树林、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在这样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我们学习政治理论，探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战术。
根据总校制定的办校方针和军区聂司令员的指示，明确我们办校的目的是培养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军政干部。根据这一方针，结合敌后战斗频繁的环境，我们确定了"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以战术课程为重点"的教育内容，强调以"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堂与实战结合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在课程设置上，政治科目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主课，并辅以时事形势教育。同时，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反对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心是为了转变学员的思想，使之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军事课程方面，我们结合当时的实战，除进行基础训练外，专门设置游击战术课程，学习单兵战术、小分队战术；学习"偷袭"、"奇袭"以及"麻雀战"等战法；结合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学会战斗勤务诸科目。在教学方法上，既重视课堂讲解，更重视实际演练；既不降低学习内容，也不死啃条文。每期学员毕业前，都要以15-20天时间，进行一次范围较大的野营演习，使学员把平时所学的知识结合实际学会运用。
且战且训，训战结合
学校总的原则是一切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必须同实践紧密结合。在敌后办学，经常遇到敌寇的"扫荡"、"清剿"和我军民的反"扫荡"、反"清剿"的战斗，因此，必须以战斗的姿态进行教学，并善于利用战斗的实践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从实战中学习战术、技术。
二分校刚到晋察冀边区不久，就遇到两次反"扫荡"的战斗。1939年9月27日拂晓，驻石家庄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第31大队田中省三郎大队长亲率日伪军1000余人，由慈峪经过山间小道偷袭陈庄。我二分校一大队三队当时正在陈庄东南的头道沟上"小哨课"，他们发现敌情后，当即开火阻击敌人，边打边撤，并向陈庄报警，使陈庄的居民及后方机关得以安全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以后一二 O 师主力部队及4分区的部队赶到，在敌人退路上预先设伏，经过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取得了辉煌战果。1939年11月7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集中于涞源黄土岭围歼敌人的时机，突然出动，奔袭合击我驻神南镇地区的后方机关。二分校一大队受领任务阻击敌人。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指挥学员连队，从8日至10日，一直坚守神南镇外围阵地，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杀伤敌数十人，我方阵亡4人，伤10余人。在接到军区司令部的撤退命令后，才撤离神南镇。
抗三团长期坚持在冀中平原驻训干部，环境更加险恶，斗争更加复杂。1940年8月下旬，抗三团刚到冀中时，百团大战正在全面展开，遵照冀中军区的命令，就近参加了沧石路的破击战，配合二十三团破坏沧石公路40余里。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的斗争中，抗三团更是连续行军作战，即使队伍在化整为零的情况下也临危不惧，顽强地和敌人周旋，经过艰苦斗争，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为了提高学员掌握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二分校建立了学员见习和实习制度，每个学员都须轮流担任区队长（排长）。野外演习时轮流担任班、排、连长，使他们在实际演练中得到锻炼提高。1940年10月，全校举行了一次野营大演习，历时一个月，地区广及第三、第四两个分区，把即将毕业的学员全部带出去，在敌占区附近活动，武装袭击与扰乱敌人，锻炼和考验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与政治工作活动能力，使教育训练与实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1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实行"铁壁合围"、"拉网"大"扫荡"，迫使我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为对付敌人此次"扫荡"我们采取了"分散游击"的办法。李志民和抗1团团长唐凯、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率抗1团全体，横跨平汉铁路，与那里的抗3团汇合，加紧平原游击战术的训练。在此期间，我带领校直属队与抗2团、高上科的队伍，坚持在冀西地区活动，与日伪军周旋。阜平、平山、灵寿、行唐交界处，山峦起伏，草木翁郁。浩浩荡荡的行军队形，我手拄一根木棍走在最前头。校直属队离开棉花庄、蔡家庄，边运动、边训练、边牵制敌人。当这支队伍走进大山沟向温泉镇前进时，为甩掉尾敌需要翻过一座大山。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硬是从密林中翻越了南山高峰。一个多月的反"扫荡"，大小转移42次，紧急突围7次，行程1200余里，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兜圈子，使敌人疲于奔命，而我们却跳出了包围圈。
此次反"扫荡"中，校文工团的队伍在整鱼山和日军遭遇。激战中，有6人牺牲在敌人机枪扫射中，有8人负伤，政治指导员黄中俊跳崖时石尖挖掉了脚掌一块肉，一拐一跛地寻找被打散的队伍。此次反"扫荡"之后，有500名毕业学员走上战斗岗位。
1942年底至1943年初，陆中在灵寿县慈峪与岔头之间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进行反"蚕食"斗争。主要活动是放哨监视敌人行动，掩护地方干部过封锁沟，有时派出小分队袭扰敌人或者捕捉特务等等。1943年秋季反"扫荡"时，晋察冀军区命令陆军中学坚持在陈庄以北、阜平以南地区，掩护地方机关、人民群众及部队的后方单位安全转移，保护秋收，保护物资，并利用机会打击敌人。陆中受命后，总队长李钟奇、政治处主任陈宜贵召集会议研究布置，进行动员和战斗编组。组成若干飞行射击组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广泛袭扰敌人，打击敌人，并抓住战机打了些漂亮仗。陆中胜利地完成了反"扫荡"斗争任务，受到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敌后办学，每经历一次反"扫荡"，每遇到一次战斗，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对广大教职员来说，这些也都是非常实际的锻炼和学习，在实战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这是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正是敌后办学的一大特色。通过战斗实践，总结战斗经验，充实教材，教育学员。同时学校的干部和学员也在反复的斗争实践中增长了经验和才干。
艰苦奋斗，战胜困难
敌后办学环境是艰苦的，但大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克服重重困难。生活得既艰苦、紧张，又愉快、活泼。那时，我们没有营房，从上到下都分住在老乡家。茅屋、草棚就是我们的宿舍；树丛、山坡、村边场地，就是我们的操场；背包就是"坐凳"，膝盖就是"课桌"。教材缺乏，由教员临时编写，用边区土造的粗纸刻蜡版油印。教具大多是土法自制的代用品。树枝可作笔，沙土可代纸，习作、写画，研讨学问，都可以用它。
我们穿的是黄绿色的粗布军衣。每年一身棉衣，一身单衣，到了春天，棉衣拆去棉花就是"夹衣",到冬天絮上棉花又成棉衣。严冬季节，师生们衣被单薄，晚上冻得睡不着觉。我就组织大家把床单缝成大口袋，上山打回柴草塞进口袋里，做成草褥子。
我们吃的也很清苦。到了1941年以后，敌人对我们的封锁进一步加紧，边区军民困难日增，我们学校的给养，就得去外地或边沿区想办法。学校只有一个很小的运输队，骡马运力都很有限。因此，在紧张的教学、战斗中，还得组织全体人员参加背粮。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很艰苦，遇上灾年，特别是敌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灾荒的时候，我们还要从仅有的一点口粮中，每人每日节约1两、2两，用来救济受灾群众。1942年晋察冀军民的敌后抗战进入了最严峻的阶段。敌人的掠夺与封锁，加上严重灾情，造成了根据地严重缺粮，抗大二分校的师生不得不用黑豆等杂粮充饥。有一次，我和附中的同学们一起吃黑豆饼，一边吃一边鼓励大家说：现在咱们大家吃黑豆，生活很困难，可是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有人民群众的帮助。敌人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他们是侵略者，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同时我又建议炊事班，把黑豆做成豆腐、豆汁，改善伙食。
我们经常要求全校学员要以战斗的姿态进行教学与工作。平时严格军事生活，养成令行禁止、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形成风气。1941年2月，抗大二分校的高干科、上干科合并为高上科。科长詹才芳、副科长肖全夫，下属四个队共500人。在高上科学习的团以上干部人学时，不少人带马、带饲养员，营级干部带勤务员。我趁着合并的机会，当众宣布："到学校学习的干部要过学员生活，不管什么人进到学校要'下马'，把带来的马编到后勤部门，成立运输队，由战马驮军粮，减少学员背粮次数。"上百匹马集中起来，是一支不小的运输力量。我指定从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来的副官长吕云起为运输大队大队长。
我在全校强调体质与行军力的锻炼。我指出：行军力就是战斗力。我的口号是"胜利在脚"。我以身作则带领大家锻炼。每天坚持出早操，锻炼身体；每星期六全校集合，以陈庄镇为目标，进行往返约20里的越野长跑，我常亲自带队，边跑边喊口号。
有时，我还组织全校爬山。1942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是组织爬山来庆祝的。在驻地北面有一座较高的山，那天拂晓前，天还黑乎乎的，我带领少数同志向山头奋进，爬上山顶时，天还未明。这时，全校各队学员还在半山腰，从四面齐头向山头奔进。校文工团组成了鼓动组、啦啦队，敲锣打鼓，鼓励大家。在大山之巅，全校千余人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迎着东方的朝阳，我即席讲话，对大家进行了勉励，并朗诵了我临时作的一首新诗："五四"的朝阳，放出万丈光芒。站立山冈，同声歌唱。要把身体锻炼得十分强壮，要把军政知识学得更深更广。学好本领，奔赴战场。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
1942年6月1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6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我荣获抗大总校颁发的一等奖和"党的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战士"荣誉称号。这是上级领导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这里讲一件我剃胡子的往事。1943年春，抗大二分校整顿军容风纪，我在全校大会上动员，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我还下令：为了符合战斗要求，大家回去后，一律把头剃光。当时在校文工团常扮演女角的一个小伙子，很不愿意把自己留的长长的头发剃光。在学员们讨论剃光头的事时，小伙子提出：学员们留头发不符合战斗要求，那校长留胡子就符合战斗要求？打起仗来烧了他的胡子，口鼻都烧坏了怎么办？再说，如果大家都像校长那样留起胡子，不都成了胡子兵了吗？他的这个意见，还真得到一些愿意留头发学员的共鸣。意见很快反映到了校部。
我听到这个意见后，陷入了冷静的思索：1925年，我在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当兵，一次我生了一场大病，脸变得又长又瘦，这时有位好友劝我留起胡子，说这样显得精神些。我在好友的劝导下把胡子留起来了，那时我才21岁。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觉得这个学员提的意见有道理。当晚，我一狠心，操起剃头刀就把心爱的胡子刮掉了。第二天早操，我第一个来到操场，学员们发现我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有的感到惊奇，有的为我惋惜。大家留的分头、平头，两天后都剃光了。
几天后，我到聂荣臻司令员那里汇报工作。进屋后，聂司令员一眼就看出我没有胡子了。他惊奇地问："孙毅，怎么没有胡子了？"我如实说明了情况。聂司令员听后微笑着说："你这胡子已出了名了，没有胡子了，还怎么叫孙胡子呢？还是留起来好。"我点点头说："好，我听司令员的。"就这样，我又把胡子留起来了。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能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培训任务，我深感有四个字是我们的法宝，这就是苦、严、行、正四个字。
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奋斗，战胜困难，迎着困难上，在困难面前不屈服，从而磨炼我们的意志。
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切训练必须从难从严，决不苟且马虎；训练中多流汗，战场上才可能少流血。
行﹣﹣言行一致，言教、身教结合，身教胜于言教。领导者以实际的表率作用来达到教育的目的。
正﹣﹣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待人以诚，不说假话，办事扎实，实事求是，不搞"花架子"，正大光明，不徇私情。
奔赴延安
1944年3月，抗大二分校撤销，我奉命调至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接替黄永胜任司令员，从3月至10月中旬，与王平政治委员、唐子安参谋长一起共事。7个半月中，在董家村一带，开过50多天的晋察冀军区、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六七年的作战经验。除此之外，我还到县大队、区小队调查研究一个月。
这年10月，鉴于根据地扩大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晋察冀军区建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这时，上级任命我为冀晋军区副司令员。到职前，我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提出："我向来未进党校学习过，想趁此机会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两个月再回来。"程子华给在延安的聂司令员发了电报，聂司令员回电同意。
10月中旬，我和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人组成一支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步行一个半月，终于在12月初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住在距延安30里路的一个医院里，便决定顺便看看他。见面后我说："老校长，我到党校学习，路过这里，听说你在这儿，特意来看看你。"刘老总非常高兴。他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孙毅，有个窦尚初你知不知道？"我说："知道，有这个人。"刘老总又说："他骂你三个钟头，我这里有一份，一万多字，是他收集的各种材料。你这个人工作积极，很负责任，就是态度恶劣，方式生硬。人家说得有声有色，好多学生鼓掌。你到了延安，找一份自己看看。"我呆了半个钟头，下午就到了延安，住在党校招待所。第二天，我先去看望了聂荣臻司令员，见面后，聂司令员主张我暂时先不要去党校学习，先休息几个月。于是把我安排在军委干休所。
住在军委于休所的人，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不少是老红军战士，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等，共70多人，组成干休所党支部。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指定我担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胡耀邦对我说："你担任党支部书记，遇到事情党内解决。"我感到这担子难挑，平时老干部们议论纷纷，不太好领导。我担任支部书记后，他们对我大面子上还过得去，背地里也说些闲话。一段时间之后，干休所的工作有了起色。在此期间，彭真、吕正操同志看过我一次，对我很有帮助。我过去没有担任过支部书记，这一次我体会到，党的工作要耐心、耐烦，要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是自己要以身作则。
抗大二分校高上科的500人1943年上半年就回到了延安，编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整风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三个月内，至少有100人，每天下午或晚上来干休所同我谈话。见面后，他们先是摆我的优点，说我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然后对我作风上不足地方，如说服不够，性格急躁，口出不逊，好骂人等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批评，对我帮助很大，真正起到了作用，感到不改不行了。以后我到了冀中，大部分毛病都改了。说到那个窦尚初，他当过3分区副团长，摆老资格，在高上科时因犯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我批评过他，他不满，于是整风学习中，收集了许多有关我的材料，夸大情节，捏造事实。据说，他后来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
我住在军委干休所，一天和一位老红军战士交谈，得知他去枣园看望了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现状。听了这个消息，我心里顿时翻腾起来了，萌发了也想去看望毛主席的念头。
第二天上午，我打定主意，要去看望毛主席。我换上一套干净的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军委干休所，边走边想，见到毛主席说什么好呢？怎么样汇报十几年来的个人状况呢，想着想着，我的脚步不由得放慢了，我自言自语地说："不行，不能去打扰他老人家，还是给毛主席写封信汇报好。"
这天晚上，我坐在桌前，眼望墙上的年历，这一天是1944年12月14日。13年前的这一天，是宁都起义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光辉的日子。我眼含热泪，挥毫润墨，给毛主席写信，报告从1934年长征前至今自己的主要经历和目前现状，敬请领袖批评指正。这封信，半文半白，用毛笔写了三页纸，信的末尾落款日期是"1944年12月14日宁暴13周年纪念日"。信封好之后，通过邮局寄给了毛主席。
一个半月之后，即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我惊喜地接过信，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我急忙把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呈现在眼前：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1日至6月11日，在革命圣地延安隆重召开。开幕前夕，大会筹委会根据晋察冀边区党员人数计算，代表名额不够，经慎重研究、讨论，增补我为七大正式代表、田秀涓为七大候补代表。我们二人异常兴奋地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之后，我和田秀涓同入中央党校学习。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