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刘秀与其兄刘演抱着兴复汉室的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发动宗族、宾客、地主豪强，组成了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号称“舂陵军”。

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便与绿林军约定“合纵”。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后，刘演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后调援兵救援，与守城内的将士内外合击，重创莽军。

昆阳之战，对于新莽政权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演又夺下了宛城，其实力开始与农民军分庭抗礼。后更始帝刘玄杀刘演，刘秀赴宛城谢罪，这一行为使其受到了农民军的信任，被封为破大将军、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权覆灭。

更始帝在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次年灭王朗，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更始政权的调遣，收编了河北的铜马等农民起义军，而他被称为“铜马帝”。

公元25年，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鄗（今河北柏乡北），从此担负起兴复汉室的重任。由于这里地域狭小而偏远，不利于统一大业的发展，因而刘秀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不久便迁都于洛阳。

对于都城的选择，各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都城位置的选择，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一是河北，但主要在前两种选择上产生了比较大争议。中国地域之大，难道只有长安和洛阳两处可供选择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到唐代，我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也是我国古代都城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原因。另一方面，长安与洛阳地区长期的人文积淀对于都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我国古代都城的选择必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并呈现东西徘徊、往复的特点。以下我们来简要分析东汉初年，刘秀定都洛阳的原因。

西汉中后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元帝以后，破产的农民与日俱增，他们背井离乡，流亡各地。那些侥幸没有走上流亡道路的贫民，在官府的压榨下，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频繁的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到无法活命的地步。“汉命已尽，当更受命”的思想，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从现实政治出发，每一个食禄的臣子都应该忠君爱国，当国家出现危难之时，当勇于承担责任。正是出于现实的职责，一些士人们提出了一些变通的“更命”方式。翼奉的迁都说就是一种变通的“更命”方式。

西汉元帝初平三年（前46），翼奉提出的一次迁都洛阳之议又引发出一些新的迁都思想。西汉因建造大量雄伟壮观的宫室，而消耗了多年的积蓄，这种奢靡的风气，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便想借“迁都正本”来缓解西汉中后期的豪奢之风，使得旧俗得以改变，推行“周政”，崇尚“德化”，以此来缓解西汉的危机。

他将迁都与改制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迁都来改变旧有的制度，这是受到了商周迁都改制经验的启发。翼奉的主张，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广泛的舆论支持，甚至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汉元帝没有这种号召力，迁都的提议也最终没有变为现实，但在国家积重难返之时，勇于通过迁都改制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始建国五年（13年），王莽萌生了迁都洛阳的想法。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符命著名，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洛阳之都。”王莽欲借符命迁都洛阳，以应天命，但其轰轰烈烈的新政，不但没能扭转西汉倾颓的政治局面，反而使社会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迁都尚未施行，却带来如此之大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莽不得不因此放弃了迁都洛阳的打算。终王莽朝，再没有迁都之议，迁都计划就此破产。

所以，面对西汉积重难返的社会状况，王莽欲借鉴以往托古改制的经验，迁都洛阳，实行“周政”，以消除旧有文化氛围的影响。这种通过改良实现国命延续的方法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刘秀却走上另外一条带有革命色彩的道路，待其彻底腐化、没落，经过大乱而大治，重新建立新的王朝，推行新的行政风尚。

建国之初，刘秀在面临都城选择之时，经过多方考量后，终定都洛阳。这种选择不仅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迁都思潮，更彻底改变了西汉的社会风气，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从此，东汉王朝走上了辉煌的发展之路。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越来越多的体现着儒家学说的思想。汉光武帝刘秀的阅历非常丰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我们不得不说，那就是曾经去长安入过太学。

《东观汉纪》载，“后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更重要的是，刘秀在学习的过程中“太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且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刘秀文武双全的杰出素质，为日后中兴汉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武十七年（41年）的一次家庭宴会上，刘秀的婶娘伯母们相饮甚欢，相互间提起刘秀年轻时的情形，说：“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听后笑着回答：“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刘秀的婶娘伯母们所说的“直柔”，是从人的性格、品行来说的，夸奖刘秀正直、柔和。而刘秀所说的“柔道”，则是从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政治原则来说的。所谓“柔道”，其实就是“儒道”，是儒家经典中的“仁政”。在刘秀的政治生涯中，确实始终贯彻着“柔道”精神，这与其在太学时所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刘秀极为重视儒学，甚至在行兵打仗之时，也不忘诵经、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可见，刘秀是相当重视儒的。当了皇帝之后，“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刘秀这样不辞辛劳地宣扬儒道，与刘邦侮辱儒生、贱视儒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秀重儒而并非空谈，而是重视实践之人。刘秀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一贯坚行儒道、坚持仁政。如刘秀初到河北之时，赤眉军势力很大，对他有极大威胁，手下刘林上策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刘秀却选择放弃。

在刘秀心中，这样灭绝人性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建国之后，刘秀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和释放奴隶，也都是坚持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做法。由此可见，定都洛阳实现了刘秀以儒治国的理想。以此奠定了东汉两百多年的辉煌大业。

洛阳地处伊洛谷地，在面积上较为狭小，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刘秀决定迁都洛阳，得益于其“天下之中”的良好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史记·周本纪》中说到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在建议刘邦迁都关中之时也提到，洛阳“四面受敌”，这种说法从另一角度说明，洛阳确实位于天下之中。侯甬坚先生在其“中心地学说”中也提到，都城定于天下之中的位置，有利于政令的传达、物资的集散和兵民往来。这对于一向具有尚中观念的国人来说，定都洛阳是最正确的选择。

洛阳不但居于天下之中，在地势上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西汉的翼奉在提出迁都改制之时，也盛赞洛阳在地理上的优势，“左据成皋，右阻黾池”，“东厌诸侯之权，西远胡羌之难。”傅毅在《洛都赋》中也曾提到：“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可见洛阳所处的地势虽没有关中险固，但也是非常险要的。

并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占据这个居中之地对于刘秀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赤眉军攻下长安之时，刘秀也定都洛阳。占据洛阳，可以有效地阻击赤眉军的东退之路，控制着整个中原的要冲，在军事上占据了有利位置。为后来击败其他割据势力，进而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初年的洛阳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史记·苏秦列传》中也有：“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可见，洛阳的商业在很早就得到了发展。

战国秦西汉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发达的经济区。西汉时期，洛阳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长安、全国第二大的商业经济区，当时的关中地区固然繁荣、富庶，但洛阳以温、大梁、阳翟、陈、宛等商业城市所形成的商业圈，就整体而言，并不比长安相差多远。

西汉时期，南阳太守积极兴修水利，为南阳地区的富庶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阳以东的汝南，西汉后期也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农业区。王莽时，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这样，西汉的城市之间可以相互进行经济交流，极大的推动了洛阳地区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曾经凭借关中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而得天下，但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该地区逐渐显现出地狭民众、资源匮乏的不利表现，这些沉重的负担导致土地、经济压力剧增。

所以，在西汉武帝时期，便出现了“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之粟以给京师的状况，充分说明长安在武帝时就已经出现没落的趋势，而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到新莽时期，人口压力过大甚至成为迁都思潮兴起的的主要原因。而洛阳经济富庶，四方道里均衡，也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四周经济区的大力支持。所以，此时的洛阳便成为东汉都城的首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