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的大业落到了晋国手中。晋文公经城濮一战奠定霸业，并长期持续。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作战失败，但很快又变得强盛。晋楚南北呈现对峙状态，争夺边疆华夏之国的依附权，形成晋楚争霸的格局，这是春秋争霸的第二阶段。

晋文公复国前晋国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威胁。晋献公宠爱骊姬，想要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设计逼死了太子申生，陷害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奔。晋献公尽逐群公子，立奚齐为太子。内乱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晋献公死后晋国因为继承人问题再度内乱。

大夫里克和丕郑想要立公子重耳，就发动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的追随者在晋国作乱。里克先后杀掉荀息所立的新君奚齐和卓子。公子夷吾重赂秦穆公，在秦、齐联合帮助下登上晋国君位为晋惠公。晋惠公即位后晋国发生两次饥荒，依靠秦国输粟得以缓解。晋惠公想赖掉对秦国贿赂，又违背当初纳群公子的承诺，加之不肯救援秦国饥荒，引起秦国不满。

秦穆公伐晋，双方战于韩，秦国抓了晋惠公，新征晋国的河东地区。狄人趁晋国败军入侵，夺取了晋国的狐、厨和受铎，兵临汾地、昆都，晋国当时面临着严重的外患。太子圉从秦国逃回继位为怀公，但诛杀狐突失了人心。晋惠公、晋怀公不能稳定国内形势，也不能有效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历经狄、卫、齐、宋、郑、楚等国，最后到了秦国。得到秦穆公的资助，才重返晋国，即位为晋文公。楚国打败宋国后势力更加深入华夏地区，齐、宋、鲁相继加入了楚国阵营。同时戎狄肆虐，严重威胁晋国和周室，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业最终落到晋文公的手里。

晋文公即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率师勤王。僖公二十，郑国进攻滑国，周襄王派了伯服、游孙伯到郑国替滑国求情。郑文公因周、郑旧怨，不听从周襄王，反而抓了伯服和游孙伯。周襄王大怒，不顾大臣富辰劝谏，派颓叔、桃子引狄人伐郑，夺去了郑国的栎。周襄王感激狄人，立了狄女后。颓叔、桃子奉周襄王的弟弟王子之命，借狄人伐周，大败周师。周襄王出逃到郑国，向秦、晋求援。

周襄王蒙难，首先告难于鲁，鲁没有实力勤王，反而推脱请咨询群臣商量对策。于是周襄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这似乎表明周襄王一开始并不信任晋国，而是寄希望于鲁国。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朝王次数极少，而朝王霸主多。主要是鲁国基于实际情况，周、鲁之间距离遥远，又林立着许多诸侯国，朝王不便。

又是春秋时期王政衰微，各诸侯国为求自存不得不选择依附实力强大的霸主。当时的鲁国实力不足，面对周王室的困难，鲁国无心也无力朝王。故而臧文仲“天子蒙尘于外，敢不敢问官守”，看似恭敬，关心王室，实则推托之词。晋国从晋献公到惠公、怀公，晋国的内乱并未真正平息，又遭到狄人数次侵伐。晋文公得知王难，对勤王之事没下定决心。

得知秦穆公率师欲勤王，狐偃力谏晋文公，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公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晋文公劝退秦穆公，左师迎周王，右师围温。周王回到王城，抓了太叔杀掉。晋文公安定周王室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文公，文公请遂被拒绝。遂本为天子葬礼，晋文公向周王请遂，在“尊王”一事虔诚度打折。

另有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趁城濮之战的余威，在践土作王宫以召周王。此举遭到孔子的批评：“以臣召王，不可以训”，后世亦多议论。“公朝于王所”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传》无详细载，杨伯峻引杜预注解：“王在践土，非京师，故曰王所也”。

朱熹曾论及：“谲，诡也。二公子皆诸侯盟主……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诡甚矣”。朱熹认为齐桓、晋文持心不正，但是齐桓公不行诡诈，相较晋文公略胜一筹。

晚清学人黄式三有不同意见：“晋文公不正，郑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齐桓公正以召陵，皆一隅之举，只见冰山一角”。不同意郑玄与朱熹的看法，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一隅”，只见冰山一角。

《吕氏春秋·义赏》曾记载城濮之事后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孔子闻之曰：邻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也。”《韩非子·南一》也记载孔子之语：“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百世之利。”《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中孔子对晋文公在军事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史记·晋世家》却认为晋文公召王颇有些无奈：“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以看出晋文公“以臣召君”实在是不得已，晋文公即位不久，担心自己率领诸侯朝王得不到诸侯的认可，甚至担心有诸侯会反叛。

不过践土之盟，晋文公与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表明晋文公确实是在行“尊王”之举。晋文公勤王开始前的举棋不定，跟晋国传统也有关系。后来的晋国并非嫡传，而是早期晋国的旁支。

曲沃庄伯和晋武公时期，周与晋的关系非常恶劣，周、晋数次交兵。鲁庄公十六年，周僖王接受晋武公贿赂，正式册命晋武公为诸侯，周、晋得以缓和，但并非融洽。晋国在发展过程中曾兼并姬姓诸侯，晋司马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

周王室在春秋初期还尚有实力能武装干预曲沃庄伯的“篡弑”，但越往后越不济，对于晋国伐灭同姓，只能是敢怒不能为。晋国在春秋时期长时间为华夏诸国的领袖，在晋献公及之前多兼并小国，但“在春秋二百四十余年间,被晋国先后吞并的……更多的还是戎、狄族国家”。到晋文公时期对晋国传统进行改革，周、晋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晁福林从齐桓晋文在“尊王”事件上获得的实际收益分析，指出晋文公与齐桓公在“尊王”的区别：齐桓公受王室恩典少，却更虔诚和敬重；晋文公受恩典较多，在虔诚度上稍逊一筹。

第二件事是御狄。选取齐桓公首霸之年至晋文公称霸（鲁庄公十五年至鲁僖公二十八年）之间戎、狄对华夏的侵扰。

从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到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建立霸业，期间戎狄对华夏诸侯侵扰共计 19 ，戎狄的强大对华夏诸侯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僖公元年、二年，齐桓公救邢、存卫，处理之前的遗留问题，特别是闵公二年狄人侵卫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卫国一度亡国，宋桓公迎接“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这期间戎狄与华夏诸侯的交集不止此数，如庄公三十年齐人为燕伐山戎。戎狄也不尽是对华夏诸国的骚扰，如僖公十八年《经》载“狄救齐”。僖公八年，晋里克在采桑打败狄人，当年狄人就再次伐晋以报复，可见狄人的强横。从庄公十八年到僖公十七年，都是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但齐国对于戎狄的侵扰没有十分有效的办法，不能从军事上绝对战胜或实现有效的威慑，更多的是呈防御态势。

不过齐桓公当霸主的时候，救邢、存卫、伐山戎，并且替周王室和晋国同戎狄达成和平协议，尚能维持华夏文化的延续，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功绩。但齐桓公死后春秋社会进入“无霸”状态，宋襄公意图接替霸主大业，却被楚成王挫败。楚国北进势头迅猛，宋、齐、郑、曹、卫等国家都入了楚盟。

城濮之战前夕，晋栾贞子言“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北方游牧民族强大，不但侵伐邢、卫等国，更是三次伐晋，还取了晋国的土地。由于晋国特殊的地理关系，周遭戎狄实力强盛，晋文公“攘夷”事业的决心和力度都要比齐桓公更为突出。

晋文公的“攘夷”大业对北方游牧民族多采取强悍的军事手段，城濮战后晋文公着手对付戎狄。分别于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御狄，三十一年又增两军，既见晋御狄之决心和实力，也可见狄人实力之强。但晋文公即位九年就死去，对付戎狄的具体计划留给其后继者实施。在晋国长期的军事打击下，北方游牧民族逐渐衰弱，华夏文化受到晋国霸业的庇护而得以延续。晋文公经过城濮之战大胜楚国，又在践土之盟上获得周天子的赐命，成为与齐桓公比肩的春秋大霸主。

晋文公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旗帜，其建立的晋国霸业没有随着晋文公的薨亡而告终。晋国与楚国持续争霸，形成以晋、楚争霸的格局。诚然晋文公在“尊王”上较之于齐桓公不够虔诚，但在“攘夷”事业上更胜一筹，作三行、建五军都是针对北方游牧民族。

晋文公因在位时间较短，来不及具体实施对以“掠夺主义”的游牧民族的军事计划，但为出兵戎狄做了前期的重要准备。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晋文公的继承者晋襄公正是依靠其准备而大败戎狄。北方游牧民族在晋国崛起后，不能再像之前随意的侵扰华夏，反而在晋国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逐渐衰弱，“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