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名字如同闪耀的明珠——张居正。
他从一个普通的少年，成长为影响一个王朝命运的“救时宰相”。
是什么样的机遇和能力，让他能在朝堂上呼风唤雨？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和手段，支撑着他推行一系列改革？
——【·救时宰相·】——
张居正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年少时就聪慧过人，有“神童”的美誉。他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
42岁时，张居正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朝政。期间，他和高拱抓住机遇，促成鞑靼与明朝互市和好，稳定了北部边疆形势。
1572年，年仅47岁的张居正取代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
他推行“考成法”，明确各级官员职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层层考核，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使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他高度重视解决国家财政亏空问题，把完成官税征缴作为各级官员“考成”的重要内容，从而扭转了税银拖欠现象。
他认识到土地集中兼并是导致“国匮民穷”的重要因素，“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从而导致民穷逃亡，故额顿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田产，重新绘制鱼鳞图册，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
政府财力匮乏局面由此而改观：“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张居正还知人善任，任用了一批能臣干吏。
如任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镇守蓟门，抵御蒙古入侵；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及运河等。他还任用殷正茂担任两广督抚，镇压兵民反叛；采取强硬措施，镇压盗贼，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他主政下，已呈衰败迹象的大明王朝出现了“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的中兴景象。
长期以来，张居正被视作伟大的改革家，但史料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凤凰网历史频道“重读张居正”所言：“只要梳理下明代历史，我们便会尴尬地发现：张居正各项主张似乎都是前人曾经说过、做过的。而他唯一超出前辈的地方，似乎只有他那将大明朝的官僚机器的运行效率驱赶到最大的严苛而已”。
不管怎么说，称其为“救时宰相”，大体是没错的（梁启超甚至称张居正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那么，张居正又是如何成为“救时之相”的呢？
——【·充分信任·】——
最高决策者的充分信任，给了他施展身手的机会。自胡惟庸案以后，明朝即废除了宰相一职。皇帝既是大明王朝的董事长，更兼着大明王朝的总经理。
为了处理大量的日常管理事务，明朝设立了内阁来充当皇帝决策的顾问和参谋。
内阁的独特定位决定了如下事实：即便事实上履行着宰相的职能，在维系国家政治运转中发挥关键作用，内阁也只能是“有宰相之实，而无宰相之名”。
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决定了内阁（首辅）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获得皇家的充分信任。在这方面，张居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抓住了这个机遇。
当时，万历皇帝年龄尚小，正是学习、戏耍的年龄，张居正结交司礼监大太监冯保，与宦官保持良好关系；曲意迎奉年幼皇帝的母亲李贵妃，取得了贵妃的信任。
这就为其放手施政、施展治国理政才能创造了可能。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帝感受到相权的挤压而产生压抑感，甚至在张居正死后对其开展清算，那就是后话了。
——【·敬天法祖·】——
“敬天法祖”，继承前人优秀传统，使施政切合了时弊。
张居正执政时所面临的问题，如吏治腐败、政府效率低下，土地集中、收入差距拉大，国库空虚、军备废弛等，都不是一夕而成的，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早在嘉靖年间，明世宗就在张璁的辅佐下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具体如：整顿朝纲、抑制宦官，废除外戚世封、清理勋戚庄田，减轻租银、赈灾济荒，征剿倭寇、整顿边防，改革科举制度，遏制土地兼并等。
这些措施，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一定作用，“天下翕然称治”，甚至呈现出“中兴”的迹象。
对于嘉靖前期整顿学政、吏治的成就，张居正曾做过高度评价：“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循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
但此后不久，嘉靖皇帝便沉湎于修道和长生不老之术，多年不上朝；而担任首辅的严嵩又揣摩圣意，上下其手，大肆营私舞弊，由此导致朝政迅速败坏，社会形势更加恶化。
面对和嘉靖初期同样的社会矛盾，张居正没有标新立异，没有另起炉灶，而是把恢复、贯彻嘉靖革新的良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
他从省议论、振纪刚、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方面入手，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其核心就是整顿吏治和提高政府“执行力”，通过重整纲纪、力行法度，来实现社会的良治。
这也是奉行“敬天法祖”、“遵守成宪”施政方针的内在逻辑。采取上述施政方针，毫无疑问，与张居正早年担任庶吉士、熟悉明朝法令及其演变的个人经历有关。
但这样做，显然也是有助于消除皇室“幼儿寡母”疑虑，增强皇家信任的；是有助于获得士大夫、官僚阶层认可，化解反对声音的。
——【·有张有弛·】——
有张有弛，循序渐进推行新政。对于嘉靖后期政治败坏的纠正，不是从张居正才开始的。
早在嘉靖、隆庆更替之时，由张居正协助徐阶起草的嘉靖遗诏，就以嘉靖的口吻对嘉靖痴迷道教的做法做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要为那些因批评玄修而受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这就为隆庆皇帝调整政策打开了大门。
徐阶主政，坚持“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在内阁推行集体办公，大力整顿吏治，选拔贤才、裁减冗员。
高拱担任首辅，更是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调整政策、整治社会积弊。到了张居正担任首辅，要想“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已根本不可能；张居正能做的，只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拨乱反正”更进一步。
而张居正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以“考成法”为抓手，“选贤任能”，整顿吏治，一举改变官员因循守旧、效率低下的顽疾。
在此基础上，他推动清丈土地，重画鱼鳞图册，打击勋爵、大地主的不法行为，堵塞税收流失，为巩固国家财政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明朝统治出现中兴局面。
——【·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使张居正对锐意推行新政持有大无畏精神。
张居正步入仕途时期，正是阳明心学广为流行的时代。阳明心学对张居正影响最大的，是“狂者胸次”（即进取之士的胸怀，笔者注）。
对于“狂者胸次”，王阳明曾将其解释为：“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扰俗然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立于千仞绝壁之上，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凤凰形象对张居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自小就胸怀大志的张居正，仿效其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混迹”，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上忍隐沉浮，其所图者，就是一朝掌握权柄以行宏图大志。
对于其报国志向，张居正曾做过如下描述：“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喜欢施与，况诋毁而已乎？”待到其担任首辅之后，张居正便积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他凭着对施政理念的强烈自信，强力推行各项施政纲领，即使遇到反对也不改初衷。
在其执政期间，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不合情理、有违常规的做法，例如：勾结内臣、谄媚内宫；过分严格管教小皇帝，乃至激起逆反情绪；揽权，压制其他阁僚发挥作用；贪恋权位，营求夺情；压制言官，阻塞言路；乃至“毁书院、禁讲学”等等。
对于上述各种措施的非议，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仍然义无返顾地做了。背后驱动他的，就是其早年树立的弘愿和卓尔不群的凤凰的自我定位。
